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于2021年1月20日宣誓就职，对于新一任政府来说，气候变化问题被列为优先政策。一些分析人士担心拜登政府可能会选择在美中关系的其他领域做出让步，以寻求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
气候变化问题是核心
目前的全球气温正在上升，如果人们不减缓全球排放，气温到2100年可能上升3摄氏度，并对生态系统造成进一步不可逆转的破坏。减缓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需要包括美国和在内的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采取行动。
拜登曾说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头号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威胁”，气候变化问题也是他的核心优先事项之一。他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一次活动上说： “我们需要开始工作，我们必须马上开始工作。”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项目的高级研究员简·中野（Jane Nakano）表示，在过去四年里，气候变化并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但在拜登政府的领导下，这一情况即将改变。
拜登承诺美国将重回《巴黎气候协定》。此外，即将上任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Brian Deese）星期三（1月13日）表示，拜登政府创造就业议程的核心将是通过增加对新技术的投资来解决气候危机。
他在路透Reuters Next会议上说：“我认为，在当选总统的拯救和复苏（rescue-and-recovery）战略中，你将看到的是一种将解决气候危机放在创造就业机会的中心的做法。”
美中合作至关重要
加州前州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上个月则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指出，当选总统拜登的首要任务应是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合作。美中两国应合作扭转气候变化趋势。
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上星期五发布的一份报告说，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国合作这些国家的合作将解决全球近一半的碳排放问题。合作还将提供一个宝贵的平台，通过更有效的国内政策推动全球实现《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并恢复美国在气候问题上的国际领导地位的可信度。
报告还建议美国与中日韩等国的工业、能源和环境部门召开一次高级会议，并在2021年上半年建立一个美国-东亚气候变化工作组。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王立德（Alex Wang）表示，中国和美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排放量的近45%，两国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例如协调、信息共享、联合研究等是必要的。
克里为对华政策带来问题？
在气候问题上，拜登选择约翰·克里（John Kerry）出任气候变化问题总统特使。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是一个以外交政策为重点的职位，这一职位的人选也将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成员。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拜登团队认为，克里与世界各国领导人熟悉，可能有利于定于未来数月举行的全球气候谈判的前景。
但有专家认为拜登选择约翰·克里（John Kerry）出任气候变化问题总统特使，可能会给拜登的对华政策带来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资深研究员莱特（Thomas Wright）在美国《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一些像克里一样的人认为，美国应该改善总体关系的氛围，并愿意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以确保北京方面在气候问题上采取行动。
莱特还说，克里认为与中国达成气候协议是关键。克里很可能呼吁两国把气候问题作为两国关系的核心。他认为美中间的所有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克里会把自己放在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的核心位置，并要求美国改变政策来支持他的努力。
文章提到，一名前奥巴马政府官员说：“中国的外交就是不断寻找筹码，克里每天都会用手推车（wheelbarrow）把一大包筹码送到他们家门口。”
除了克里等人的因素外，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亚洲研究项目主任卜大年（Dan Blumenthal）曾对美国之音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完全有理由自己减少碳排放。它不需要美国的激励措施，但我相信，习近平将要求拜登政府做出让步，以换取减排承诺。
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或许是一种过度担忧。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何瑞恩（Ryan Hass）认为新一届政府将“由认识到政策协调过程的纪律效应的（disciplining effect of a policy coordination process）专业人士组成，以确定优先次序，权衡利弊，并制定一系列行动来推进具体目标。”
他还说：“在拜登的领导下，将会有一个单一的、综合的对华政策来处理两国关系的整体，而不是像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经常出现的那样，只关注一个具体问题。”
王立德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不会为了让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做出承诺而放弃其他核心利益。而中国也不会这么做。”
“拜登政府的做法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样是交易式的（transactional），而且他们也极不可能在美中关系的其他领域做出让步，以寻求在气候问题上的合作”，中野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可能会探索各种方式，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这将最好地促使中国采取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何瑞恩还指出，关于美国是否应该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协调的争论是在错误的问题上纠结，“正确的问题不是是否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合作，而是在竞争加剧、中国在国内变得更加压制、在国外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之际，如何最好地探索与中国的政策协调。”
他还建议不要把“分散的协调” （discrete coordination）与美中广泛伙伴关系的建议混为一谈。美中在个别问题上的协调不会改变双边关系的根本竞争性质。“任何一方都不应寻求以基于问题的协调为契机，为一贯困难的关系披上美好的外衣。”
莱特也在文章表示：“拜登需要尽早明确表示，他支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必须与两国关系的其他方面分开，这样即使中美之间存在其他分歧，也能继续取得进展。”如果他不给出这样的指导，克里就会认为他有权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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