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新出版的书让法国社会一片哗然。

这本书的标题叫做:《J’ai offert la mort à mon fils》

“我将死亡赐予我儿子”

这个触目惊心的标题后面,是作者Anne Ratier的亲身经历。

32年前,她亲手结束了自己残疾儿子Frédéric的生命。

32年后,她将当年的情况在书中还原,向世人坦露她做出这样决定的原因…


Anne Ratier是个法国人。她的前半生一直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上学,工作,结婚。

但到了“生子”这个阶段,她的人生被彻底颠覆…


1984年11月,Anne在诊所里生下一个小男孩。

那几天是法国诸圣节假期,诊所里其他人都休息了,Anne生产完毕后,医生也离开了,只留下一个助产士陪着Anne。

刚经历了生产的Anne浑身无力,气若游丝,每过去一秒钟,都似乎离死亡更近一点,然而助产士只是在抱怨了几句“太矫情了”之后就对她不管不顾…同样的,她的儿子Frédéric在出生之后的这几个小时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照料。

第二天上午8点,医生回来后才发现情况不妙:

Anne的儿子因为在生产过程遭遇缺氧,脑部已受到严重损伤,再加之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现在这个小婴儿已经命悬一线!

医生赶快打急救系统电话SAMU,拼尽全力对Frédéric实施抢救。

最终Frédéric保住了命,但他脑部已经受到不可逆的大面积损伤…

他无法站立,脑袋毫无生气地垂着,四肢瘫痪,眼神涣散,对周遭发出的一切声音毫无反应,对食物也没有出自于本能的需求:

端着饭碗的Anne满怀希望地在儿子面前敲着勺子,Frédéric却不会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张开嘴巴,Anne只好把盛满食物的勺子使劲塞进他牙关紧闭的嘴里。

他随时随地会癫痫发作,倒到地上止不住地抽搐。

Anne只好形影不离守着他,一旦发现他病发,马上进行相应措施。

一开始,Anne还是满怀希望,四处寻医问药,在家里也耐心地带着儿子玩耍。


她甚至一度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有一天,她把Frédéric抛到空中,这个始终面无表情的小孩子竟然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这一定是意味着Frédéric是认识我的!”

“他是能思考的!”

激动万分的Anne马上带着Frédéric去看医生,希望能从医生那里得到一个积极的回应。

然而,医生告诉Anne,Frédéric的笑,跟认知并没有关系…

在空中的状态,能给大脑一个强信号,这个信号反应出来就能让Frédéric发笑。

说着,医生把Frédéric抛到空中,果不其然,Frédéric又机械性地笑了出来…

失落的Anne只好把Frédéric领回家,继续着看不到出路的绝望生活。

一晃两年多过去,

同时期出生的小孩一点点学会翻身,学会爬,学会跌跌撞撞地走路,会奶声奶气地说一些可爱的话逗爸爸妈妈开心,

而Frédéric,依旧以植物人的状态呆滞地躺在床上,不能自己动弹,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他快三岁了,体重却只有17公斤,Anne曾经考虑过要把Frédéric送到特殊儿童护理中心接受专业护理。

然而,在看到中心里那些残疾儿童时,Anne的心被刺痛了:

这些孩子们坐在轮椅里,四肢软绵绵地瘫成一堆,脑袋耷拉着,嘴角不时地有口水留出。

只有呼吸时胸脯的微微起伏能让别人明白,他们还是一个生命体。

她仿佛看到了Frédéric未来的样子。

Anne心里很清楚,那么多医生都没法医治Frédéric的疾病。他长大后也没法过上正常的生活,他只能住在特殊病人护理中心,每天被注射神经麻醉剂来对抗癫痫,不能动,不能说话,只能木讷地晃着脑袋,时不时地咬咬嘴唇…

Anne的精神和体力在无限期地透支中,她想要等待儿子康复的奇迹,但奇迹的光却越来越微弱…

“Frédéric没死,却也没在活着。”


在Anne的父亲去世后,她与丈夫一起做出了这个痛苦的决定:

结束Frédéric的生命。

她在牛奶里加入大剂量的安定神经药物,一勺一勺地喂进Frédéric嘴里。

喝下这份牛奶的Frédéric很快便沉沉睡去。

接下来的三天里,Anne像往常一样给Frédéric洗澡,按摩,抱着他睡觉。

凝视着Frédéric稚嫩的小脸蛋,Anne甚至希望他能醒过来,她不愿去面对往后没有这个孩子的生活…

但一切已无退路。

3天后,1987年11月2日,Frédéric永远地停止了呼吸。

这件事一直被埋在尘埃里,直到32年后的2019,Anne把这段经历公诸于世。

她有后悔过吗?

不,她始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在法媒Konbini的采访中,Anne说:

“人需要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不该不惜一切为代价去活着。”

“我非常想念我的儿子,他一直与我同在。”

“在做了那件事后,我的感受不是‘高兴’,而是‘如释重负’。”

“我知道他现在已经不再受苦了,因此我很平静。”

Konbini的记者一脸不可置信地告诉她:

“你这样的做法,在法律上属于蓄意谋杀。”

谋杀事件发生在1987年,到今年来已经超过了30年刑事案件追诉期。

但最近有专业人士分析,刑事案件追诉期应该从被害人成年开始算,因此,这起案件的追诉期应该截止到2032年。Anne是否还可定罪尚没有定论。

Anne在采访视频的末尾说道:

“我现在出版这本书,是想告诉大家,我结束了我儿子的生命,我认为我做了正确的事。因为我希望当我有需要时,人们也能对我采取同样的措施。

如果人们支持我,如果将来有一天我遭遇事故,如果我陷入了同我儿子Frédéric同样的境遇,

但愿到时候人们能怜悯我,不让我那样屈辱地活着。”


在Anne看来,她对儿子实施的行为并非谋杀,而是属于安乐死的范畴。


书的名字没有简单地表达成“我杀死了我的儿子”,而是用了“offrir”——“给予”这个词。

给予了儿子死亡,正如同当初给予他生命。

然而生命的欢愉和痛苦,他都无法感知。

他甚至无法感知自己的存在。

他也许是痛苦的,但他却无法表达。

Anne给予他的生命,没有灵魂也没有尊严,只剩下一具躯壳。

如果治愈无望,如果Frédéric的余生都将于病魔同行,那让他体体面面地走,也许是最好的出路。

但有一个问题是:

Frédéric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他的妈妈真的有权力替他做这个决定吗?

安乐死在法国

2005年,在千呼万唤中,关于安乐死的“雷奥内蒂法”(la loi Leonetti)在法国得以通过:

病人或患者直系亲属可以自愿选择在“护理不可能导致病人痊愈、患者仅能通过人工手段维持生命征候”的情况下放弃继续采取人工手段维持患者生命,让患者“有尊严地离去”。

但这仅仅是允许放弃诸如输液、输氧等人工生命辅助手段,

而诸如使用药物帮助患者选择死亡等“安乐死”手段则仍然是绝对非法的。


2016年,法国的安乐死相关法律在新增的“克莱埃-利奥内蒂法”(Loi Claeys-Leonetti)补充下,得到进一步完善:

允许医生在尊重病人和家属意见的情况下,为绝症晚期患者进行“深度而持久的镇静并结合镇痛措施,直至死亡”。

但这样的方法属于“被动安乐死”,重点在于“放弃人工生命辅助手段”,而不是通常认知中的“药物、注射等协助死亡进程”。

2018年,156名法国议员联名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政府推进安乐死立法。

这篇联名文章得到了26万法国人的署名支持,人们希望能有这样的法案来终结不可逆绝症患者的长期痛苦,希望人能有选择生与死的自由。


但到目前为止,法国并没有继续向前推进安乐死立法进程。

因为仅仅是“被动安乐死”的“雷奥内蒂法”,已经在实际操作中引发不少争议…


2008年的Vincent案:

Vincent Lambert 在一场车祸中死里逃生,然而却成为了植物人。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医生向家属提出被动安乐死的方案。


Vincent的妻子、兄弟姐妹、以及医疗团队都同意实施,但Vincent的父母坚持认为他只是残疾。最终只好由欧洲人权法院来进行裁决。

法院判决停止治疗,并认为这不属于违反生命权。Vincent的家人不服判决,再次上诉,但又被驳回。

这样来回了好几次都没有结果,医生已经第四次建议给Vincent停止治疗,Vincent悲痛的母亲甚至通过《费加罗报》发表写给马克龙总统的公开信,希望总统能为此发声…


2017年6月的Inès案:

14岁女孩Inès陷入深度昏迷后,医生认为治愈希望渺茫,建议并准备给Inès实施被动安乐死。

同样的,Inès的父母激烈反对,然而在向法国法院、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上诉后,法院都判决允许对Inès终止治疗。

2018年6月,医院正式关闭Inès维生系统开关。当时引发很多人请愿、游行来反对法院来给Inès下生死审批书。


以上两起案件中,都是患者本人无法表达意愿,医生权威和患者家属在决定患者生死时发生冲突。

但最终,法院都站在了医生这一边。

也可以说,是站在了更理智这一边。

然而这样全然不顾家属反对的“理智”,似乎略偏离了安乐死的“人道主义”初衷。


在Anne的案例里,矛盾更为突出:

被Anne赐予死亡的人还是个幼童,即使他表达无障碍,但以他的年纪,也无法理解“好死”和“赖活着”的意义,无法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好死”还是“赖活着”。

况且,Anne儿子不是因为停止治疗而死去,是因为Anne故意给他加大镇静药量而死去。

Anne的做法是不是太自私?很多法国人是这样认为的。

“Konbini的采访是在赞许Anne的做法?真是三观尽毁。整个采访就像在认可这种做法。即使是这样的情况,也没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1986年,我哥哥在出生时因为缺氧两分钟,也患上了与你儿子相同的病症。但他现在已经32岁,他停了过来,一切都改善了许多。你却在不经过你儿子同意、不听取医生建议的情况下剥夺了你儿子的生命。”

“你的体能歧视和自我主义使你认为,一个跟你不尽相同的生命不值得活下去,也没有价值。现在你还想要用你的恶毒观念侵蚀大众。”


推特上还刷起了#BoycottAnneRatier (抵制Anne Ratier)的标签。

当然,如果切切实实设身处地考虑Anne的处境,也有人理解这位绝望母亲的无奈之举。

“没有赞许啊, 记者都说了,从法律来看她的行为属于蓄意谋杀。32年后,我们获得这份证词,一份在我们看来值得被倾听和讨论的证词。可能很令人震惊,但实际上我很能理解。”


“我是一名母亲,我那1岁的孩子也是因为出生时的医疗事故而致残,缺氧引起脑补损伤。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是生命中一次彻彻底底的大海啸…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这位妈妈爱她的孩子,不要随意评判别人!”


世界上大部分家庭在面对家中这类病人时,都会陷入两难境地。

最好的解决方案自然是听病人自己的意愿。

但若病人无法表达,那什么样的做法才符合伦理道德,才是尊重人权?

这个争议,正是安乐死迟迟不能推进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病人来说,体面活着是尊严,想要竭尽全力活下去,何尝不也是尊严的体现呢?


也许当患者的尊严、家属的尊严、生而为人的尊严都更能得到理解时,“如何生、如何死”,才是一个更能让人坦然面对的话题吧。

ref:

https://rmc.bfmtv.com/emission/il-n-etait-ni-mort-ni-vivant-le-temoignage-d-anne-ratier-qui-a-donne-la-mort-a-son-fils-de-3-ans-1651246.html

https://www.liberation.fr/france/2019/03/08/l-homicide-d-anne-ratier-sur-son-fils-est-il-prescrit_171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