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父亲的记忆(下)-澳洲唐人街

释放双眼,带上耳机,听听看~!
父亲93岁了,他常常自夸:咱们张家宗亲,没人比我更长寿了。每次和我通电话,总是说:你有机会,就多回家看看吧,我都这把岁数了,见一次少一次。

有一位作家也有同样遭遇。他是省委宣传部文艺处长,他们部门开会向领导提意见,父亲也去听会作采访。大家畅所欲言,处长兴起时发起牢骚:两位正副部长工作中经常有不同观点,我们下面的人都不知该听谁的,如何执行?父亲把这话也写进报道里面。副部长看后对处长有点生气,说:这么糊涂,一个正一个副,即使意见不一致,当然要听正的啦。后来划分右派,处长自然被戴帽子并下放到外地去了。多年后处长获平反调回省作家协会主持工作,刚好是我的上司,我却一直不知他跟父亲的这段往事。父亲现在才告诉了我,才知他们因工作有时在公众场合见面,双方都有点尴尬,但都明白是那个年代惹的祸。

父亲很内疚地说,那个年代“栽”在他文章下的何止一两个。《虾球传》《七十二家房客》的作者黄谷柳,参加过淞沪会战、抗美援朝,立过战功,与父亲相熟。他们曾一起下乡同住一屋,父亲是去采访,黄谷柳是去体验生活。反右中黄谷柳的言论并不突出,但在父亲的笔下上过报纸。因各单位都要按上头布置的比例来划分右派,他自然也“落网”了。也许后人很难明白,定罪右派,不是看其行为表现,而是按上头分配的比例去摊分,但这确实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南方日报》的第一任社长曾彦修,来自延安的老革命,娶了岭南大学的校花,后来上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反右初期为该社的“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运动后期上面布置划分右派任务,要求领导班子五人中要划出一个右派。他觉得划哪一个都很为难,以为自己有“延安”这层保护衣,可以保护别人和自己,上报右派名单时就自报第一名。没想到一报上去就批复了,当上右派没商量,闹得老婆离了婚。这种荒唐的事就出在那个荒唐年代。

在那种大环境下,父亲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有一次报社学习会,讨论大跃进后人民生活如何提高了,这其实就是一种社会思潮下的表态文化。但父亲实话实说,认为衣食住行哪方面都没有改善,布票还是每人十八尺,粮票还是24斤,而且是干部的定量,住房没新盖,马路没也见新开。他说,有人指农民瞒产藏起粮食,他作为工作组成员,特意进了农民的家揭开锅盖,真的什么都没有,米缸看了也没有什么粮食,公社化吃大锅饭是个问题。结果这些话被记录下来,风向一变,有领导在思想鉴定书上写着:该同志思想动摇,动摇幅度较大,从衣食住行对大跃进作系统性攻击,值得注意。幸亏当时单位的右派名额已满,逃过一劫,但升迁受到影响。若干年后,父亲看到自己的档案,才知道曾有这个鉴定结果,吓了一身冷汗。还好,那位领导当着他的面,用印报纸的黑油墨把鉴定结论涂掉,以示改正,算有了交代。

父亲在北京《光明日报》曾主持文艺副刊《东风》,推介了不少着名作家艺术家,因而结交了不少文化人。文革一来,文化人落难,被扫地出门,一些人资产被冻结,工资停发,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父亲虽然也受所谓的“5.16”审查,但相对还可自由行动,便经常去拜访落魄的艺术家,安慰他们、聊天解闷,主要的还是请他们吃顿饱饭,也给予点生活费用,因而成了知心朋友。文革后他们翻了身恢复地位,门庭若市,但也没有忘记父亲。书法家会写个条幅,画家会描幅山水,送给父亲感谢当年的雪中送碳。这也让父亲意外得了一些名家墨宝,晚年他也捐出部分书画给家乡母校,助建图书室激励学子。

家里至今仍挂有一块横匾“竹斋”,就是出自着名书法诗词家郑诵先的手笔。郑先生是二十世纪书法大师群中的巨星,曾是张学良的秘书,参与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书法研究社——北京中国书法研究社,出任秘书长。其章草古拙厚重,“随手落笔,圆满天成”。他听说父亲的书房取名为“竹斋”,便送上古朴苍劲的字幅。父亲大喜,刻成木匾,挂在书房门顶上。咱张家地处贫困山区,但清末年间也出过举人、秀才,张家围屋“敦睦堂”因而建有书斋“师竹山房”。每当清晨夜晚,都可听到竹叶沙沙,流水潺潺,祖宗寄望子孙后代书斋飘香。父亲因而刻苦攻读,考取了省城大学,参加了地下党。新中国后从军管会转行到报社,文革后又转到社会科学院,大半生一直从文,直至离休还兼职教授。我每次回家,不仅看到门上的“竹斋”,映入眼帘的还有墙上郑诵先写给父亲的条幅“多思”。这两个饱满雄浑的字体,不正体现出文人的为学之道,为人之道吗?!

中国花鸟画大师王雪涛也很感谢父亲曾经的接济。他是北京画院院长,能以色助墨,妙含天趣,其花鸟虫鱼技艺,至今无人出其右。别人求请墨宝,他大都是随手捡送。但对父亲,他却认真地问,你想要什么画?父亲说,你笔下的鸟虫栩栩如生,花草色彩斑斓,我就给你出个题:春意闹,如何?王大师说声“好”,欣然命笔。只见两只蝴蝶翩翩飞舞,三只彩雀欢声啼叫,杜鹃花开绚烂炫目……近四平尺的画作完成之后,大师笑问:你觉得这春意够“闹”了吗?父亲赞曰:果然鲜活多姿,情趣盎然。

父亲收藏的名家书画中,还有吴作人、关良、黄胄、黄永玉、李苦禅、启功、周怀民、许麟庐、关山月等大家的作品。而郭沫若的那幅字,是题傅抱石遗作《千山云起》。郭沫若常在《光明日报》发表诗词、书法作品,每每发表之后,总会谨慎地向报社索回原稿。这幅字中因补书了两字,郭老终觉不妥,重新写过一张,便将这张补书的原作留赠时任副刊负责人的父亲。

其实父亲只不过是对艺术家多关注一点,多支持一下,是一种文人的惺惺相惜,也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但他们总是莫大感动,以书画相赠。比如黎雄才,虽然与关山月同为岭南画派第二代大师,其《潇湘夜雨图》三十年代就获比利时国际博览会金奖,《武汉防汛图卷》也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画松尤为一绝,但其全国影响力远不及有巨画挂在人民大会堂的关山月。父亲有心在《东风》副刊第一版撰文推介黎雄才,并刊登其画作。在全国性重要报纸的第一版位置,将一位地方性画家推向全国,在当时的美术界是没有先例的。父亲与黎雄才的友谊也由此延续了半个世纪。黎老曾郑重地告诉父亲:“我给你的画,一定是精品。“他甚至97岁时还提笔作一画赠予父亲,并在画上题识:”余久不作画“了,可见其人老情在而趣生。

与父亲交往的还有书法篆刻家魏长青。魏老最令人称道的一件杰作,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周恩来题辞的镌刻。纪念碑近40米高,需要找人在碑石上镌刻碑文,当时碑石已建成竖起,直立临摹镌刻150字的鎏金碑文难度很大,招募了三个月都无人敢接这活儿。魏长青挺身而出,用九宫格式定位,逐字雕镌,在石碑上还原了周恩来浑厚的笔迹,成一时佳话。魏老不仅擅长颜体临摹,更专长治印,其调制的“八宝印泥”独揽京华。魏老在京城琉璃厂带出了两个弟子,
一个是治印造诣苍劲连绵的徐焕荣(柏涛),一个是书法篆刻名家李文新。记得当年我在北京读书,曾代父亲登门向徐焕荣和李文新送上手信,他们两人还亲自为我这个晚辈雕刻印章赠予,而我到今天才听说他们与父亲的故事,理解他们对父亲的感激之情。

父亲唠唠叨叨说的何止这些,有时我很怕给他打电话,因为电话中问了他的身体状况、生活情况,再说几句时政之后,他就转而滔滔不绝又扯上重复过的往事,甚至把整个家史,单位的事情反复说着,越说越精神,我都很难打断他,想搁也搁不下电话。不过,有记忆就有生命力。父亲这辈人的记忆,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保存下来就是历史,因而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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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想,我又不怎么嫌父亲唠叨了。疫情障碍,山水阻隔,我回不去老家陪伴他,只能经常在电话中听他无尽地唠叨了。也许,他是不想失忆,我也不想一代人集体失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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