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澳大利亚东帝汶华人叶圆芸（左）、黎光能（中）和谢达贤（右）畅谈他们的东帝汶情缘。
ABC
8月30日是东帝汶举行公投20周年纪念日，这次公投为2000年东帝汶的独立奠定了基础。也许你不知道，在东帝汶的独立之路上，不少出生在那里的华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东帝汶地处东南亚，位于印度尼西亚群岛东部，东南临澳大利亚。国土面积不大，主要包括帝汶岛东部。东帝汶曾为葡萄牙殖民地，其国名“Timor-Leste”中，Leste是葡语“东”的意思，而Timor来自印尼语的timur，也是“东”的意思。
东帝汶的历史可以说曲折悠长。早在14世纪，华人和印度人就在这里进行贸易。1769年后，葡萄牙人占领了东帝汶，直到1974年，葡萄牙因为国内局势变化而放弃了对东帝汶的殖民统治。在二战期间，盟军和日军也曾占领过东帝汶。
1975年12月，印尼军事入侵东帝汶，将东帝汶收归为印尼第27个省。
直到1999年8月30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为这个国家带来了独立的转机。当年，78.5%的东帝汶人选择独立。
2001年8月30日，东帝汶举行了第一次大选，2002年4月，古斯芒当选东帝汶总统。
2002年5月20日，东帝汶正式独立，并于2002年9月成为联合国第191个成员国。
东帝汶有不少华人，他们对于东帝汶的独立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记载显示1511年，三个广东人来到东帝汶欧库西砍伐檀香木，他们成为有记载的东帝汶最早的华人。
此后，大批广东客家人登上帝汶岛经商，很多人定居下来形成东帝汶最初的华人群体。在鼎盛时期 ，当地的华人人数曾达到约三万左右。
据介绍，1975年被印尼占领前，华人掌握着东帝汶的经济命脉，包括农业生产也由华人支配。
1975年以后，印尼占领当局取消了华校和华文教育，强行推行印尼文教学，华文报刊也被禁止流入东帝汶。大批华人陆续逃离东帝汶，其中很大一批移居到了澳大利亚。
墨尔本的列治文（Richamond）和弗莱明顿（Flemington）两个内城区就是东帝汶华人聚集地。
日前ABC中文记者走进这两个社区，探访三位东帝汶华人社区成员，听他们讲述那段刀光剑影的历史。
黎光能：“他没有讲过一句劝我退缩的话”
(ABC : Jason Fang)
身为客家人的黎光能已经是东帝汶出生的第二代了。他在印尼入侵东帝汶后组建了游击队，与印尼军人对峙。
“我和很多当地一起长大的土着朋友参与了武装反抗的工作。一个晚上，印尼军队包围了我们一个40多人组成的纵队，”黎光能先生用中文普通话介绍说。
“当时外面传言，我们全都牺牲了。但是，我们却有十几人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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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光能接受ABC中文记者的采访，谈他的游击队队员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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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光能接受ABC中文记者的采访，谈他的游击队队员的日日夜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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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记得在将牺牲战友送回村落时，他父亲百感交集的面孔。
“我的父亲一定很担心我，然而，他没有讲过一句劝我退缩的话。这就继续鼓励着我。”
为了躲避印尼军队的搜捕，他和家人从战火纷飞的山区搬到了首都帝力，东躲西藏。他的二儿子在搬到帝力的第二晚降生了。
回忆起40多年前的事情，黎光能的妻子，也是东帝汶第三代客家人的巫碧环说她还记忆犹新。
“但是当年有先生在身边，我就不怕了。”
在那种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黎光能还为山区中的游击队运送粮食和补给。他假借为印尼支持的政府送货的便利，为游击队送去了各种必要的后勤补给。
“我给他们带电池。每次我会带两盒电池。我把它们放在驾驶座位的下面。”
1981年他和家人选择移民澳大利亚。
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后，黎光能继续为东帝汶的独立运动筹集善款，并且向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介绍东帝汶的情况。
他曾多次带着自己的孩子和妻子驾车到堪培拉，在国会大厦前打出横幅，为东帝汶鸣不平。
“我女儿小小年纪就开始演说了。八十年代，没有人，最多也就十几、二十个人参加示威。那个时候，我的三个孩子都跟我一起到堪培拉。”
他还每周主持一个半小时的广播节目，向在这里的人们介绍发自东帝汶的音频消息。直到今天，他都还收藏着一大盒一大盒的发自东帝汶的磁带。
不仅如此，黎光能还深入澳大利亚东帝汶华裔年轻人社区，一方面组织他们踢球健身，另一方面也让这些没有太多记忆的孩子们了解东帝汶，并为那里的反抗运动筹集资金。
“很多次，澳大利亚东帝汶流亡政府的会议都是在我家的客厅举行的，”他指着大本大本的相册中的照片说。
(Supplied)
他的身边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担任过独立后东帝汶总理、总统的拉莫斯·霍尔塔（José Manuel Ramos-Horta）等知名东帝汶独立人士。
在东帝汶取得独立地位之后，黎光能也继续为他所在的政党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工作。但是他也看到了内斗、争权夺利的状况和贪腐的行为。
“我后来发现，好多好多东帝汶人已经学会了贪污这些问题。当时，我闭上眼睛故意看不见，这会让我很不舒服。如果我直言讲出，很多人会不高兴，会带来仇恨。所有我就从政坛中淡出了。”
在谈到他如何看待东帝汶华裔时，黎光能先生说：“我理解，有些人他们怕印尼，有一部分是根本不想再与东帝汶有什么联系了。他们认为东帝汶独立是土着人的事情，跟他们没有关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是我所不同意的。”
叶圆芸：“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Supplied)
叶圆芸的祖父辈从中国移民到东帝汶，并与当地原住民女子结婚。她的爸爸是出生在当地的第二代东帝汶华人。由于她拥有东帝汶原住民的血统，她也一直认为自己是东帝汶民族融合的象征。
“我小时候，东帝汶很落后，因为很封闭，因为葡萄牙政府采取的是愚民政策。”
“华人和当地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这是双方都需要检讨的。”
她说尤其是华人对当地原住民的歧视还是很大的。
在东帝汶遭受印尼入侵时，叶圆芸才九岁，但是她对那段历史依旧记忆犹新。
“在[印尼军队入侵的]头一天晚上，家家户户敲门说‘今天晚上不要开灯’，因为印尼要入侵了。”
“之后，每一天都可以听到枪声。而且印尼军人每天从早到晚都会到我家来搜查曾参加过独立运动的哥哥……而且每次来什么东西都拿。那时我们家真可是说是家徒四壁。”
叶圆芸还回忆说当时她还常常能听到有人丧生的消息，“真是很恐怖”。
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她的父亲教她背闻一多的《七子之歌》。
(ABC TV)
1925年3月闻一多在美国留学期间把澳门、香港、台湾等七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比做母亲被夺走的七个孩子，来倾诉“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悲哀之情。
“[这首诗]让我感触特别大。我的父亲还常常教我说人要有骨气。他说连自己的国家都没有了，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她说正是因为父亲给她灌输的这些民族意识，使得她为了东帝汶的独立倾注了很多努力。
在倾家荡产之后，她的家族决定逃出东帝汶。
“家里砸锅卖铁，把家里的什么东西都在市场上卖掉了，才筹够了离开东帝汶的钱。”
他们一大家子先到了印尼雅加达，然后逃到了距离新加坡不远的小岛，之后偷渡到新加坡，飞往葡萄牙，并于1981年4月抵达澳大利亚。
叶圆芸说澳大利亚人民实在是太好了，而她则对澳大利亚政府初期支持印尼入侵东帝汶的态度表示了不满。
在1999年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之前，她就曾帮助筹划在墨尔本举行的公投，东帝汶独立后，她还担任过东帝汶驻澳大利亚维州、南澳和塔州的代表。
她说她投身东帝汶的独立运动不是为了谋取一官半职，而是要找回那个失去的国家。
谢达贤：“不能再留下了”
(supplied)
身为第三代东帝汶华人的谢达贤也是客家人。他回忆说在葡萄牙放弃对东帝汶这块殖民地之后，印尼入侵东帝汶之前，东帝汶内部就出现了分裂。当时，亲印尼、亲葡萄牙和独立派之间相互斗争。
“后来内乱就变成内战。不久印尼就入侵了，”他回忆说。
“我们当时看那个形势是不能再留下了。”
当年23岁的谢达贤与家人在交了贿赂后，乘船抵达巴厘岛，之后部分人乘飞机去了台湾，另外一些持有葡萄牙护照的人飞到了澳门。
他说：“印尼人进入东帝汶后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日本鬼子还要凶……什么都要。”
他的家族失去了所有的财产，这包括房子、车子和生意。
在澳门度过了五年之后，1981年谢达贤举家移民澳大利亚。
目前居住在墨尔本的谢达贤一家说在东帝汶公投、独立之后，他身边也有朋友到东帝汶做生意，可是因为贪污腐败等问题，都做得很一般。
“在印尼管控时代，我[自己]曾去过三次东帝汶，独立之后，我又去了五次……我主要去是拜祭我的祖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两个叔父。”
他表示现在他们一家对澳大利亚的生活已经很习惯了，也没有意愿再与东帝汶有任何更多的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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