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中国打工人在非洲实录:回国步步惊心 留守孤独寂寞 | 澳洲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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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3日,罗瑞的飞机降落在广州,他松了一口气,从拉各斯到开罗再到广州,几日辗转后,他终于回。。。
            2021年1月3日,罗瑞的飞机降落在广州,他松了一口气,从拉各斯到开罗再到广州,几日辗转后,他终于回国了。<br />

在尼日利亚中资企业工作10年后,83年的罗瑞转行在当地经营白酒,新冠疫情这一年,他的收入还算可观,春节能回国过个好年。

罗瑞的前同事郭帆,这个春节仍然拉各斯中资企业园区工作。8年了,他没有一个春节与家人吃过年夜饭。2021年2月11日,除夕夜,郭帆给全现在发来了一张春节饭菜的照片,由于疫情控制,不能聚餐,他的年夜饭只有一个人。

郭帆的年夜饭

毕业后不久,就前往尼日利亚新首都阿布贾工作的苏晴,在一家福建石材公司工作3年了。今年她很幸运,春节期间碰上了休假,回到了老家与亲人共度佳节。而这位90后女孩开始犹豫:过完年还回去吗?

中国是尼日利亚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FDI)国家,近年来,两国间经贸往来频繁,同时涌入了大量海外务工人员。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中国在非洲海外务工人员达到18万以上,其中在尼日利亚务工的中国人数量达到了第三位。

罗瑞、郭帆、苏晴都是在尼日利亚务工的中国人,他们经历过异乡人的春节,体味过思乡与惆怅。新冠疫情后的第一个春节,不仅让回不来的打工人乡愁更浓,也让海外务工人员面临新的选择。

01 与非洲过春节,冷清

大多在非洲务工的中国人会住在企业园区,高高的外墙将务工人员与非洲外界隔离开,园区里有着工厂、食堂、宿舍和黑人保安。

这些中国人有着相似的春节记忆。临近年关,企业采购人员会提前到中国超市购买春节装饰品。中国员工会拉着本地员工一起装点园区,厂房周围挂几盏灯楼,宿舍、食堂门上贴点福字和春联,小小的装饰点缀着平淡的非洲农历新年。

如果不是正常休息日,就算大年三十,企业会照常上班。

“尼日利亚新年是圣诞节、元旦,要是中国春节给中国人放假了,本地员工就没人管了。每年春节都是正常上班,没有带薪休假的。”做了8年工厂管理的郭帆苦笑着,今年春节期间,他还是要去拖鞋工厂上班,管理手下的100多名本地雇员。

园区里年味很淡,大年三十听不到放炮的声音。除夕夜,有人会打打麻将、包包饺子,有条件的园区里还能唱唱KTV。实在的老板会给员工多发些红包,犒劳不能回家的异乡人。

一家尼日利亚中资物流工厂的年夜饭

有些人为了精神一点,会在春节前吆喝同事间互相理个发,可非洲国家常年高温炎热,理发也不是非到春节不可。

“同事间没事儿就会互相帮忙理一下。年前想啥时候理就啥时候理,非洲只有旱季和雨季,热了就理短点,管他好看不好看,也不相亲、不找对象。”大年二十九,郭帆刚下夜班,在电话里吐着苦水。

这一天,食堂的年夜饭会准备的相对丰盛。鸡鸭鱼肉、海鲜、干果……为了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很多是从国内进口的。有的北方人会特意擀顿面条。

“过年那几天,我们会买一头猪或牛羊杀,尼日利亚的牛肉、羊肉很便宜,羊肉就20元一斤。为了讨个彩头,给本地小黑塞一些红包,让他们帮忙杀猪。”苏晴很开心地告诉全现在,传统的中国节日,企业也会想办法给中国员工添点娱乐活动。

苏晴单位的本地员工

没有疫情的中秋节,苏晴所在的公司曾举办过博饼游戏,这是福建厦门的中秋传统活动,弄个骰子,轮流掷,按数字大小决定获奖者。

“那时候我还博得好多礼品,也有现金礼品。”苏晴说。

郭帆待了8年,对于非洲的农历新年没什么期待,“除夕夜只能等食堂犒劳一下,弄点小酒喝一喝,和中国同事聚一下,有时候有螃蟹,但我不喜欢吃非洲的螃蟹,肉不多。”

大年三十,电视上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他们与国内最强的联结。

北京时间20点,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准时开播,尽管有着7小时时差,园区的中国人总会围坐在电视机前。

“如果回不去,我就守着电视看春晚了,网络信号不是很好,大家几乎都是每人搬个小板凳,集体坐着看。”苏晴说,“上次2019年的70周年阅兵仪式,尼日利亚是凌晨3点,我们都会爬起来看。”

国内除夕12点钟声响起时,尼日利亚还是下午时分,这时如果仔细观察,园区里的中国人基本上都与家人打电话。

“大年三十那个下午,很多人的手机里就传来国内零点‘噼里啪啦’的鞭炮响,他们还是想着家里。”罗瑞告诉全现在。

2021年2月11日,南非的一座中国城外。图源:AFP

这些年,部分尼日利亚的华人商会在推进农历春节的活动,但园区里,中国务工人员的新年,无非是喝点小酒、吃顿丰盛的年夜饭、看看春晚、打几个电话,就过去了。

02 辗转回国,紧张

想家时,一个视频电话能见到家人,但回家过年才是海外务工人员最大的心愿。

大多数中资企业的中国人,每一年左右会有一次回国探亲假,时间在30-45天不等,公司承担往返机票,这个假期被称为“度假”。

“我上次度假是2019年6月,公司规定一年半回去一次,我本来2020年12月份可以回去,但遇上疫情,回不去了。疫情前,拉各斯与国内往返机票只要1万多人民币,现在单程涨到3万多,还没算隔离费。成本这么高,公司不会让我回国的,今年就只有几个身体不好的同事回去了。”

早期的非洲华人移民在非吃团年饭 图源:AFP

说到这,郭帆语气明显低落了,这8年里,他没有一次在春节期间回过陕西老家,更没机会与妻子、俩孩子吃顿年夜饭。

受新冠疫情影响,今年春节回国过年更是艰难。罗瑞和苏晴回国路上更是提心吊胆。

尼日利亚回国没有直达航班,必须要中转,中转地或是在埃及开罗、在南非内罗毕,也有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在法国巴黎。机票能买上就是幸运,而前路都是不可预测的。

“今年回国机票几乎被中间商垄断了,找中介订票也就是图个安心,中介承诺全程安排的核酸检测、中转住宿,买不到也能退全款。”2020年11月,罗瑞就开始计划回国过年,他索性将买票事宜委托给了中介。

为了降低跨国流动人口的病毒传染风险,2020年年末,国际航班频繁熔断,机票价格攀升,海外务工人员的返程机票一票难求。

2020年9月5日,尼日利亚拉各斯穆尔塔拉穆罕默德国际机场,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尼日利亚领空关闭五个月后重新开放。图源:CFP

“航班时间不停变动,中介加了好几次价。最后一次给我报的单程机票是一张37500元,还没算住宿、核酸的3000多元。那时,临近12月底,再拖自己就回不去了,我就决定自己买票。”罗瑞说。

苏晴算是比较幸运的,这两年春节刚好赶上她“度假”回国。对一个异乡打工的年轻女孩,这是极大的慰藉。

公司给苏晴一行8人定了团体票,2021年1月5日出发,从尼日利亚新首都阿布贾机场起飞,5日当晚降落到埃及首都开罗,8日晚从开罗飞回了成都。

出发前,务工人员担心的是机票难买,中转时,所有人都在担心一纸核酸。在开罗中转停留的三天,最让苏晴紧张。

“本来到埃及可以直接转机走的,可落地后才收到大使馆新的防疫政策。”苏晴说,“在埃及登机,必须要提供两次、不同医院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于是,他们只能通过开罗的中国人联系本地医院,和本地人一起做核酸检测。“排队很浪费时间,就担心被感染,如果同行人核酸检测阳性,很可能一同被遣返。”苏晴当时很着急,这种时间和金钱成本是难以承受的。

疫情间,从非洲回国的中国人。图源:AFP

航班熔断与境外输入病例数直接相关,中国民航局在2020年12月出台新政:只要同一航班核酸检测呈阳的旅客达到5个,该航线便会被熔断两周。

罗瑞也是年初在开罗转机,情况一度紧张。有的务工人员被卡在中转地,甚至出现传言:做核酸检测前要多吃连花清瘟胶囊。

“连续吃一个礼拜,每天三颗。他们就说有用,我怕做核酸过不去,也吃了几天。”罗瑞听说,有个中国人核酸结果一直是阳性,没办法,在开罗自己租了个房子,躲在里面一个月,天天吃连花清瘟胶囊,直到核酸呈阴性。

中国大使馆的“防疫健康码国际版”是回国最重要的凭证。“很多人做核酸不过关,没有国际通行的绿码,航空公司是不会让你登机。”罗瑞就怕路上出问题,这样尼日利亚回不去,国内也近不来,卡在中转地。

“1月初在开罗租房很贵,1天1000元,没人受得了。”罗瑞说。

苏晴是一行人中英语最好的,同行几位是年长的师傅,她还要依次帮师傅们填写核酸检测结果,以便获得绿色健康码。从开罗返回国内登机前,同行一位师傅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但血清抗体呈阳性,绿码就是出不来。

“没绿码就不能上飞机,当时不停给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国内大使馆打电话,请求工作人员赶紧处理。当时,检票还剩15分钟时,师傅的健康码突然绿了。”苏晴想来还是紧张。

几经周折后,罗瑞和苏晴都顺利回国过年了。

03 年后工作,迷茫

这些在非洲务工的中国人,新一年仍面临选择:新冠疫情仍未控制,非洲医疗卫生水平有限,我们还要在非洲工作吗?像郭帆、罗瑞、苏晴,他们或多或少都思考了这个问题。

郭帆在尼日利亚中资企业园区工作生活了8年,工作、吃饭、休息,三点一线,园区里也有羽毛球场和KTV设备等娱乐设备,仿佛一个小世界。

尼日利亚阿布贾一座中资企业园区

外出只有周日,往返通勤得4~5个小时,郭帆嫌麻烦,有时倒班,要休息,就算放假,他也懒得出门。2020年3月后,尼日利亚新冠确诊病例日增1000余例甚至更多,多数中资企业园区也加强了封锁。

“在这里待久了,人都变得内向了,待遇什么都不差,更多是寂寞和无聊。”郭帆当时来非洲打工,也是为了挣钱,“原来没有买房,一直租房生活,老婆希望我挣够钱再回去。现在在西安买了房子,老婆催我快回国,可疫情这么拖着,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去。出来工作都是生活逼出来的,要不谁愿意出来。”

在尼日利亚务工的中国人,有的是通过中介公司、校园招聘、公司外派等途径进入非洲。他们看重的是比国内高的收入,企业较优厚的待遇,也掺杂着些许对非洲大陆的好奇。

83年出生的罗瑞经历过园区生活,他之前是中资公司对外事务专员,相比闷在工厂做管理的郭帆,由于英语专业毕业,罗瑞经常协助公司老板,同尼日利亚本地政府、商界打交道。

随着在尼日利亚人脉的积累,两年前,罗瑞决定从企业辞职,离开了园区,单独出来经营白酒。“工厂里待腻了,没有晋升空间,还是想自己干点事儿。”罗瑞知道尼日利亚中国人多,而当地白酒质量不佳,要么是勾兑而来,要么是进口,纯粮食白酒几乎没有,索性就自己创业。

酒厂的生产、装瓶、包装都是一条线,商标在拉各斯的工商局注册。2019年起,罗瑞就和10多个黑人工人一起酿酒。

罗瑞没有对自己的白酒做太多宣传,他的白酒还是卖给了在拉各斯的中国人为主。拉各斯本地交通状况不佳,2020年尼日利亚解封的几个月里,罗瑞跟着黑人司机一起给客户送货,在拉各斯到处跑。

尼日利亚拥挤的街头 图源:AFP

“早上很早起来,装个几十箱酒,一般分区域送货,通勤状况差,最担心堵车,每天差不多送个70-80箱。”罗瑞说,“这个酒本身生产成本不是很高,2020年销量也不差,没太受疫情影响,短短几个月就卖了几万斤了,算是收回本了。”

本科毕业5年多的苏晴,在尼日利亚中资企业能拿到20万左右的年薪,她在这家企业从事石材销售和运营推广工作。2月10日,大年二十九,苏晴正在河南老家帮家里人准备年夜饭,她还在纠结要不要年后继续回尼日利亚发展,“如果公司能给我更大的发展机会,我可能会考虑。”

她所在的公司已组织回国员工在接种新冠疫苗,以便年后再返回尼日利亚工作。

1月回国前,罗瑞将自己几百箱白酒分别放在尼日利亚的朋友那里。为了处理剩下的白酒,年后,罗瑞还是要回拉各斯。“现在遇到疫情,人在非洲待着,心情也受影响了,家里人总是喊我回国。我想着年后还是要回去,处理下酒。”

但具体还能在尼日利亚待多久,罗瑞也不清楚。

(文中罗瑞、郭帆、苏晴均为化名,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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