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e Hutcheon摄于1995年开始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华记者一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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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在香港长大的孩子，当时最引起我注意的报道是关于一个来自中国的人，他游过海湾想到达自由的香港，结果被鲨鱼咬断了一条腿。
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腿被咬断]，直到他发现自己周围的水开始变暖并变红。
在那些日子，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它是位于我们北方的一个大而贫穷的国家，或许本来可以在地球的另一端，但它与我们只隔了一个鲨鱼出没的海湾。
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巨变。
香港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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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香港。 我的妈妈有一半中国血统。 她是一名记者，我的爸爸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的编辑。
除了在新州巴瑟斯特（Bathurst）学习新闻的三年之外，在我26岁之前，香港一直是我的家。
我总是通过塞进我们门缝的报纸的头条来定义我的香港童年。 也许不足为奇的是，我也变得对新闻感到痴迷。
在20世纪80年代，我报道了奠定英国管制下的香港交还中国的谈判。 后来，作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华记者，我报道了1997年香港的主权移交。
作为一个对香港故事有着专业和情感投入的人，我觉得我有责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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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香港的关系久远且复杂
因为我从小就经常见到街头的示威活动，所以我如今的感受很复杂。
我们在香港都有家人。 我和我的哥哥说粤语，我理所当然地觉得香港会永远是我的家。
但是事实的另一面是我们住在一栋大楼的一个宽敞公寓里，我们的邻居大多是外国人。
报社每年给我家很慷慨的假期。 尽管我觉得自己像是本地人，但我们是殖民地人，有权把英国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叫做家。
我最近问我的父亲，他是否希望在香港度过余生，他回答说他没有。 他一直知道这是暂时的。
“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
我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搬到了香港。 他遇到并娶了一位欧亚混血记者：我母亲。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资深亚洲记者迪克·休斯（Dick Hughes）写了一本名为《香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的书。
这本书描述了香港的独特性：一片在中国土地上的西方殖民地; 东西方冲突的缩影。
《香港：借来的地方，借来的时间》发布六十年后，它仍然是东西方直面彼此的地方，正是这种独特性令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来扞卫。
150年来，香港一直由英国公务员和英国培训的公务员管理。 这是一个使用和尊重法治的地方。
从19世纪初的一个卑微的中国渔村，曾被形容为“贫瘠的岩石”，香港变成了一个经济奇迹，而当时的中国仍深陷贫困。
毫不奇怪，一些中国公民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前往鲨鱼出没的水域，以逃离故土投奔在香港的新生活。
关于管控香港的混沌声明
事实的真相是，香港是在鸦片战争后的最混沌的情况下，被英国“赢得”的。
根据1842年签署的《南京条约》 ，中国一直把这份协议称为“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给维多利亚女王，作为“永久的直辖殖民地”。或者换句话说，直到永远。
该协议于1860年拓展至把九龙半岛也包括在内，九龙半岛与香港隔海相望。
最后，在1898年，这一殖民地进一步扩大，[英国和清政府签订了]对新界为期99年的租约。这三部分构成了今天的香港。
1979年，英国派驻香港总督默里·麦理浩爵士（Sir Murray MacLehose）访问北京之后，香港回归中国这一棘手问题开始变得更加真实。
作为一名狂热的改革者，身为苏格兰人的麦理浩爵士试图缓和投资者对香港回归的担忧，但他也透露中国打算重获主权。
三年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开始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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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年轻的记者，我觉得香港回归中国在道德上是正确的。 任何关于鸦片战争的阅读都强化了这种获得是不公平的感觉。
但道德观是一回事。
现实情况是，这种获得的对象在根本上从一个落后地区变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 香港人完全有能力自己管理自己。
我坐在疾风骤雨般的新闻发布会上，看着撒切尔女士为她不允许香港人获得完全英国公民身份的决定做出辩护。
那些勇敢与她争论的记者仍然是我心中的女英雄。
(ABC News: Sue Lannin)
最后，英国政府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达成一项协议，承诺在中国的管治下，香港人将拥有50年的高度自治权。
随着中国大陆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悲观情绪开始转向谨慎的乐观。
这种乐观情绪一直持续到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正如最近的《四角方圆》节目佐证的那样。
香港人被毛泽东的话提醒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如今，抗议者又上街游行，因为他们获得中国批准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想通过一项引渡法，这意味着香港居民会被移交给中国法院。
(Reuters: Tyrone Siu)
1998年12月，我为《驻外记者》栏目报道了臭名昭着的香港黑帮分子张子强（绰号“大富豪”）在中国南部被行刑队处决的事情。
好几部电影以这位肆无忌惮的黑帮老大为原型，包括《追龙II》，这部电影目前正在香港各大电影院里放映。
鉴于“大富豪”犯下的大部分罪行都发生在英国殖民管治时期，该案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导致了回归初期对香港司法独立存在信任危机。
从那以后，中国法院做出了其他值得质疑的法律决定，通常涉及我们的一些公民。
对未来的抉择
看着香港的抗议活动让我想起了我在成长过程中看到的香港人的坚韧和不屈不饶。他们不是随意被人摆布的马前卒。
但是，当中国给予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在2047年正式到期后会发生什么？距今三十年似乎是很长一段时间，但其实并非如此。
香港人认为，他们应该在决定未来方面有发言权，而不仅仅是亲北京的官员[才有发言权]。
他们问：谁会与香港站在一起？
小时候，每天看着爸爸的报纸被塞进门缝，我阅读着各大标题，觉得香港是一个奇怪而令人兴奋的地方。
如果有人愿意冒着失去手臂或腿的风险，只为了可以把香港当作他们的家，那么它一定是块特别的地方。
Jane Hutcheon是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 一加一》（One Plus One）节目的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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