图片上的这个人，
不知道有没有人认识。
“只要是我收藏的东西，
就一定要保留在我们国土上。”
豪情万丈的一句话，
溢满了他的民族之情。
他就是——张伯驹。
一个你知道了，
就再也不会忘记的人。
清末民初的河南项城，曾有两家大户，一袁一张。1898年，张伯驹出生在书香门第张家，7岁那年，他被过继给伯父张镇芳。这一去，人生就发生了巨变。
张镇芳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之内弟，历任直隶总督、河南都督等职，位高权重，家财万贯。而作为张镇芳之子的的张伯驹，自然是锦衣玉食，吃穿用度，一应俱全。他聪颖好学，7岁入私塾，9岁能写诗，从小便有着“神童”的美誉，深受张镇芳的喜爱。
身处官宦之家，又生逢乱世，家里人自然想让张伯驹做军官。
民国元年，随父亲赴任河南都督的张伯驹，被送入了河南陆军小学读书，此后便开始了军伍生涯。然而，生性淡泊的张伯驹，看不惯官场之中的腐败风气，自感做军人简直是一种“耻辱”，于是，他毅然脱下军装，赋闲在家，每日只写诗作画，看戏唱曲，过得好不自在。赵顾问只想弱弱的说一句，还是有钱任性啊~
家境殷实的他所居府邸堪称京城一绝，曾是“民国四公子”之一。不同于其他的富家子弟，虽然他常与阔公子为友，却丝毫未沾纨绔之气。他生性素淡，喜同名士交涉，正因如此，他对书画名品也有一定见识，经常会为收藏名品一掷千金。
做官不成，父亲又让他打理银行事务。他却只一门心思读书听曲儿，闲时便背着手去书画行里闲逛，只要看中，再贵也一定要买下来。为此，母亲整日在家哀叹：“让你做官不去，让你开银行不好好开，就知道花钱买字画！”
要讲张伯驹一生的跌宕，必须先讲讲他的夫人潘素。
她生于姑苏，先祖为清代状元宰相。可惜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将祖产挥霍一空。幼年时，生母为潘素聘名师，音律、绘画、无一不通。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便将她送到青楼。因弹得一手好琵琶，出落秀气，谈吐不俗，很快就红透了上海滩，一时间博得了“潘妃”的美誉。
而每年会被父亲派去上海查账的张伯驹，自然也少不了在分月场合的应酬走动。有一次，张伯驹查完账目跟一众公子朋友去喝花酒，正逢着名角潘素登台弹曲，曲声和缓，余音绕梁。见此人间绝色，张伯驹自是一眼就沦陷了。
一见倾心后，张伯驹发誓要娶潘素。当时，潘素早被一位有权有势的国民党中将看中。一听说张伯驹有意于潘素，对方赶紧派人将潘素软禁。
上海毕竟不是自己的地盘，张伯驹便托好友买通了中将的兵卫，连夜将潘素带走。几日后，携潘素回到北京，迅速成婚。
成婚后张伯驹见潘素聪慧，就请人教她山水画、通鉴古文。潘素果然没有辜负张伯驹的栽培，悉心钻研工笔画法，日后成了颇有造诣的青绿山水画家，连张大千都赞叹不已。
同时他还将巨款分给其他太太，结束了复杂的婚姻关系，予潘素一个“一生一世一双人”的诺言。潘素抚琴泼墨，张伯驹填词作诗，琴瑟和鸣，真可谓“只羡鸳鸯不羡仙”。而潘素对张伯驹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后来的岁月里，人世间无数悲欢荣辱，如暴风骤雨向张伯驹袭来，潘素始终陪伴在他身边，一步也没有离去。
一开始，张伯驹豪掷千金买字画，是满足个人情致。当他知晓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民间，又被倒卖到国外后，内心的忧愤便越来越重。
那一年，听说溥儒要将《平复帖》转卖，张伯驹坐不住了。溥儒是恭亲王之孙，手上有大量字画珍品。此前，他曾将国宝级的《照夜白图》倒卖给英国人，气得张伯驹直跺脚。
韩干《照夜白图》
而这次的《平复帖》，是西晋文人陆机的真迹，有1700年历史，也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手迹，素有“中华第一帖”之誉，上面盖满历朝历代名家印章。满纸生辉，其文物价值，自不用多言。如果流失到海外，必成千古之恨。
溥儒说自己不缺钱，可张伯驹一问，他就要20万大洋。三番两次请人说和，一毛钱也不便宜。张伯驹只能作罢。时至1937年，张伯驹得知溥儒母亲病危，正是缺钱的时候，二话不说，借出一万大洋。最后，在旁人的撮合下，张伯驹以四万大洋购得《平复帖》，成功将这件重量级国宝留在了中国国土上。
陆机《平复帖》
此后，张伯驹陆续收得李白真迹、杜牧手卷、黄庭坚书法等十多卷珍品。他将京津两地的几处房产出售，只为买下这些珍贵的古字画。
1941年，上海一场轰动一时的绑架案，差点令张伯驹丢掉了性命。那天，张伯驹出门办事，迎面出现三个大汉，拔枪示威，将张伯驹绑走。
不久后，潘素接到电话，绑匪要求交出200万，否则就撕票。潘素急得到处求人：“一时哪里拿得出那么多钱，别说200万，100万也凑不出来，看来只能卖字画了！”
经多方斡旋后，潘素终于跟张伯驹见上一面。当时，张伯驹已瘦得没了人形，却对潘素说：“宁死魔窟，也不得变卖！你救不救我，都不要紧，我珍藏的那批字画，就是我死了，你也要替我保护好！”
不久后，绑匪害怕事情闹大，将张伯驹移交给上海一个伪军头目。潘素去要人时，对方竟然狮子大开口，要20根金条。潘素无可奈何，只好到处借债，这才赎回张伯驹。
张伯驹说：“我死了没什么，它们才是我的命。”
潘素也深知这些藏品对于张伯驹的意义，一直都细心保管，不敢有半点懈怠。北平沦陷时，为了不让《平复帖》等国宝出任何意外，潘素将它们偷偷地缝在被子里，一路担惊受怕，带出了北京。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古董商马霁川正在出售一件非同寻常的“东北货”，那就是《游春图》。
《游春图》运笔精到，意趣无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当时，故宫正在收购民间珍品，张伯驹听到消息，希望故宫出面购买，如果经费不足，愿代周转。可是马霁川开出天价，开口就是800两黄金，故宫只能望画兴叹。
展子虔《游春图》
听说马霁川准备将画给洋人，张伯驹多方奔走呼吁：“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某决不会轻饶了他！”马霁川有点怕了，便说：“220两黄金，有钱来拿！”
为凑钱，张伯驹只好卖了弓弦胡同的宅子。要知道，这宅子可不一般，原为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名宅。马未都曾说：“这宅子搁在今天，光拆迁，就得一个多亿。”
谁知，拿到黄金时，马霁川又借口成色不好，“还要再追加20两，否则我就卖给别人了。”张伯驹只好回家央求潘素变卖金银首饰，这才将《游春图》收入囊中。
为了一件件国宝，张伯驹倾家荡产，宁死不卖。谁能想到，1956年，他决定将平生所藏，尽数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平复帖》、《游春图》、杜牧手卷、范仲淹手卷等8幅一级珍品。这8幅字画，都是上上极品。即使在当时，每一幅都是价值连城，文化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杜牧手卷
因此学界有称：“张伯驹一个人的捐赠，就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半壁江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时至今日，这些捐赠依然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为此，政府本欲奖励张伯驹20万元，他却分文不取，只答应收下文化部发的一张奖状。
很多人问张伯驹，为什么要无偿捐献？他说：“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
在张伯驹眼中，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真可睥睨外国。这些文物，首先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花多少代价留下来，都值得。
范仲淹手卷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在一年后被打成了右派。
建国后，为响应“百花齐放”的口号，推动京剧发展，张伯驹拉了一帮老艺人，排练戏曲《马思远》。没想到却遭人攻击，被视为封建余孽。随即被打成了右派。
别人被扣帽子，大多唉声叹息。张伯驹却闲居在家，并不当做负担。解放时期，他与“儒帅”陈毅有过私交，算是棋友。陈毅听说此事，觉得荒唐：“张伯驹一个读书人，为国家捐了那么多东西，怎么可能是右派？”
但张伯驹却并不感到恼怒，还说：“戴什么帽子，我倒无所谓，一个渺小的凡人，生死得失，无关大局。但要说我反动，实在是有些冤枉。”
对此，陈毅还曾赋诗一首，送与张伯驹：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彼时的他并不知道，后面还有更大的浩劫在等待着他。
1966年，张伯驹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近70岁高龄的他，被送到舒兰县插队。县上一看，“这么老的一个老头子，难道要我们养他不成！”无奈之下，张伯驹和潘素只能冒着大雪，回到北京。
回京后发现，自己的宅子已经变成了大杂院，住着十几户人家。夫妇两人，只好蜗居在10平米的小房子里。他们没有户口，分不到粮票。这个曾坐拥亿万家产的民国公子，只好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艰难度日。
虽清贫寒苦，张伯驹和潘素，依然在家画画作诗，陶冶性情，内心好似未曾遭受任何震荡。当时，多少被侮辱、被诬陷的人，要么愤愤不平，要么自叹自哀。唯独张伯驹，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
生活的落差，并没有让张伯驹感到不平。在文革中最困难的3年里，有人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张伯驹的散逸超达，是常人所达不到的。对他而言，再大的风云变幻，也动摇不了心性，再大的浪潮袭来，也不会为其所困——荣辱得失，过眼烟云。
1982年2月，因为感冒，张伯驹住北大医院。
他被安排在一个八人间的病房内。潘素提出要换个单人间或双人间，有利于病人休息，但医院方面拒绝了，理由是：张伯驹不够级别。
病房内无比嘈杂，已经84岁的张伯驹目睹身旁的病人死亡，情绪极坏。
潘素再次与医院交涉，依旧被拒绝。张大千的孙子前去探望张伯驹时，张伯驹有气无力地握了握他的手，只能默默地流泪。
张大千之孙探病张伯驹
两天后，病房又死一人，张伯驹转成肺炎。
就在上级领导批文下来的前一天，1982年2月26日，张伯驹早已停止了呼吸……
当时，张伯驹的学生跑到北大医院门口叫骂：“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几座你们这样的医院！”
多年后，一向以嬉皮笑脸示人的主持人窦文涛，在节目中讲起张伯驹的死，不禁眼泪婆娑，长叹唏嘘。
他说：“张伯驹他没有死，你灭不了他！当年他说过，‘我的东西不怕丢，永远在故宫’。我跟你们说，咱们都死光了，千秋后世都有张伯驹的名字！”
他的一生，如同一叶扁舟，卷挟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今，鲜少有人能够知道他的名字。当人们为一个个名士大师歌功颂德时，张伯驹就像一页旧报纸，被遗忘在了历史的角落里，再无人记起。
时至今日，我们再没有理由不知道他，请记住这个为国家、为民族殚精竭虑的人，张伯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