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廖婵娥提出了合理而重要的质疑。
ABC News: Ian Cutmore
再过一周左右，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举行会晤，他们谈到中国问题时，特朗普会不会对廖婵娥感到好奇呢？
特朗普真问起来的话，莫里森总理无疑会对那名首位在中国出生的澳大利亚联邦众议员说些好话。廖婵娥目前是墨尔本边缘议席奇瑟姆选区的自由党众议员。
莫里森总理或许不太情愿承认廖婵娥的过去引发了一系列复杂问题，要确认在涉及某些个人时，是否可能存在中国干预澳大利亚政治的情况以及是否会造成风险。如果存在，又是什么时候呢？
从好的角度来看，廖婵娥的故事可能就像莫里森想说的那样简单：一位香港女性克服重重阻碍终于走到现在的位置。
努力付出才最终有所收获。
在廖婵娥陷入的政治风波中，她或许是人们对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和干涉愈加担忧的受害者。
但是，对廖婵娥提出的疑问合理且重要。
这些疑问围绕着两个问题：首先，她过去与那些和中国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协会的联系（这些联系总是相关的）；其次，她能够为自由党筹集到大量资金。
虽然尚未得到正式证实，但众所周知，安全部门对她在筹款活动中邀请的一些来宾表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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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莫里森抨击了工党对廖婵娥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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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莫里森抨击了工党对廖婵娥的质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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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糟糕透的采访
作为前维州州长特德·百鲁（Ted Baillieu）手下的一员，廖婵娥（负责与中文媒体打交道）凭借其筹款能力备受赏识。
事实上，当百鲁之后的州长丹尼斯·纳普（Denis Napthine）访问中国时，廖婵娥的名字原来并不在随访人员名单中。百鲁出面替她说话，廖婵娥的名字就被加上去了。那时据说她要在澳大利亚本地华人社区保住面子。
“显而易见，廖婵娥很会搞人际关系。表示担心的人会问：她得到中国当局的帮助来改善建立这种关系网，那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呢？”
在2018年反外国干涉法立法前，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诺特（John Garnaut）为时任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顾问，他概述了中国使用何种手段施加影响。他在去年向美国国会某委员会提供的证据中写道：“其惯用手法是提供特殊待遇、建立个人关系并奖励实现目标者”。
即将离任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ASIO负责人邓肯·刘易斯（Duncan Lewis）上周在悉尼论坛（Sydney Institute）讲话时，对这种广泛存在的危险提出警告。
“目前针对澳大利亚利益的外国情报活动的规模和范围都是前所未有的，”他说。（顺便提一句，廖婵娥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在悉尼论坛发表讲话。）
本周二（9月10日）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就廖婵娥与中国的统战组织有关联一事进行报道。当天，天空新闻的安德鲁·博尔特（Andrew Bolt）采访廖婵娥，廖婵娥在采访中表现糟糕透顶，为本周围绕她展开的激烈争论火上浇油。
当博尔特追问她过去与那些机构的关联时，廖婵娥称她不记得了，而被问及她对中国的政策及政权的看法时，她语无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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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主持人就南中国海和习近平问题多次追问廖婵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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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主持人就南中国海和习近平问题多次追问廖婵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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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总理办公室确保她将此前与哪些组织有关联以及她现今的想法都写进一份简短的声明中。廖婵娥发布了这一声明，而不是在国会宣读（总理后来于周四将该声明呈交国会）。但是，天空新闻的那次采访就像决堤的大坝，工党和其他批评人士的批评从这个缺口涌出来。
政府被迫竭尽全力为其进行辩护，说那只是一次“笨口拙舌”的采访。鉴于她初入国会，这可以理解。而工党对她围追堵截，既“排外”又“下作”。
这两种为她辩解的说法都站不住脚。
打种族牌是一步臭棋
廖婵娥的问题是她与中国统战组织的关联，而非那个糟糕的采访。
政府为了替她辩解打出种族牌，这一策略既错误又愚蠢。
对中国干涉澳大利亚政治的担忧与这个扩张性大国的行为有关，这并非基于种族。
这就像美国担心俄罗斯干涉本国政治一样。
从策略上说，政府是否没有意识到，对廖婵娥的问题发起抨击其中一个工党成员就是工党参议院领袖黄英贤？而黄英贤父亲是华裔马来西亚人。如果说针对廖婵娥的抨击是出于她的种族，那黄英贤应该不可能冲在最前线。
尽管廖婵娥之事让人们想起因与中国的关系导致丑闻，辞去议会之职的前工党参议员山姆·达斯季亚里（Sam Dastyari），但两者不能相提并论。
达斯季亚里拿到了报销花费的钱，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发表了不符合工党政策的意见，并向中国亿万富翁黄向墨透露消息说黄的手机可能遭到安全机构窃听。
简而言之，达斯季亚里毫无疑问违反了原则。对廖婵娥来说，问题在于她对人们的疑问如何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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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婵娥表示，自己的名字或许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加入中国政府网站刊载的名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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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婵娥表示，自己的名字或许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加入中国政府网站刊载的名录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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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的问题
一个新问题就是，正如ABC周四报道的那样，为什么她没有按照对其预选提名表格的审查规则，列出曾加入的重要中国协会组织的名字。预选提名表上要求参选人列出“您是哪个组织的成员，或曾是哪个组织的成员”。
选择廖婵娥竞选奇瑟姆选区时，自由党判断其会在华人投票率高的选区表现出色。工党也推出一名有华人背景（台湾出生）的参选人。对自由党来说，奇瑟姆选区尤其薄弱。廖婵娥的前任朱莉娅·班克斯（Julia Banks）在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下台后就离开政府转而成为中立议员。
拥有一个庞大人际网络的候选人会带来政治利益，但正如自由党人发现的那样，这种人可能会带来不良的关系。
政党需要对参选人进行更严格审查，廖婵娥之事则是最新的一个例子。自从宪法规定的公民身份条款将上届国会搞得人仰马翻，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
大选开始前，这种审查更为加紧了。一些竞选人由于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让人不能接受的帖子，结果失去了参选人资格。
据我们目前所知，廖婵娥在国会中的位置还是挺安全的。自由党选了她，莫里森也将力挺她。
即使中国曾希望利用廖婵娥众议员作为其对外影响力的代理人，那么在如今公众的关注下，任何这类希望都会成为泡影。
米歇尔·格拉坦（Michelle Grattan）是堪培拉大学的教授级研究员，也是《对话》（The Conversation）的首席政治记者，本文首次发表于《对话》。
注：在廖婵娥周三发表的声明中，她说：“我已经退出许多组织，正在审核任何可能在本人不知情或未经本人同意情况下将我加为成员的组织。”
“我是一名自豪的澳大利亚人，致力于为奇瑟姆选区人民热忱服务。任何与此截然相反的猜测都是[对我]深深的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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