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本新出版的書讓法國社會一片嘩然。

這本書的標題叫做:《J』ai offert la mort à mon fils》

「我將死亡賜予我兒子」

這個觸目驚心的標題後面,是作者Anne Ratier的親身經歷。

32年前,她親手結束了自己殘疾兒子Frédéric的生命。

32年後,她將當年的情況在書中還原,向世人坦露她做出這樣決定的原因…


Anne Ratier是個法國人。她的前半生一直在按部就班的進行:上學,工作,結婚。

但到了「生子」這個階段,她的人生被徹底顛覆…


1984年11月,Anne在診所里生下一個小男孩。

那幾天是法國諸聖節假期,診所里其他人都休息了,Anne生產完畢後,醫生也離開了,只留下一個助產士陪著Anne。

剛經歷了生產的Anne渾身無力,氣若遊絲,每過去一秒鐘,都似乎離死亡更近一點,然而助產士只是在抱怨了幾句「太矯情了」之後就對她不管不顧…同樣的,她的兒子Frédéric在出生之後的這幾個小時里也沒有得到應有的照料。

第二天上午8點,醫生回來後才發現情況不妙:

Anne的兒子因為在生產過程遭遇缺氧,腦部已受到嚴重損傷,再加之沒有得到及時治療,現在這個小嬰兒已經命懸一線!

醫生趕快打急救系統電話SAMU,拼盡全力對Frédéric實施搶救。

最終Frédéric保住了命,但他腦部已經受到不可逆的大面積損傷…

他無法站立,腦袋毫無生氣地垂著,四肢癱瘓,眼神渙散,對周遭發出的一切聲音毫無反應,對食物也沒有出自於本能的需求:

端著飯碗的Anne滿懷希望地在兒子面前敲著勺子,Frédéric卻不會像其他小朋友一樣張開嘴巴,Anne只好把盛滿食物的勺子使勁塞進他牙關緊閉的嘴裡。

他隨時隨地會癲癇發作,倒到地上止不住地抽搐。

Anne只好形影不離守著他,一旦發現他病發,馬上進行相應措施。

一開始,Anne還是滿懷希望,四處尋醫問葯,在家裡也耐心地帶著兒子玩耍。


她甚至一度看到了希望的光芒——

有一天,她把Frédéric拋到空中,這個始終面無表情的小孩子竟然咯咯咯地笑了起來!

「這一定是意味著Frédéric是認識我的!」

「他是能思考的!」

激動萬分的Anne馬上帶著Frédéric去看醫生,希望能從醫生那裡得到一個積極的回應。

然而,醫生告訴Anne,Frédéric的笑,跟認知並沒有關係…

在空中的狀態,能給大腦一個強信號,這個信號反應出來就能讓Frédéric發笑。

說著,醫生把Frédéric拋到空中,果不其然,Frédéric又機械性地笑了出來…

失落的Anne只好把Frédéric領回家,繼續著看不到出路的絕望生活。

一晃兩年多過去,

同時期出生的小孩一點點學會翻身,學會爬,學會跌跌撞撞地走路,會奶聲奶氣地說一些可愛的話逗爸爸媽媽開心,

而Frédéric,依舊以植物人的狀態獃滯地躺在床上,不能自己動彈,也發不出任何聲音。

他快三歲了,體重卻只有17公斤,Anne曾經考慮過要把Frédéric送到特殊兒童護理中心接受專業護理。

然而,在看到中心裡那些殘疾兒童時,Anne的心被刺痛了:

這些孩子們坐在輪椅里,四肢軟綿綿地癱成一堆,腦袋耷拉著,嘴角不時地有口水留出。

只有呼吸時胸脯的微微起伏能讓別人明白,他們還是一個生命體。

她彷彿看到了Frédéric未來的樣子。

Anne心裡很清楚,那麼多醫生都沒法醫治Frédéric的疾病。他長大後也沒法過上正常的生活,他只能住在特殊病人護理中心,每天被注射神經麻醉劑來對抗癲癇,不能動,不能說話,只能木訥地晃著腦袋,時不時地咬咬嘴唇…

Anne的精神和體力在無限期地透支中,她想要等待兒子康復的奇蹟,但奇蹟的光卻越來越微弱…

「Frédéric沒死,卻也沒在活著。」


在Anne的父親去世後,她與丈夫一起做出了這個痛苦的決定:

結束Frédéric的生命。

她在牛奶里加入大劑量的安定神經藥物,一勺一勺地喂進Frédéric嘴裡。

喝下這份牛奶的Frédéric很快便沉沉睡去。

接下來的三天里,Anne像往常一樣給Frédéric洗澡,按摩,抱著他睡覺。

凝視著Frédéric稚嫩的小臉蛋,Anne甚至希望他能醒過來,她不願去面對往後沒有這個孩子的生活…

但一切已無退路。

3天後,1987年11月2日,Frédéric永遠地停止了呼吸。

這件事一直被埋在塵埃里,直到32年後的2019,Anne把這段經歷公諸於世。

她有後悔過嗎?

不,她始終清楚自己在做什麼。


在法媒Konbini的採訪中,Anne說:

「人需要有尊嚴的生活,我們不該不惜一切為代價去活著。」

「我非常想念我的兒子,他一直與我同在。」

「在做了那件事後,我的感受不是『高興』,而是『如釋重負』。」

「我知道他現在已經不再受苦了,因此我很平靜。」

Konbini的記者一臉不可置信地告訴她:

「你這樣的做法,在法律上屬於蓄意謀殺。」

謀殺事件發生在1987年,到今年來已經超過了30年刑事案件追訴期。

但最近有專業人士分析,刑事案件追訴期應該從被害人成年開始算,因此,這起案件的追訴期應該截止到2032年。Anne是否還可定罪尚沒有定論。

Anne在採訪視頻的末尾說道:

「我現在出版這本書,是想告訴大家,我結束了我兒子的生命,我認為我做了正確的事。因為我希望當我有需要時,人們也能對我採取同樣的措施。

如果人們支持我,如果將來有一天我遭遇事故,如果我陷入了同我兒子Frédéric同樣的境遇,

但願到時候人們能憐憫我,不讓我那樣屈辱地活著。」


在Anne看來,她對兒子實施的行為並非謀殺,而是屬於安樂死的範疇。


書的名字沒有簡單地表達成「我殺死了我的兒子」,而是用了「offrir」——「給予」這個詞。

給予了兒子死亡,正如同當初給予他生命。

然而生命的歡愉和痛苦,他都無法感知。

他甚至無法感知自己的存在。

他也許是痛苦的,但他卻無法表達。

Anne給予他的生命,沒有靈魂也沒有尊嚴,只剩下一具軀殼。

如果治癒無望,如果Frédéric的餘生都將於病魔同行,那讓他體體面面地走,也許是最好的出路。

但有一個問題是:

Frédéric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他的媽媽真的有權力替他做這個決定嗎?

安樂死在法國

2005年,在千呼萬喚中,關於安樂死的「雷奧內蒂法」(la loi Leonetti)在法國得以通過:

病人或患者直系親屬可以自願選擇在「護理不可能導致病人痊癒、患者僅能通過人工手段維持生命徵候」的情況下放棄繼續採取人工手段維持患者生命,讓患者「有尊嚴地離去」。

但這僅僅是允許放棄諸如輸液、輸氧等人工生命輔助手段,

而諸如使用藥物幫助患者選擇死亡等「安樂死」手段則仍然是絕對非法的。


2016年,法國的安樂死相關法律在新增的「克萊埃-利奧內蒂法」(Loi Claeys-Leonetti)補充下,得到進一步完善:

允許醫生在尊重病人和家屬意見的情況下,為絕症晚期患者進行「深度而持久的鎮靜並結合鎮痛措施,直至死亡」。

但這樣的方法屬於「被動安樂死」,重點在於「放棄人工生命輔助手段」,而不是通常認知中的「藥物、注射等協助死亡進程」。

2018年,156名法國議員聯名在《世界報》上發表文章,呼籲政府推進安樂死立法。

這篇聯名文章得到了26萬法國人的署名支持,人們希望能有這樣的法案來終結不可逆絕症患者的長期痛苦,希望人能有選擇生與死的自由。


但到目前為止,法國並沒有繼續向前推進安樂死立法進程。

因為僅僅是「被動安樂死」的「雷奧內蒂法」,已經在實際操作中引發不少爭議…


2008年的Vincent案:

Vincent Lambert 在一場車禍中死裡逃生,然而卻成為了植物人。

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後,醫生向家屬提出被動安樂死的方案。


Vincent的妻子、兄弟姐妹、以及醫療團隊都同意實施,但Vincent的父母堅持認為他只是殘疾。最終只好由歐洲人權法院來進行裁決。

法院判決停止治療,並認為這不屬於違反生命權。Vincent的家人不服判決,再次上訴,但又被駁回。

這樣來回了好幾次都沒有結果,醫生已經第四次建議給Vincent停止治療,Vincent悲痛的母親甚至通過《費加羅報》發表寫給馬克龍總統的公開信,希望總統能為此發聲…


2017年6月的Inès案:

14歲女孩Inès陷入深度昏迷後,醫生認為治癒希望渺茫,建議並準備給Inès實施被動安樂死。

同樣的,Inès的父母激烈反對,然而在向法國法院、歐洲人權法院提出上訴後,法院都判決允許對Inès終止治療。

2018年6月,醫院正式關閉Inès維生系統開關。當時引發很多人請願、遊行來反對法院來給Inès下生死審批書。


以上兩起案件中,都是患者本人無法表達意願,醫生權威和患者家屬在決定患者生死時發生衝突。

但最終,法院都站在了醫生這一邊。

也可以說,是站在了更理智這一邊。

然而這樣全然不顧家屬反對的「理智」,似乎略偏離了安樂死的「人道主義」初衷。


在Anne的案例里,矛盾更為突出:

被Anne賜予死亡的人還是個幼童,即使他表達無障礙,但以他的年紀,也無法理解「好死」和「賴活著」的意義,無法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好死」還是「賴活著」。

況且,Anne兒子不是因為停止治療而死去,是因為Anne故意給他加大鎮靜藥量而死去。

Anne的做法是不是太自私?很多法國人是這樣認為的。

「Konbini的採訪是在讚許Anne的做法?真是三觀盡毀。整個採訪就像在認可這種做法。即使是這樣的情況,也沒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1986年,我哥哥在出生時因為缺氧兩分鐘,也患上了與你兒子相同的病症。但他現在已經32歲,他停了過來,一切都改善了許多。你卻在不經過你兒子同意、不聽取醫生建議的情況下剝奪了你兒子的生命。」

「你的體能歧視和自我主義使你認為,一個跟你不盡相同的生命不值得活下去,也沒有價值。現在你還想要用你的惡毒觀念侵蝕大眾。」


推特上還刷起了#BoycottAnneRatier (抵制Anne Ratier)的標籤。

當然,如果切切實實設身處地考慮Anne的處境,也有人理解這位絕望母親的無奈之舉。

「沒有讚許啊, 記者都說了,從法律來看她的行為屬於蓄意謀殺。32年後,我們獲得這份證詞,一份在我們看來值得被傾聽和討論的證詞。可能很令人震驚,但實際上我很能理解。」


「我是一名母親,我那1歲的孩子也是因為出生時的醫療事故而致殘,缺氧引起腦補損傷。我可以告訴你們,這是生命中一次徹徹底底的大海嘯…有一件事是可以確定的:這位媽媽愛她的孩子,不要隨意評判別人!」


世界上大部分家庭在面對家中這類病人時,都會陷入兩難境地。

最好的解決方案自然是聽病人自己的意願。

但若病人無法表達,那什麼樣的做法才符合倫理道德,才是尊重人權?

這個爭議,正是安樂死遲遲不能推進的重要原因之一。

對於病人來說,體面活著是尊嚴,想要竭盡全力活下去,何嘗不也是尊嚴的體現呢?


也許當患者的尊嚴、家屬的尊嚴、生而為人的尊嚴都更能得到理解時,「如何生、如何死」,才是一個更能讓人坦然面對的話題吧。

ref:

https://rmc.bfmtv.com/emission/il-n-etait-ni-mort-ni-vivant-le-temoignage-d-anne-ratier-qui-a-donne-la-mort-a-son-fils-de-3-ans-1651246.html

https://www.liberation.fr/france/2019/03/08/l-homicide-d-anne-ratier-sur-son-fils-est-il-prescrit_1713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