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垃圾堆里爬出的女博士",如何靠教育走出原生家庭? | 澳洲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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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24岁获全额奖金去哈佛访学,28岁拿下剑桥博士,32岁出版自传,被选为《时代周刊》“年度影响人物。。。
            她,24岁获全额奖金去哈佛访学,28岁拿下剑桥博士,32岁出版自传,被选为《时代周刊》“年度影响人物”。<br />

她,来自虔诚的摩门教家庭(注:摩门教的创始人宣扬一夫多妻,其教义反对女权,甚至反对咖啡、酒精和婚前性行为),母亲重男轻女、唯夫是从;父亲偏执、控制、精神障碍,痛恨政府、学校、医院,孩子们脑震荡、腿着火、脑袋开花都拒绝送医院,幻想世界末日、热衷在地下挖坑储存食物、汽油、弹药;哥哥暴力成瘾、仇视女性,天生PUA,多次将妹妹的头摁进马桶毒打,扬言杀掉她,父母却充耳不闻、从未给予保护。

她,17岁前没户口、没上过一天学。7个兄弟姐妹,3个有博士学位、走出大山;4个却几乎文盲,经济、情感上受父母控制。一家人两极分化,裂痕越来越深。

她就是塔拉,出生于充满控制、暴力、洗脑的原生家庭,童年天天帮父亲分拣金属垃圾,承受家人随时抛出的精神垃圾,所以自称“垃圾堆里爬出来的女孩”。现在,她是作家、历史学家,学术成就斐然,精神心理状况基本健康。

▲塔拉和《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书籍封面

原生家庭糟糕成这样,塔拉究竟如何成为了现在的她?

一家人里既有博士,又有文盲,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源,到底在哪里?

对于一开始没能拿到“好牌”的普通人,塔拉的故事有什么启示?

今天,在读过2遍塔拉自传《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之后,笔者将与大家分享她“浴火涅盘”的痛苦历程。希望每一个曾对原生家庭失望、被原生家庭伤害的人,都能从她的故事中,找到自我蜕变的路径。

作者:利兹

*以下以作者第一人称的口吻讲述

#5
#Educated de @tarawestover.
Una bufetada feta llibre.

“It’s strange how you give the people you love so much power over
you.” pic.twitter.com/b77dUTNni2

— Cristina Ribera (@cristinariberat)
February 8, 2021

▲塔拉的童年时期

没有正常生活的童年

车祸、烧伤、被控制

我用学习逃避混乱

我的母亲叫法耶,在城镇里长大,我外公是邮递员,外婆是当地最好的裁缝,所以母亲从小的生活体面而优渥。有剪裁最得体、最漂亮的衣服,天鹅绒夹克、羊毛套装穿都穿不完;去教堂做礼拜,在学校和社区做活动,家庭出身再好不过。

但在选择婚姻时,母亲似乎一定要逃离这种生活,嫁给了一个几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年轻人,我的父亲吉恩。他从小没上过学,在山上的农场长大,叛逆,强烈反对女人工作,绝不允许女儿穿有女性特质的衣服,否则就是“妓女”,男权思想登峰造极。但在我母亲的眼里,他却是“活力四射、身体健壮、神气十足,身上有股超越同龄人的严肃认真劲儿,富有主见”。

外婆全家都不喜欢父亲,竭力反对婚事,认为他太粗鲁,门不当户不对。为了嫁给父亲,母亲和自己的家人渐渐疏离,彻底逃离了原来的世界,和父亲定居在山上。

自从他们结婚,事情就开始朝奇怪的方向发展而去。父亲成为家庭的主宰者,扔掉了电话,驾照到期也不去更换,不给汽车购买保险,而母亲成了他的追随者,把自己隔绝在父亲的幻觉、偏执中,我们一家人逐渐与主流世界划分界限。

1 不信任医院

第一步,生孩子不去医院。7个孩子里有6个都是在家里由民间助产士接生,而且父亲不给我们申请出生证明,从小到大没打过疫苗。

第二步,家人生病不能去医院。只能用母亲的草药和精油,以及祈祷。因为“医生和药片不会救你,只会害死你”、“药是一种特殊的毒药,永远不会被排出身体,会在余生慢慢腐蚀你,十年后生孩子也会是畸形”,而与医生预约看病的奶奶,也被父亲斥责为“撒旦计划的知情参与者”,就连我上大学以后吃药,母亲也连夜寄来草药,要求我坚持服下,“排出体内的抗生素”。

第三步,严重外伤不能去医院。我们经历了两次严重车祸,都是因为父亲执意深夜开快车。一次车直接撞断了高压电线,孩子们断了鼻子、碎了牙齿、身上裂了大口子,母亲因为严重的颅脑损伤变成黑眼圈,父亲却说“反正医生也帮不上什么忙,她的生死掌控在上帝手中”;另一次车祸,我的脖子受了伤,几乎要瘫痪,母亲却打电话叫来一个“能量专家”,我被要求每天“花几小时想象一个能量泡泡,想象自己被治愈”。

我给父亲干活分拣废料,被长钉子扎入膝盖、划出一个大口子,父亲让我一瘸一拐自己回家找母亲止血,母亲给我涂了植物精油,用独创的“顺势疗法”,闭上眼睛,左手搁在伤口上、右手手指啪嗒啪嗒轻点,治疗结束。

哥哥卢克帮父亲焊铁皮,结果因为牛仔裤沾了汽油、突然着火,腿的一部分烧成死肉,父亲独自在山上扑灭被引燃的干草,把哥哥放进汽车,让他自己开车下山找母亲处理伤口。当时母亲不在家,10岁的我只好把垃圾桶清空,倒满冰水、放上冰块,让哥哥把腿放进去(顾不得感染)。整个晚上,母亲用“顺势疗法”问上帝伤口是否感染,接着用刀割掉损坏的皮肤。父亲警告所有孩子,不准让哥哥烧伤的事情被政府知道,否则所有孩子会被带走,哥哥会被送进医院“感染而死”。

几乎所有人都受过严重的伤,但所幸没有人死去。而母亲也因为用草药、精油和顺势疗法“治好”了父亲的严重烧伤,被周边不信任医院的人拥戴为神,赚了大笔的钱,成了方圆几十里的富商。

2 不信任学校、政府

我的几个哥哥在学校上过学,但后来被父亲接回了家,我更是一天学校也没去过,因为“学校只会洗脑”。我的哥哥泰勒爱看书、喜静,却每天被父亲赶去金属废料厂工作,他想上大学,去征求同意,父亲却说:

“大学就是给那些太过蠢笨,在第一轮学不会的人额外开设的学校。”

“大学教授有两种,一种知道自己在说谎,另一种认为自己在说真话……一种知道自己拿的是魔鬼的工资,另一种甚是傲慢,自认为比上帝更有智慧。”

“一个男人不可能靠书本和废纸为生,你以后会成为一家之主,靠书本怎么养活老婆孩子呢?”

但母亲倒没有完全拒绝我们学习,她在家教育孩子,让我们读药草学、数学、历史和科学书,有时候带我们去图书馆读书,在家只要干完了活,也可以去学习。而身在中产家庭的外婆,也支持我们学习,她会鼓励我和哥哥“去上大学”。

泰勒对学校的热爱,超过对家人的爱。他找各种时间看书,拿出攒的全部钱买三角学、微积分课本自学,而父亲却千方百计不让他学习,一看到他没有在干活,就大声质问“你在干什么”,然后给泰勒布置两倍的活儿,但泰勒不为所动,坚持要看完书再去。

在我10岁的时候,泰勒真的离开家、离开大山,去上大学了。再到后来,泰勒成为了家里3个博士中的一员。

泰勒离开以后,父亲开始指挥我干废料厂的活儿,但这些活又重又无聊,我“也想上学”的念头越发强烈,尤其是在家里严重受伤又得不到有效治疗的时候。我总是在设想泰勒的学校生活,于是也见缝插针找时间读书。害怕我“被知识、被学校洗脑”的父亲,同样也千方百计阻挠我读书,不停给我活干,试图让我分心,并告诉我“一个女人的位置,应该在家里。”

但我依然没停下学习的节奏,一遍遍研读仅有的宗教书和抽象的文章。

回首往事,我发现这就是我的教育,将产生重要影响的自我教育。我在学习的这个技能至关重要,那就是对不懂的东西耐心阅读。这个技能也帮助我在17岁进入杨百翰大学时,慢慢学会了原本一窍不通的数学、历史,从不及格拿到了优秀的成绩。

▲在剑桥大学里的塔拉

15岁时哥哥成为大学生 我第一次决定逃离家庭

泰勒上了大学以后,一直和我有电话联系,而我15岁开始去镇上的商店打工。泰勒鼓励我:

“只要你住在爸爸的屋檐下,他不允许,你就很难离开,一年年拖下去,这辈子就去不成了。我觉得对你来说,这儿是最糟糕的地方……去上大学吧,杨百翰大学接受那些在家里受教育的孩子。外面有一个世界,一旦爸爸不再在你耳边灌输他的观点,世界就会看起来大不一样。”

不让孩子上学,是因为更容易被控制,父亲不让我们上学的意图,泰勒是第一个看穿的人。

于是,我一边打工,一边买了大学入学指南,准备ACT考试。我第一次学习解方程,第一次明白字母也可以代表数字,第一次学习三角函数。因为实在无法理解正弦、余弦,我求助母亲,她认为有义务教我,但花了三小时解出一道答案错误的题目后,她承认“学习过的知识全都忘得一干二净。”我想,完了,大学肯定进不去了。

无奈,我抱着最后希望求助了泰勒,他正要去普渡大学读博士,他一遍遍耐心教我数学原理。这时候,我似乎看到大学为我开了一点点门。

ACT考试我考了两次,第一次考试时,我根本不知如何使用答题纸,也因为沙沙翻页声和铅笔写字的声音无法集中精力(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坐进课堂考试),我拿了22分。看到这个成绩,父亲烦躁不安,大声叫着我该搬出去住,执意要我缴纳房租,并成功拿走了我打工攒的三分之一学费,试图用经济制裁的方式控制我。

第二次ACT考试,我拿到了28分,成功被杨百翰大学录取,终于可以离开家。母亲拥抱了我,父亲摆出一副开心的样子:“这至少证明一件事,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一样好。”但这样的“温柔”只是昙花一现,很快他又开始对我咆哮、暴怒,这才是真实的他。

也只有我知道,我能进入大学,根本不能证明“不去上学是正确的”,幼年时母亲培养的阅读习惯、哥哥对我的鼓励、我顶着压力对自己的教育,才是其中的关键。要说有一点点和父亲有关系,那就是小时候的车祸、腿受伤事件,如果继续听命于父亲的疯狂支配,我可能真的会死。

▲塔拉在杨百翰大学(图片来自:criticsatlarge.ca)

17岁从文盲变成大学生 我发现了可怕的家庭烙印

来到杨百翰大学,我以为真正摆脱了家庭,却经常在上课、社交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身上早已成形的家庭烙印。和在正常家庭长大的同学相比,每一天我都在不停意识到:我不属于这里。

1 父亲和哥哥男权洗脑:穿女性特质的衣服,是不检点、轻佻、异教徒

我穿着宽松的外套和大号的男士牛仔裤,而我的室友穿着白色紧身吊带背心,裤子上印着“juicy”(多汁的,英语俚语中指女子妖冶性感),这显然超出我的承受范围。看到她的第一刻,我会下意识地远离她们,因为父亲说过她们是“异教徒”,“不道德”的行为会传染给我。我根本没有意识到,她们这样的穿着,是再正常不过的美国女孩打扮。

2 没上过高中,根本不知道选课为何物

第一节课,我进错教室,闯入了大四的课程,也根本听不懂老师说“senior”(大四学生)是什么意思,还反问她“还有老年人(senior)的课?”后来走了大半个校园,才看懂课程表上的数字,原来这代表的是教室门牌号。而这时候,我该选的新生课程早已经全部满员。

3 严重缺乏常识,人文基础知识几乎为零,闹了天大笑话

我有一门《美国历史》。我原以为这门课会很容易,因为父亲讲过开国元勋的事迹,但教授对这些人只字未提,而是谈论“哲学基础”,以及西塞罗和休谟的作品,这些名字我闻所未闻。在下节课的阅读测验中,我所看到的“公民人文主义”、“苏格兰启蒙运动”全都如天书一般,毫无疑问,我一个问题都没答对。

最难堪的是一节《西方艺术》课,教授在展示一幅画,下面有一行小小的斜体字,我看不懂,便像其他学生一样举手,问老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话音刚落,班里一片令人窒息的寂静,教授抿紧嘴唇,只说“谢谢你问了这个问题”,没有作答。我像个木头人一样,低头一动不敢动,直到下课,我的室友对我说:“你不该拿那个词开玩笑,它可不是个笑话”。

我等到所有人都离开,径直去机房查阅“Holocaust”的意思(专指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展开的大屠杀),震惊不已,为自己的无知而震惊,也为这段可怕的历史而震惊,显然我从小到大根本没有了解过。600万犹太人惨遭厄运,父亲给我讲的故事,却是6个人。

我的无知,甚至还让我几次考试没有通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考前复习应该读课本,直到室友提醒我“必须读教科书”。所以我每天学习到凌晨3点,像十几岁时那样,耐心阅读自己不懂的东西,成绩开始从C提高到B,最后到A,终于有希望拿到奖学金了,我真的太穷了。

▲在校园的塔拉(图片来自:BBC.com)

在剑桥、哈佛读硕博

被家人孤立,27岁我终于勇敢做自己

我在大学学会了一件重要的事:寻求外援,然后靠自己的努力,去抓住一切受教育的机会。

我不断遇到帮助我的“贵人”、拿到贫困生补贴,后来得到去剑桥、哈佛深造的机会,继而27岁在剑桥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我相信都与此相关。

然而与此同时,拿政府补贴、去大洋彼岸上学、获得高学历,甚至开始主动在生病时吃药,在我偏执、控制的父亲看来,等同于“被政府拉拢、洗脑”,简直是大逆不道,甚至应该被驱逐出家庭,而始终作为追随者的母亲,也一改从前对我的支持,站到了父亲的一边,拉拢我其他几个没上学、给父母打工的兄弟姐妹,希望我承认自己“被恶魔占据心智”,并接受他们的改造。

刚开始,因为已经在这个家庭被父母灌输思想17年,我的内心深深植根了他们的思想,我因为“背叛”、“背叛”摩门教义而充满愧疚和自责,甚至一回到山上的家,就会不由自主顺从父亲的控制,变回小时候怯懦无主见的自己。

但是后来,我终于反抗,我说:“我爱你,但我不能听你的,对不起,爸爸”。

我相信,获得反抗的意识、能力,是因为我学习了越来越多知识。亲自通过阅读书籍、查阅资料,我一点点明白,父亲的种种偏执、狂躁、不可理喻,除了因为他是摩门教徒,还有一个原因,他有双相情感障碍:总是把信念置于安全之前,永远偏执地相信自己是对的。哪怕在经历差点害死全家的两次车祸,以及孩子们接二连三的烧伤、摔伤事件之后,依然坚持相信自己是对的。哪怕偶然对孩子表露出一点爱,也是转瞬即逝。

了解这些知识也许会让我对父亲产生同情,但更多的是愤怒,伤痕累累的孩子们,才是付出代价的人。

而这种代价,不仅仅是身体的伤害,还有精神的让步。作为一个女孩,我曾经从不相信自己,从没有过自尊感,被哥哥暴力相待、打断牙齿也没有人保护,我能做的只有用笑来掩饰疼痛和尴尬,假装这是普通的兄妹玩笑。受到别人的赞美我会恐慌,反而被残忍对待才更习惯。

而我现在所有的奋斗,我多年来的学习,一直是为了让自己得到这样一种特权:见识和体验超越父亲的真理,并用真理构建我自己的思想,抵抗父母的精神控制。我开始相信,评价多种思想、多种历史和多种观点的能力,是自我创造力的核心。如果我让步,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一次争论,我会失去对自己思想的掌控权。

我将自己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整理出来,修正那些被我美化的残酷回忆,将自我怀疑、自我贬低的历史记录下来,将父母有过的冷酷、不可理喻,和我终其一生寻找的一点点关爱记录下来,写成一本叫做《Educated(中文名: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书。

▲塔拉与大家分享她的自传

我想用这本书与过去的自己、与原生家庭划个界限——我坦然接受了“和父亲永远有裂痕”这件事,不再因为亲情牵绊而服从迎合。我现在是全新的自我,学会了为自己做决定,追求学术高峰,喝咖啡、看病吃药、穿漂亮裙子,和朋友旅行,相信自己是发光的金子。

更重要的是,我更加坚定地确定:

只有教育,只有坚持不懈的自我教育,才是冲破家庭桎梏、精神牢笼的唯一路径,才让我像鸟一样拥有了自由,飞往只属于我的那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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