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最新报告呼吁联邦政府关注澳大利亚“被遗忘的优势”。
ABC News: Nick Haggarty
一个占澳大利亚人口12%的群体在政商学领导层严重缺席，一个超过15万人的海外群体部分人在回国效力时屡屡碰壁。亚裔和亚洲，是否是澳大利亚“被遗忘的优势”？
二十五年前，年轻的澳大利亚会计师曾嘉玲（Karen Loon）希望被派驻海外以拓展职业发展机会。
“当时，亚洲虎经济体正蓬勃发展，而我想同银行业的更多客户合作……因此我选择了新加坡，”曾嘉玲说。
弹指一挥间，这位第四代华裔澳大利亚人已经在新加坡工作并生活了25年。卸下了普华永道新加坡公司合作人的职位后，她目前在多家银行、教育等机构中担任非执行董事。
“在亚洲工作，文化上与澳大利亚截然不同……与澳大利亚当时的情况相比，我的公司中有更多的女性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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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曾嘉玲和亚洲特别小组（Asia Taskforce）的多位人士共同撰写了一份报告，呼吁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立法，要求雇员人数过百的私营部门和企业收集、公布和报告部门及企业内部对种族和文化多样性的数据，以及制定针对海外澳大利亚人的侨民政策。
亚洲特别小组由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和亚洲协会联合发起。该份《亚洲特别小组讨论书》（Asia Taskforce Discussion Paper）的主笔、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裔澳大利亚人领袖力中心主任罗介雍（Jieh-Yung Lo）表示，该报告旨在重新定义澳大利亚拓展亚洲机遇的能力。
“通过亚裔澳大利亚人和海外侨民，澳大利亚坐拥知识渊博且具有亚洲能力的劳动力，但这个群体仍未得到充分运用，有时甚至没有受到重视，”罗介雍说。
“对于亚裔澳大利亚人来说，高歧视率、竹子天花板和隐性文化天花板的存在以及工作场所内不自觉的偏见的不当影响仍然是亚裔澳大利亚人发挥其潜力并为澳大利亚做出贡献的主要挑战。 ”
“而缺乏人脉联系会使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返回澳大利亚工作的海外侨民难以在职业生涯和发展中更上层楼，”罗介雍说。
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政治理论高级讲师克莱顿·秦（Clayton Chin）曾经在加拿大和英国生活工作过。他认为这份报告指出的问题意义重大。
“该报告概述了有关澳大利亚文化和种族多样性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秦博士说。
“澳大利亚社会日益多样化和全球化的这一性质要求政府更多地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公民和政治社区是怎样需要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澳大利亚人和在海外居住了较长时间后回到澳大利亚的那些人[提供]新形式的证据和政策，以促进融合。”
亚洲职场成功返澳后难以转化？
目前像曾嘉玲一样在亚洲生活与工作的澳大利亚人估计超过15万人，而且预计未来这一人数会更多。
普华永道澳大利亚公司于2016年公布的一份报告预测，到2030年将有45万名澳大利亚人在海外的亚洲地区生活与工作，占澳大利亚海外人士的三分之一。
亚洲特别小组的这份讨论书指出，虽然突如其来的Covid-19疫情在短期内限制了国际旅行，但长期来看，亚洲经济的增长预计将吸引更多的澳大利亚人到亚洲生活与工作。
马修·麦肯锡（Matthew McKenzie）过去六年一直在亚洲工作，四年在中国，两年驻香港。他说是“亚洲充满的机遇和乐观精神”吸引他到亚洲工作，而让他真正留下来的是因为“家庭、生活方式和事业”。
“我确实感到一种强烈的文化契合，我在这里结识了许多很棒的朋友。 亚洲是我的家，” 在瑞士公司大昌华嘉（DKSH）担任商业发展总裁的麦肯锡说。
“在看得见的未来，我不打算回澳大利亚工作。我们计划让我们两岁的儿子至少在亚洲读完小学。我们发现这里的教育体系、安全程度和文化纽带是他成长和成功的绝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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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那些希望返回澳大利亚工作的人士来说，职业前景未必如预想的那般顺利。
连接海外澳大利亚人的机构Advance和求职网站Indeed最新公布的报告发现，返回澳大利亚求职的海外澳大利亚人中，有85%的人表示在找到满意的工作方面有困难，有67%的人感觉他们的国际经历不受重视而重新返回海外工作。
前通用汽车中国公司总裁甘文维（Kevin Wale）几年前退休并返回澳大利亚，此前他在新加坡、上海和香港等地工作了十多年。
甘文维说，人们回澳大利亚找工作确实有困难，因为他们通常在海外职位较高，而一旦回到澳大利亚时，他们就进入了“啄食顺序”（pecking order）。
“在亚洲比较容易年纪轻轻就拿到高级职位，但在澳大利亚，人们不觉得30岁就能担任他们[在亚洲]担任的职务。在澳大利亚，他们要一步步地爬等级才能到那个位置。他们在亚洲能够拿到的职务和别人对他们从亚洲返回后的期望之间是有断裂层的，” 甘文维说。
“毫无疑问，迅速增长的机遇在亚洲尤其中国是远远高过[澳大利亚]的。越南也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不光在传统行业有很多机会，在电子商务等新兴行业具有大量的机遇，还有初创企业的巨大机遇。”
讨论书的主笔罗介雍表示，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继续低估他们的这些经验和专业知识。
“他们是澳大利亚出色的民间大使，”罗介雍说。“我们鼓励他们运用自己的职位和专业知识来帮助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机构更好地理解[亚洲]和在该地区取得成功。”
驻亚洲之前曾在澳大利亚有15年工作经历的麦肯锡也表示，海外人士在亚洲的工作经历确实会不受到澳大利亚雇主的重视。
“我觉得[我]可能可以拿到[同等职位的工作]的。但是，我的确感觉我在亚洲沉浸式的体验可能不会得到应有的尊重，”麦肯锡说。
曾嘉玲希望以后可以多点时间在澳大利亚陪伴父母，她也认同，如果返回澳大利亚工作，找到重视自己海外经历的雇主很重要。
“我确实意识到，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增强我的本地人脉并找到一些能够重视我可以带来的国际经验和洞见的机构，”曾嘉玲说。
“竹子天花板”何时突破？
墨尔本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高级讲师克莱顿·秦表示，亚裔澳大利亚人去海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澳大利亚缺乏对文化混合和多样性带来的益处的重视。
“许多亚洲社会有着悠久的多样性和混合性的历史。他们理解这些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益处，并试图在其领袖以及在更广泛的讨论中体现出来，”秦博士说。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及其他国家）的多元文化主义具有相似的结构。但是在过去二十年中，许多有关此方面的进展，特别是公众讨论方面，在澳大利亚都滞后了。”
“结果是，与他们在国外的经历相比，许多亚裔澳大利亚人可能会感到被噤声、不被重视以及缺乏体现，”秦博士说。
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2018年公布的一份报告发现，澳大利亚领导层仍缺乏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来自多元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才未受到澳大利亚社会的充分赏识。
报告对澳大利亚ASX200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联邦政府部长、联邦与各州政府部门主管以及各所大学的校长进行了文化背景评估，结果发现仅有1.6%的人士为亚裔澳大利亚人。
当这一评估范围扩展到ASX200公司高管、联邦议员、政府部门副主管和大学副校长时，报告显示亚裔澳大利亚人的比例也仅为3.3%，而亚裔澳大利亚人占到全国人口的12%。
秦博士表示，许多因素导致了亚裔澳大利亚人突破“竹子天花板”晋升领导层依然困难重重。
“澳大利亚的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和文化主义的态度、像新冠疫情这样的全球性事件以及中国政府日益激进的外交政策都在发挥作用。”
“但是归根结底，领导人需要做出承诺，改变关于包容性的文化和讨论，并使多元文化成为联邦政府的一项更为重要的承诺，”秦博士说。
秦博士指出，许多人没有意识到多样性和文化混合不仅仅是经济资产，他们也是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改变了我们作为公民归属感的本质。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我们需要让对多样性（和其他一些事情）的珍视成为我们谈论和思考这个国家的核心方式。这意味着，不仅要代表我们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诺，而且要让各种机构反映出这种多样性。这才是一种多元文化的归属感。”
而在当前的政治紧张局势下，秦博士认为亚裔澳大利亚人的处境可能会变得更糟。
“当少数群体和少数群体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时，它们就会被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以及它们在全球政治中可以与之联系的其他事物所定义，”秦博士说。
“如果不能更加明确地承诺让亚裔澳大利亚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参与，并采取必要的步骤来提升少数族裔领袖，那有可能亚裔社区就会被视为其原籍国的延伸，而不是被视为独特的澳大利亚社区——也是澳大利亚政治社区珍贵的多样性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制定海外侨民政策吗？
这份报告同时指出，澳大利亚的富饶丰裕不仅仅是在矿产和资源产品上，而且也在多样性的人口构成上。
随着大多数亚洲经济体预计将在疫情后强劲复苏，这份报告呼吁澳大利亚政府同各机构、商业协会和工商教育团体合作，制定一项全方位的海外侨民政策，充分发挥澳大利亚海外人士的技能、知识和经验，为澳大利亚在亚洲的长远利益服务。
现驻香港的麦肯锡非常赞成报告中呼吁的为澳大利亚海外人士制订一项全国政策，认为联邦政府应该善用海外人士的经历为澳大利亚服务。
“[政府]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一些关键的机会领域包括让海外的澳大利亚人参与进来帮助制定外交政策…… 此外，我认为海外的澳大利亚人，应该帮助真正对与该地区交往感兴趣的年轻澳大利亚人，也许可以出台一个辅导项目，”麦肯锡说。
也有一些人士指出，许多在海外的澳大利亚人可能对与澳大利亚机构保持联系没有兴趣或认为意义不大。前通用中国总裁甘文维赞同这一说法。
(Flickr: Tyler Hanglund)
“如果你想接触到数以十万计的在亚洲工作的澳大利亚人，那就需要不同的方法……一些人很满意他们的工作，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把他们‘加入’到第三方社团群体，除非是对这一广泛的群体而不仅是对高级职务人士有益。”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挑战，远比收集数据复杂得多，是要创造一个环境，真正致力于在海外工作的人士，让他们感觉到在他们回国工作时会得到帮助，”甘文维表示。
研究多元文化和公民归属感的秦博士认为，需要让海外的澳大利亚人感到他们有优良的条件可以回国，才能为澳大利亚创造更多的价值。
“无论怎样，在澳大利亚，[如果]越来越多的可以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作出贡献的人，无法得到有效的体现和融合，最终这只会伤害我们所有人。当公民离开[他们的国家]时，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建立机制与这些群体保持长期牢固联系，以及可靠的项目让他们重新融入国内劳动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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