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ijing’s success against Covid-19 has given currency to the so-called China model — the promise to the Chinese public that it will deliver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exchange for its unrelenting grip on political power. https://t.co/Mp60DqVyBT
— NYT Business (@nytimesbusiness) January 5, 2021
去年10月下旬，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所乘坐的航班在巴黎的机场跑道上滑行时，埃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总统宣布了法国的第二次全国封锁。法国当日新增近5万例新冠感染病例。美国则有近10万例。
他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他要去的是中国。那一天，那里报告了25例新感染，除了一例本土病例，其余皆为境外输入病例。
克拉克是商人兼作家，他在美国和法国呆了九个月后回到了中国，这是他自1994年搬到北京以来离开中国最久的一段时间。过去几年，为了远离空气污染、互联网审查和日益压抑的政治环境，他在中国之外生活的时间越来越多。
但当他在10月回去的时候，他感觉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安全、活力和自由。
“能过上正常的生活真是太棒了，”他说。
当许多国家仍饱受新冠之害，疫情的起源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该国在2020年全年报告的感染人数不到10万人。自去年11月初以来，美国每天报告的病例都超过了这个数字。
中国就像疫情前世界的“常态”一样。餐馆人满为患。酒店全部住满。奢侈品牌店外排着长龙。人们不用开Zoom会议，而是面对面商谈业务，或庆祝新年。
中国将是过去一年唯一实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一家机构声称，中国经济将在2028年超过美国，比之前的预测提早了五年——虽然这样的预测更像一种艺术而非科学。
去年11月，在北京一起用餐的人。一些中国人对美国的每日感染率感到困惑。 GREG BAKER/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这场疫情颠覆了许多认知，包括自由的概念。中国公民没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或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是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提出的四项自由中的三项——但他们可以自由走动，过上正常的日常生活。在一个发生疫情的年份，世界上许多人都会羡慕这种最基本的自由形式。
这场全球危机可能会让人们对其他形式的自由产生怀疑。近一半美国人把票投给了一位无视科学、未能采取基本预防措施保护国家的总统。一些美国人声称，无视卫生专家佩戴口罩的建议是他们的个人权利，这让他们自己和其他人都面临越来越大的感染风险。原本应该让无声者发声的互联网，变成了让独裁者控制大众、政治团体传播虚假信息的有力工具。
中国的行动自由，是以牺牲几乎所有其他形式的自由为代价的。该国是世界上监控最多的国家。在疫情暴发之初，政府采取了极端的社会控制措施，将人群分隔——这都是民主政府力所不及的办法。
“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待病毒的方式跟对待其他问题有很多相似之处，”加利福尼亚州退休律师霍华德·赵(Howard Chao)说，他对太平洋两岸的初创企业都有投资。
“那就是一刀切的办法：只要把问题彻底解决就行，”他说。“就病毒而言，也许这不是太坏的事。但就某些其他问题而言，可能就不是那么好的事了。”
这一认识并没有阻止霍华德·赵享受他在中国的时光。自去年10月中旬从旧金山飞抵上海以来，他举办过多达20人参与的商务晚宴，去过一家爵士酒吧，看了一场电影，去了一家海鲜市场，还飞到中国南方的深圳，考察一家做自动驾驶汽车的初创企业。
去年12月，武汉的晚高峰。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这是我今天在上海吃午饭的地方，”去年11月6日，他在Facebook上写道，配了一张人们用餐的照片。“开始记起正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了。”
霍华德·赵说，他在中国遇到的人都对美国如此之高的每日感染数字感到“困惑”和“难以置信”。“他们会不以为然地说，‘怎么可能会这样？’”
当然，中国政府急于帮助世界忘记，在疫情初期，它曾噤声那些试图警醒世界的人。
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的成功提升了北京的形象，尤其是与美国的失败相比。它宣扬所谓中国模式——即共产党向中国公众承诺，它将带来繁荣和稳定，以换取对政治权力的无情控制。
“共产党这次提供了一个社会公共品，就是稳定，”今年8月从香港移居北京的投资者董海涛（音）表示。
对董海涛来说，中国的成功让他有机会实现财务自由。
董海涛正在建立一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及一家专门经营普洱茶的初创企业，他看好中国经济。他认为，大流行过后，中国将拥有更加强大的供应链和充满活力的消费经济，其驱动力来自于年轻一代。与成长在全球化时代的他那一代人相比，年轻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更感兴趣，比如茶。
董海涛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从纽约搬到香港的，他决定离开香港，是因为那里在疫情期间让人感觉缺乏生机，而许多大陆城市似乎都焕发着活力和希望。
去年2月，北京的一名外卖员在送货。在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封锁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GILLES SABRIÉ FOR THE NEW YORK TIMES
“我不认为在香港能找到我想要的自由，”他说。
目前尚不清楚这种观念的转变在疫情结束后能否持续。但西方可能会发现，在中国让自己的模式变得如此吸引人之后，它必须更加努力地推销自己的自由愿景。
商人兼作家克拉克1994年在北京创立了一家科技咨询公司，在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成立初期担任过它的顾问。自11月中旬隔离结束以来，他已去过四个城市，参加了许多活动和会议，其中一个活动有900人参加。
“通常，中国是一种冒险，”他说。“但是情况在转变。世界发生了一些变化。”
克拉克说，他是怀着复杂的心情承认这一点的。“你希望它不是真的，”他说，“但它确实有点像真的。”
他说，北京和上海越来越国际化，那里的消费者也越来越成熟。上个月，他去北京参加了一个苏格兰舞会。风笛手是中国人，因为组织者不能让苏格兰人飞过来。
中国“感觉有点像迪士尼里的‘未来世界’”，他说。“就好像西方世界的缩影还在这里，但西方世界现在已经关闭了。”
对克拉克来说，再次置身人群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如果你在派对上和别人说话，如果有人很烦人，你不可能给他们静音。”他说。第一次参加大型活动时，他注意到有人口臭得很厉害。
“我想，天哪，我已经有九个月没遇到过这种事了，因为大家都戴着口罩，你什么人都见不到，”克拉克说。
“在这里，我感觉自己活在未来”，即使是想到口臭，他说。“我的意思是，感觉就像，‘做好准备。’”
袁莉为《纽约时报》撰写“新新世界”专栏，专注中国及亚洲科技、商业和政治交叉议题。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 @liyua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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