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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中美关系，在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之后不久，仿佛进入静止状态：新冠疫情的爆发使中美人际交流陷于停摆，美国总统大选前中国成为候选人竞选宣言的靶子，从特朗普的“中国病毒”标签，到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关闭，中美关系降到40年来的冰点。2021年，如果疫情得到控制，特朗普下台，是否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个稳定的“底线”和“反弹”？中美竞赛是否会形成新的游戏规则？这是年底前许多西方学者和专家关注的议题。
《外交事务》杂志2021年1/2月号发布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的专文，题为“中国想要的世界：强权会不会重塑中国的野心”。这篇文章试图梳理中国对于世界秩序的愿景，“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以及西方国家如何应对等问题。
在这些看来很基本的问题上，其实中美并没有“共识”，对于对方“居心”或“意图”的看法也似乎存在着本质上的歧异。即使在中国和美国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担心中国崛起会形成威胁的西方人士通常都对中国的“居心”有负面预设；而认为中国会参与积极重塑世界秩序的西方人士，对于中国的“意图”采取相对正面的诠释。同样地，中国国内对美国的“居心”也有从美国试图“遏制中国论”到“公平竞争论”的差别，然而在特朗普当政期间，中国国内精英的观点进一步朝美国“遏制中国论”的方向靠拢。
米特认为，今日的中国力量主要由四个元素构成：威权主义、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创新。这形成了中国模式的骨干。这四个元素结合并重组，形成了中国现代的政治DNA和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态度。中国执政党希望巩固对中国社会的控制，鼓励国内外消费主义，扩大其全球影响力，开发和出口本国先进技术。米特认为，必须综合观察这四个目标，才能理解中国目前的地位和未来前景。
根据米特的分析，这四个主要目标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位领导人或危机，它们塑造了中国对于重构世界秩序的理念。在这个秩序中，中国将在亚洲扮演重要角色，并输出其经济投资模型，这个经济模型借鉴了共同体的发展思想，对自由规范漠不关心（虽然也不总是积极地敌对）。而且中国经常通过引用历史，或者重新诠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来证明中国模式的正当性。
从2008年到2020年
对于西方研究当代中国的学者来说，2008年和2020年是两个关键节点。这是因为中国对于美国实力的评估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影响了自身对于世界秩序的看法。
在中国看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和西方体制，以及放任型资本主义的缺陷，正如前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曾对中国媒体说的，当时王岐山对保尔森说，“亨利，我们的‘老师’有麻烦了。”
有些中国政治精英甚至认为中国幸亏没有改得那么快，如果真改了，说不定更像欧美，更容易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危机不但没有成为改革的推动力，反而似乎变成了改革非必要的论据。
新冠疫情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失控，更加深了许多中国人看衰美国的看法，使执政者更为肯定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这个观点呼应了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中国研究员朱利安•格维兹在2020年11/12月号的《外交事务》上写的：“中国认为美国正在败退：华盛顿必须证明北京错了”。也就是说，“美国衰败论”与“遏制中国论”在许多中国政治精英的心目中紧紧捆绑在一起，持有美国正走向没落想法的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美国企图通过遏制中国来挽救或掩饰自己的颓势。
米特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领导人已经明确，威权统治体制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迈向开放国家的过程，潜台词是，中国社会从党的有效领导那里获得的好处，超过了人民缺乏政治参与的不足。新冠危机更加巩固了中国国内的威权主义。
2020年中国自夸根据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体制有效地抑制病毒，反映在对外更为自信和“战狼”式的言论。“中国领导者不只是想巩固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他们的野心具有全球性。中国领导者从历史中汲取了对中国在世界上日益重要地位的认知。现在他们以修正主义者的身份宣称自己在1945年后的国际秩序中起着创举作用，拥护中国传统的治理规范，寻求在全球南方的领导地位，并明确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语言和符号。”
新冠疫情爆发后，中国采取了高度对抗性的外交策略。米特认为，如果中国在全球施展强权时采取更明显的对抗性态度，这种敌对情绪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
格维兹认为，中国认为美国企图遏制中国，要扭转这种看法几乎不可能；中国的目标与美国的利益在许多领域都有冲突，而且特朗普证实了北京对美国的许多看法，因此再多的外交策略都无法说服中方放松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减少对国家主义经济体系的支持，或不再试图减少中国对美国的依赖；中国这么做都是基于自身安全考量。
格维兹主张，唯一能改变这场角力的格局的方法是，美国向中国证明：美国并没有衰败。我相信这也将是拜登政府的看法，这不仅反映在拜登的竞选纲领中，也反映在他内阁人选的公开言论中。
更重要的是，格维兹并不认为中国政府的全盘打算都是一成不变的。他挑战在美国政界和学界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就是把中国看成一个无法对外部刺激做出反应的僵化国家。要走出这个思维模式，格维兹主张对美国和中国的利益进行更现实的评估：“虽然北京以激烈竞争和意识形态的眼光看待世界，但华盛顿仍然可以在中国问题上促进自己的利益。”
格维兹写道：“美国必须要恢复自己的权力和领导力，通过彻底反驳那些渲染美国消亡的夸大报道，来改变中国的算计，找出一条可让中美两国互惠互利、可持续共存的道路。”
中国的合理目标
中国日益扩大的经济和外交利益范围，自然需要扩大在全球的安全设置。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增长，继续利用现有的安全伞（例如本世纪初北约在阿富汗对中国资产的实质保护）已不足够。
因此拜登政府在制定中国策略时必将面临的首要挑战将是：中国的崛起不但不可避免，也有其合理正当的目标，但中国在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合法目标是什么？
中国已经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甚至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可能已经超越美国。米特认为，中国在全球秩序中的影响力，不仅是因为中国最近的一些成功，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西方的失败，例如，华为的5G技术对许多国家都具有吸引力，因为没有明显的西方替代方案。美国减少对联合国机构的资助，给予中国扩大其在联合国影响力的入场机会。
中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人口老龄化、生态危机、众多边界争端，以及在全世界受欢迎程度下滑。但米特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障碍，将不是美国或其他对手的敌意，而是本身的专制转向。对于威权的坚持，将使中国模式的其他三个核心（消费主义、全球野心和技术创新）的成功变得更加困难，在国外引发敌对情绪，并在中国和它努力改造的世界秩序之间增加障碍。
美国的“衰败”？
米特和格维兹都认为，中国对外采取的对抗性策略，很大程度上是依据认为美国不可避免地“衰败”的认识。
几十年来，中国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一直认为，美国的力量正在减弱，因此美国试图阻止中国的崛起。毛泽东曾经把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比拟为“一个垂死的，正在迅速下沉的人”。2008年金融危机使中国领导人怀疑毛泽东曾预言的资本主义毁灭性破坏是否已经到来。
现在许多中国精英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已将这一缓慢的过程推向了急剧恶化且不可逆转的新阶段，从退出国际协定和机构，到国内政策加剧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排斥移民和削减联邦政府研发资金，他们看到了美国不可避免的衰退。
在今年1月达成的第一阶段中美贸易协议中，中国同意购买一系列美国商品，而不是做出任何重大的改革承诺。对中国来说，应对新冠疫情的结果验证了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的优势，国有企业已俨然成为“应对大流行的重要力量”。
虽然中美贸易战开打后，“中国制造2025”的口号从公众视野中淡出，但该计划的目标并未实质性改变：到2025年前实现在个人计算机、智能手机和人工智能系统等核心技术上70％的自给自足。中国正在加速争取关键科技的全球领导地位，通过无线网络、人工智能等各方面的部署，计划至2025年为经济注入1.4万亿美元。从今年初开始，北京、上海等十几个地方的政府已经拨出6.6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9350亿美元）用于技术开发。
赛迪智库近期发布的《“新基建”发展白皮书》预计，到2025年，在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新基建直接投资将达10万亿元人民币，带动投资累计或超17万亿元人民币。
许多中国领导者和学者坚信，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美中关系的轨迹现在都是由美国衰落和对中国的敌意这两股势不可挡的力量决定的。
特朗普的中国策略把中国推向与美国表述的目标恰好相反的方向。虽然特朗普政策的目标是迫使中国脱离国家主导的经济体系，但从2018年美国掀起贸易战起，中国政府就断定特朗普的目标是重商主义，他只关心得到美国的所谓“好协议”。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加倍努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以应对与美国冲突造成的不稳定。
因此格维兹主张，美国要与中国展开有力竞争，当务之急莫过于振兴本国的经济基础、技术优势和民主制度。决策者必须管控好新冠疫情，实施惠及所有美国人的经济政策，欢迎能使美国社会更加富裕的移民来到美国，追求种族平等，以向世界展示美国民主仍然是自由和平等的灯塔，明智地进行投资，以加强美国的国防能力，增加联邦基金来资助科研活动。
格维兹还认为，美国的战略还必须拒绝不准确的观念，即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支不可渗透的力量，走的道路是一成不变的，对外部压力和激励措施没有反应。通过在必要时（甚至在两方激烈竞争之时）与中国展开合作，美国就可向北京展示，只要中国能承担起世界大国的责任并按规则行事，它并不害怕或谋求遏制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假以时日，这些举措也可能使中方开始相信，更重要的是解决紧迫的双边问题，而不是执迷于自己对美国的偏执妄想。
其实，美国和中国都不是第一名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课题主任甘思德和他的团队，在年底发布的报告《美国和中国都不是第一名》中，质疑G2竞争的思维陷阱。
这篇文章指出，美国和中国陷入经济、安全和政治“史诗般”的全面战略竞争，是基于一个错误假设：美国和中国正在争夺第一。虽然围绕经济规模、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技术创新、军事复杂性和部队投射能力等狭义范围的竞争，中美的确可能面临第一还是第二之间的比拼，但在许多具有社会意义的领域，美国和中国都不是第一。
在生活的许多领域，包括政府治理、医疗保健、犯罪、环境方面，两国都有许多工作要做。与其他国家相比，中美与最佳实践者之间的差距往往很大。
作者还指出，权力固然重要，但远非一切，因为许多典型的权力指标无法轻易转化为普通公民的有形收益：比方说，对老百姓来说，核武器不能当饭吃。
即使幸福感不是生活的终极目标，但也不是无关紧要。在这一点上，美国和中国的表现并不特别好，分别排名18和94，远远落后于芬兰。在民主和自由方面，美国的排名高于中国，但美国距离遥遥领先的其他国家也还有一段距离。根据《经济学人》的全球民主指数，美国排名第25，中国第153。根据智库“自由之家”的全球自由度指数，美国排名第52，中国第192。
就连网络自由度，“自由之家”也评美国第5，中国第65。“无国界记者”的新闻自由度排行显示中国排名177，但美国也只拿下第45名。
尽管中美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领域竞争激烈，但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分别为87.3％和54.3％（分别排名第31和54），而冰岛、卡塔尔和韩国等较小的国家/地区拥有达到95％或更高的普及率。
中美两国若想增强在创新领域的领导力，就必须解决薄弱环节，包括两国在教育和生态可持续性方面的弱点，以及对中国来说最紧迫的监管环境改善问题。
财富分配问题上，2016年世界银行评估各国的贫困人口比率，以每天5美元为贫困线，美国和中国分别排名第21位和第53位。这篇文章认为，尽管中国在脱贫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自定义的每天2.2美元的贫困线仍然太低，掩盖了持续不断的贫困和不平等现象加剧的现实。
以广泛使用的基尼系数来衡量，2019年美国（0.481）和中国（0.465）在绝对值上以及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仍然存在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相比之下，世界银行在2017年估计斯洛文尼亚的基尼系数最低，为0.242。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的统计，中国和美国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税前国民收入分别为全民收入的41％和45％，分别排名第65位和第91位，表明两国都有财富分配非常不平均的现象。
新冠病毒大流行也暴露了美国和中国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弱点。尽管美国在2019年全球健康安全指数中排名最高，但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仍然举步维艰，目前每天有超过20万的新病例。中国的病例总数要低得多，但在2019年末和2020年初因对疫情管理不善，中国病例5％的病死率在全球排第十高，远高于美国的1.9％和世界平均水平的2.3％。为了提高对大流行病的防范能力，两国应在机构医疗基础设施上进行更多投资，并在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
评估公共卫生部门的另一个关键指标是公民获得优质医疗保健的机会：2016年医疗质量指数（HAQ）研究了32种如果公民有足够的医疗机会则不应死亡的原因，在满分100中，美国得分为88.7，中国为77.9，分别排名第29和第48。
中国各地的卫生保健水平和质量水平差异很大，从北京91.5的HAQ值到某些西部省份50以下的HAQ值。美国各地区之间的差距虽然较小，但也存在类似的差距：2016年，高于90的HAQ值仅限于新英格兰、明尼苏达州和华盛顿州的某些地区。这个比较凸显了两国改善医疗保健服务和质量的必要性。
“去美国化”和“去中国化”
从这些发人深省的数据来看，2021年是美国和中国摆脱“争第一”思维的契机。在互联网喧嚣的时代，如果仅从中美各自鹰派的言论来看，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双方都有想要扳倒对方的意图，双方都已陷入零和博弈的陷阱。中美贸易战已经演化为中美体制的竞争，甚至对抗，而新冠疫情加深了这种比拼。
中国正在加强与世界各地其他经济体的联系，包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来增强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这正显示，中国的“双循环”策略并不是为了“去全球化”，而更多地是为了“去美国化”。
拜登政府应该会力图摆脱“脱钩论”的阴影，尝试重新定义符合实用主义的对华政策，停止“去中国化”的徒劳举措。
中美双方都应该走出单纯指责对方进行“零和博弈”的心态，停止轮番以五十步笑百步，重新定义彼此竞争的游戏规则，让两国人民的福祉成为良性竞争的受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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