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乐宝、王亮和孙宝强来澳寻求庇护的原因各部相同，但他们都很珍惜得来不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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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难民周，我们对话了几位来澳寻求庇护的华人难民，了解他们现在的生活，分享他们的经历。
- 吴乐宝在中国的经历给他造成严重的精神创伤
- 法轮功学员王亮夫妇来到澳大利亚后开始了新的生活
- 孙宝强的入狱经历曾是她和儿子之间最大的心结
孙宝强夫妇、王亮夫妇和吴乐宝都是从中国逃出来到澳大利亚申请庇护的难民，虽然经历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十分感激能在澳大利亚这片土地上开启新的人生。难民周期间，他们对ABC中文分享了他们寻求庇护的经历。
孙宝强：和儿子一起要为自由世界做点什么
今年69岁的孙宝强女士2011年来到澳大利亚并向澳大利亚政府提交庇护申请，仅用了49天，移民局就批准了她的保护签证。
1989年六四期间，她曾上街劝说警察不要迫害学生，但自己却被被捕入狱，被判三年徒刑。
刑满出狱后，孙女士坚持写作并加入独立中文笔会，在香港出版《上海女囚》一书。孙女士透露，2010年世博会期间，中国政府曾找到她，要求她停止写作。
“他们要我停止写作，停止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停止出版《上海女囚》，我拒绝了，他们说‘你想想你的儿子’，就这么轻轻一句话，打中了我的心脏，” 孙女士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孙宝强说，在她入狱期间，儿子在学校饱受欺负，被说成是“小暴徒”。
“他变得非常恨我，我唯一的儿子将母亲视为仇敌，加上那时经济贫瘠，政治高压，当时我的心灵简直是支离破碎的，” 她说。
后来，据孙女士描述，中国国保某个处长要求她将所有文章，甚至包括构思中的文稿发到他的信箱里，而且每年六四他们都守在她家门口。
“他们知道对付不了我，他们就去针对我的儿子。我不想两代为奴，两代为囚，所以2011年1月，我逃到了澳洲。我非常感谢伟大的澳洲政府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和我的丈夫，” 孙女士说。
然而，孙女士的儿子并没有那么幸运，他的旅游签证没能获批，孙女士夫妇二人不得不撇下儿子来到澳大利亚。
“儿子一直都怨恨我，直到六四二十周年的时候，海外很多媒体采访了我，我也把那些采访给他看了，他才一点一点地消除了对我的误会。他说‘妈妈，原来你不是暴徒，你是为了学生才遭受了这样的劫难’。”
后来，孙女士的儿子到了美国并获得永居签证，“就像我们感激澳洲政府一样，他也很感激美国政府，他成了一名光荣的纳税人。我们相互鼓励，要为自由世界做点什么，”孙女士说。
孙女士表示，她虽然以难民身份来到这片土地，而且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已经60岁了，但是除了上过几个月英语课，拿了几百块钱补助之外没有再领过国家的福利，她一直工作到去年年底才退休。
“我也想对所有难民说，澳洲的福利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我们应该自食其力，” 她说。
“去年澳大利亚旱灾的时候我捐了款，今年香港上街游行我也捐了款，我希望我们在这个蓝天白云的美丽国家让我们的心灵都得到一次净化，同时在我们有能力的情况下帮助那些国内外还没有的得到自由的人民。这就是我的心愿。”
坚持笔耕不辍的孙宝强最近在台湾出版了第二本书，并表示还将继续出版她的作品。
除了写作之外，孙女士还一直坚持为六四第二代送出关爱。每年 ，他都会参加孙立勇先生的后援会活动，并贡献一些捐款。
“他们（六四第二代）受到的打击是很大的。我们能给他们一分温暖就是一缕阳光啊！” 她说。
王亮：只想过平静的日子，正常的生活
王亮和夫人张书琴此前均在中国上海某高校任教，后来夫妇二人因修炼法轮功而遭受学校的不公正待遇和政府的迫害，二人的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严重影响。张女士两次被捕，也被工作单位开除了党籍。
“她要求过退党，但是一直没有被批准，他们说你要退党是不行的，必须要开除，”王先生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当时的生活确实看不到什么希望，” 王先生说，” 我们上课也不能上了，工作受到很大牵制，很多时候没法正常地工作。”
2014年，王亮夫妇以探望在澳留学的女儿为由申请签证来到澳大利亚，并递交了庇护申请。
王先生告诉记者，选择来澳大利亚是一次偶然的机会。
“当时我女儿在澳大利亚留学……她大约从9岁开始就和我们一起修炼法轮功，来到这里之后她接触到法轮功的学员，得知法轮功在这里是受到庇护的，这里可以自由地练功，没有人来迫害你。她有些担心我们，因为不知道哪天我们就会被抓……她很不放心，就建议我们过来，” 王先生说。
“[庇护]签证下来之后确实很开心，感觉终于有出头的日子了，看到了光明。”
目前，王亮夫妇二人都在《》报社任编辑，他们对当下的生活很知足。
“目前的生活状态应该说比在国内的时候要好很多，毕竟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你可以信仰法轮功，你可以信仰佛教、基督教，在这里他们都是能够融洽相处的。这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不单是华人，西人还有其他种族的人都认为我们是一个很正常的家庭，” 他说。
“我们并不追求荣华富贵，我们只想平平淡淡，有个健康的身体和心理，我认为我们来到这个社会，人家因为你的存在感到很开心，这在我看来就是人生的一种价值。”
王先生认为，来到澳大利亚生活就要融入这个社会，虽然自己是从难民阶段过来的，但并不意味着可以白白地享受澳大利亚的福利。
“我们有能力自己养活自己，这是一种理念，不是说政府发福利我们就可以不干活了，天天靠着政府。有人说‘我们是难民我们可以这样做’，但我们修炼法轮功的还真不应该这样。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养活自己。然后能够为这个社会做点贡献，” 王先生说。
吴乐宝：愤懑和失望让我下定决心逃离中国
2013年，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吴乐宝成功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庇护，最近他成为澳大利亚公民，目前正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习数学专业。
2008年，吴乐宝因为在网上发表有关西藏问题的言论引起中国国家安全保卫（国保）机关的注意，并第一次被 “请喝茶” 。之后几年，他又因发表有关六四和其他敏感话题的言论而多次被国保机关约谈。经历了多次抄家后，吴乐宝于2011年7月被捕，并被指控利用网络散布流言罪。
“他们把我当成了所谓的中国 ‘茉莉花革命’的一个黑手，” 吴乐宝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我和他们承认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非常不满，我也不想看到它继续执政，但我确实不知道有这么一场革命，他们显然并没有相信我的话。”
吴乐宝说，在被拘留的10天中他多次受审，其中包括长达几个小时的疲劳审讯，让他彻夜不许睡觉，在吴先生看来，这是变相或者直接的酷刑。
后来，吴乐宝被正式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并被转移到另一处关押场所。
“整个关押过程中我没能跟外界打电话，包括家里的人，包括律师，也没有能够得到任何的法律援助，更不可能见到律师。我向他们要求能不能给我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一本刑事诉讼法，他们告诉我可以，但是我要了几次后他们也没有把这两本书给我。”
吴乐宝说，按照中国法律，未经审判是不能进行强制劳动的，而他却被迫每天连续劳动14个小时。而且在看守所中，他饱受牢头狱霸的欺负，因此他更愿意把他被关押的地方形容为“集中营”、“劳改营”，他在那里度过了97天。
2011年11月底，他离开看守所，在那之后他又经历了一年多的软禁。
“这是我逃离中国的主要原因……他们在扩展在我头上的压力，这个时候我就是感觉非常愤懑……我很失望，” 他说。
就这样，吴乐宝下定决心来到澳大利亚。
时至今日，吴乐宝依然在忍受这段经历给他带来的精神创伤，他获得了墨尔本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然而他说这段痛苦的回忆依然折磨着他，有时让他无法正常学习生活。
吴乐宝感激能够在澳大利亚开启新的生活，但是他也同情那些没有那么幸运的人。
“我非常感激能够来到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但是另一面我也看到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机会，许多船民来到澳大利亚，他们还在关押之中，” 他说。
“我在这个国家受到非常大的帮助，但我也确实看到一些很不幸的人被拒之门外，作为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他们在那个岛上的经历我是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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