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90后“社科新海归”:身份归属与价值安放之困 | 澳洲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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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蔚雪高中毕业后,我只身一人拖着两箱行李、辗转14个小时的飞机,去到一个冬天长达半年的国家——瑞。。。
            文|高蔚雪<br />

高中毕业后,我只身一人拖着两箱行李、辗转14个小时的飞机,去到一个冬天长达半年的国家——瑞典。我读的专业名叫发展学,英文授课,是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角度研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涉及不少十九、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趁年轻,用双脚丈量世界,塑造属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学更多的社科现象和分析视角,为今后我所期待踏入的新闻行业作准备。

在高中同班同学里,连我在内只有两个人选择本科期间去海外读社科专业。那一年,我入读的瑞典学校的社会科学院(连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内)只有六个中国新生,远不及隔壁的工程学院和金融学院。但无知者无畏,我如同一个机器被恢复到了出厂设置,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清空和重建。

三年后拿到“社会科学”学士学位,我选择立刻回国。第一份正式工作,我进入了一家专门引进国外社科类读物的出版机构,担任宣传编辑。一方面是为了延续学生时代“阅读思考”的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好奇:大学所学的“洋知识”会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下“生根发芽”?托克维尔、康德、乔姆斯基、泰勒……出版物的作者如雷贯耳,但是,在进行图书宣传的过程中,我渐渐意识到此类机构所面临的两重困境。一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思想在当下的中国缺乏诠释力。二是在“信息资本主义”的浪潮下,缺乏资金和制度支持的传统出版方很难单靠“优质的内容”获取新的读者。一篇论证严谨的书摘推送至多只能达到3000左右的阅读量,远不及一篇追赶热点的煽情软文。相比其他行业,出版行业的薪资也乏善可陈。

作为一个出版人和媒体人,我常常在追求公共性的过程中陷入疲惫和无力。然而回想本科在瑞典念书期间,我更像“掉入仙境里的爱丽丝”,在一个个问题背后所交织着的经济、政治、历史和社会知识之网中遨游。谈不上绝对的心无旁骛,但起码是纯粹的、享受的。

由于念的是交叉学科,大学时的我有机会浸到各个社会科学专业里“泡了泡”。社会学课上,数以百万计的土耳其劳工为二战后的德国经济重建贡献自己的力量并成为永久移民,却直到21世纪初期才争取到基本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经济历史课上,欧洲殖民者在非洲榨取资源,留下残缺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为非洲在全球化时代的贫穷与落后埋下伏笔;政治学课上,由于劳动力短缺,瑞典在七十年代开放育儿福利,将女性从家庭中解放出来,从那以后,北欧成为性别平等的样板……

不少课程还涉及经典理论,它们像是一把把利剑,直直地切入一个个生活问题的本质。福柯提出的“知识赋权”让我重新审视了高中的应试教育:老师因为掌握着知识,所以站在绝对的高位。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则提醒着我:不要将一切熟悉的事物视作理所当然,也许它们只是某一社会文化下的阴影。韦伯的“理性牢笼”让我反思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在日趋专业化的分工中,人们似乎忘掉了生而为人的价值。

在学校图书馆自习(图源于作者)

不得不承认,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全胜时代的90后如果不是享受到了父辈们的经济成果,出国留学并不会如现在这般常见。但回国后,“社科新海归”们发现在竞争激烈、不断内卷的社会环境下,留给自己试错和思考的空间并不多。一方面,“社科新海归”要处理所学理论的“应然”和中国社会的“实然”之差所带来的失落;另一方面,从学生到社会人的他们要获取“独立”所需的生存资源。在各类矛盾冲突当中,他们将如何自处,如何选择?而这一群体的处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和全球化世界之间的微妙关系?

为了更好地探究这两大问题,我采访了三位本科期间分别在美国、英国、荷兰就读社科专业的朋友:赵媛、秦东和谭琳(均为化名)。他们分别学习政治学、政治经济哲学,和心理学。赵媛通过在世界不同地方的短暂实践,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产生了兴趣,现在供职于国内的一家国际发展机构。秦东则因为疫情推迟了去美国读研究生的计划,他曾经的公益理想也受到了现实的鞭打,现在在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实习。谭琳曾是一名社会记者,却因为无法在采访报道和内容创作中找到想要的价值,而选择退出新闻行业。

回来:全球化之下的身份流动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曾说,在全球化时代,过去那些围绕着性别、国族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身份认同开始崩塌。社会性流动和不安全感逐渐环绕在一个人的身份周围——或者说,流动性和不安全性本就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而在全球化时代,它们变得愈发明显了。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新海归们的身份流动首当其冲。

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赵媛花了大量时间了解美国的政治历史:刷大选新闻、读相关书籍、听智库讲座、和美国同学交流,她还作为临时记者跑到华盛顿去采访。在这个过程中,她切身感受到了美国式的民主:原来政治可以被谈论、被攻击、被修正。更重要的是,政治立场可以成为个人身份的一部分。

和我类似,她也希望自己能跳出传统的思维框架,在理解的基础上不断质疑。移民、性别、教育、种族都成了她关心的议题。大四寒假,她在泰国的乡村参加了一个青年交流项目,和来自尼泊尔、韩国等国家的大学生组成调研团队。团队以性别平等为重点,对不同利益相关方进行了深入采访。在这个过程中,她先入为主的观点被一个个修正。“世界好大,而自己的认知其实非常有限。”最后,团队制作了一个关注性教育的APP原型,致力于向村落里的青少年推广性教育。

同样来自发展中国家,她对泰国的青年能够感同身受。她觉得自己有义务站在一个世界公民的立场上,为远方的他人带去向好的改变。毕业后,赵媛并没有立马回国找工作,而是去到了位于曼谷的联合国实习。她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为项目组发现潜在的捐助者,并制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资源拓展计划。但是,她很快就发现“国际公务员”的工作并不是自己想做的。

一天大部分时间坐在办公室浏览文件,偶尔出席高级别会议,和“政要”及商务人士们交谈。这样的工作日程让赵媛想起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相类似,作为一个发展援助者,我和我所要帮助的对象也没有任何直接的交流。相对于“自上而下”的问题解决思路,接受了公民教育和平等理念的她更想深入实地,与个体接触,促成“人”的改变。

实习期间居住的曼谷老城区(图源于受访者赵媛)

我和赵媛相识于本科毕业的暑假,一次致力于将博雅教育推广到县城高中的活动。我们作为搭班老师,共同向陕西榆林的二十位中学生推介自己学到的社科知识和思维方法。通过布尔迪厄的“惯习”和“场域”,我试图告诉学生:一个人肯定会受到社会文化和环境规则的影响,但是人可以在认清自己位置,及其所掌握的各类资本的前提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赵媛则借助罗尔斯的《正义论》,向学生介绍“公正和权力”。在那十天里,为了鼓励一个不爱举手的男生积极发言,赵媛常常会在上课喊他的名字。有一次,她看到男生偷偷在笔记本上写下“沉默是金”,被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课程结束之后,她却收到了男生的一封信,上面写“感谢老师教我思考”。赵媛读到时,正坐在离开榆林去往机场的出租车上,一时间哭得稀里哗啦。

“仔细想来,我高中的时候也和他一样,因为怕说错,只敢跟着教科书和老师讲义走。”

“你是不是也很希望当时遇见几个哥哥姐姐,教你批判思考,和这些有趣的理论?”我问。

“嗯,这也是我们‘回来’的意义。”我俩一样,最关心的,还是脚下这片生养我们的土地。

虽然性格热情外向,但赵媛常在留学期间经历文化上的“失落”。在与美国同学交流时,她发现对方对美国的兴趣远远大于亚洲,而当话题切换到亚洲时,她内心像是揣着一只小兔子般,不自禁兴奋起来。只是,作为美国社会的外来者,她总感觉是自己在“一个劲儿地理解他们”。

在英文里,“orient”一词也可以指代“亚洲”,而它更为确切的翻译其实是“远东”——与指代欧洲和北美的occident一词相对应。“东”和“西”的二元指称不仅暗含着造词者对“他者”的陌生化、距离化,还有一种傲慢情绪。英国工党领袖Aneurin
Bevan在1952年出版的《替代忧虑》(In Place of
Fear)一书中说,“远东的觉醒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之下”。文学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则对由此延伸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进行了批判,它认为后者蒙蔽了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的主导地位,而这一地位从殖民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

“社会科学”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十八世纪的欧洲。一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部分社会科学家才将研究目光从西方社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逐渐发展出了现在为人所知的、“致力于跨文化交流”的人类学。但在最初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学所服务的群体还是西方殖民者。从欠发达地区采集来的信息被视为政治决策的依据之一,其中的人与事也成为了客体,被凝视、被关照、被玩味。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虽然“自由平等”的理念渐渐跨越了种族、民族的界限,但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还是由英语世界所主导。在接受了越来越多的“洋知识”后,“社科新海归”们会怀疑自己的“故乡”是否成为了一个日益苍白的价值,或者仅仅是一个情感负担,以至于在工业社会不再有现实的对应物。然而,赵媛和我都发现,通过旅游和其他短暂经历所获得的“肤浅”世界,并不足以补偿失去了的故乡。一种文化上的国际主义,只有在“心灵归属”的土壤下才能茁壮成长。

在柬埔寨农村做调研的路上(图源于受访者赵媛)

在结束联合国的实习后,因为机缘巧合,她去到了国内的一家国际发展机构。疫情爆发前,作为项目经理的她每个月都要“飞”一次东南亚,去到一个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村庄,观察和记录当地的基础建设状况,也与居民面对面交流。

“你回国之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我问她。

“知道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是有限的。”不同于学生时代的探索者、批判者,现在的赵媛是一个实践者。她越来越清楚,当脑中的想法和现实发生碰撞时,会发出刺耳的“滋滋声”。

改向:被现实吞没的公益理想

在榆林参加的博雅教育活动中,我还认识了当时在英国念政治经济哲学专业的秦东。他身材高大,皮肤呈小麦色,是一名户外运动爱好者。那一年,他给学生讲的是金庸的“侠与义”。“只要一生行事无愧于心,也就不枉了在这人世间走一遭。”金庸小说中的句子让我记忆深刻。“不过我发现现在的小孩好像都没怎么读过金庸了。”在这次采访中,他向我回忆道。

由于看到了项目负责人在课程质量把控等方面的不足,再加上自己对项目的兴趣,毕业回国后,秦东主动承担起了新一年博雅教育的筹备工作,也借此在公益行业“试水”。

野营是秦东最常进行的户外运动之一(图源于受访者秦东)

接受采访时,他已经毕业一年多,正在北京的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实习。“是什么使你最终没有将公益作为自己的职业方向?”我问他。

“原因之一是公益行业的薪酬不高。”秦东坦诚地告诉我,他并不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愿意“舍己为人”的人——尽管他很佩服那样的人。公益领域的经历让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领导力和对创造的热情,“能够使人们学更多,做更多”被他视作人生的终极目标。然而在当下,他希望自己也能“生活得不错”。

2016年中国公益组织从业人员薪酬调查报告显示,77%的从业者月薪低于7000元,其中,23.2%低于3000元。考虑到不少公益组织分布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对比同期的上海平均月工资(6504元),公益从业者多为“中低收入人群”。报告还显示,27.1%的受访对象对自己的薪酬“不太满意”,还有近一半(46%)从业者表示“一般”。

那么,一个家庭培养一名英国本科毕业生需要投入多少金钱?由益普索发布的“2020海外留学趋势报告”显示,英国本科的留学学费在9万至31万人民币一年,平均每年的生活费则为15万。如果按照三年学制来算,保守估计,父母对在孩子本科阶段的教育投入至少为70万元。若毕业后月薪为5000元,一个“海归”需要工作十二年,才能勉强“赚回”其本科教育所耗费的金钱成本。但是,秦东和我一样,在外读书期间几乎没有自己赚过钱,一直到毕业回国父母决定“断供”,他才真正意识到“钱”的重要性。

那么,涵盖了理工、经管等专业的大“海归”群体回国后期望从事什么行业?另一份由“梧桐果”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届归国海外留学生就业意向行业前三名为:证券/基金/期货/投资、互联网/电子商务、银行——它们合计占据了近30%的受访留学生比例,而“公益行业”并未上榜。不难看出,高薪行业依然对这一群体有着极大的吸引力。而对于就业导向并不明确的“社科新海归”而言,其毕业生在回国择业时或许会受到其他专业学生的影响。

我们所参加的博雅教育项目为海外留学生发起,数年来,课程领读人和筹备者均为志愿者。他们大多是在校学生,通常在参与一两期项目之后,就会因为毕业、升学,或者工作,而卸下原来所承担的事务。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和完善的组织管理,团队面临着极大的不稳定性,而这在一定程度也能反映不少公益机构的情况。

根据“益普索”的报告显示,对于受访的749名归国留学生来说,外企和国企是最受青睐的就业方向,入职人员比例分别占到了34%和25%。可见,“追求稳定”是留学生择业时的另一大诉求。

榆林学校的操场(图源于作者)

事实上,由于预见到社科专业的“就业难”,在最初选择时和学习过程中,我对自己工作并没有报以过高的期待。相反,留学时的我常想,在接受了三年社科理论和知识滋养后,我是否有勇气、有能力将自己的所学化作“盾牌”,去对抗可能面临的“低薪酬”和“不稳定”?我又是否有机会通过进入一个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机构,去“修正”目前在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被各类社科理论所批判的资本逻辑、消费主义,和内卷化竞争?如果真的可以,那么社科生也能“所学即所用”,打破对“专业对口”的迷思。

秦东在采访中表示,相比于薪资,真正让他放弃公益的,更是行业内部过多难以被打破的限制。拉赞助、对接学校、招募学生、布置场地……作为项目负责人的他前前后后忙活了两个月,却碰到当地合作学校临时变卦的情况。于是在活动开始前一周,他不得不带着团队重新寻找场地。“公立学校关心的是学生安全和责任归属,对接人的职务调动也会直接影响合作的进程。”在“公民社会”日渐萎缩的今天,一个“无政府”机构难免会担心:今天可以做的事,是否意味着明天还能做?

秦东还是个直性子,在一次饭局上,他拒绝了合作方的劝酒。后来,同行的一位伙伴责备他这样处事不利于“搞通关系”,对项目没有好处。这似乎可以为公益行业“薪酬报告”的另一个发现提供注脚:43.8%的行业从业者表示,对公益组织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机构经费状况”,其次为“支持性制度与政策”(27.6%)。而仅有8.8%的人提及“个人工作能力与工作绩效状况”这一因素。这或许意味着,年轻人很难在公益组织找到太多施展才能的空间。

榆林的项目经历也让我意识到,对于县城中学的孩子们而言,中考和高考还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唯一途径。在暑假读完柏拉图、黑塞和伍尔夫之后,他们还是不得不回到制度中,成为应试教育下的一个小滚轮,无休止地考试、排名,和竞争。

雅典的苏格拉底神像(图源于作者)

在出版公司,我所接触到的多数合作者和读者本就对人文社科知识感兴趣。我们的多数出版物也因为话题小众、阅读门槛较高,销量仅在几千册,其影响力远无法和动辄几十万册的“畅销书”相比。我的工作真的有为社会促成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吗?像秦东一样,这个问题,我至今都没想明白。但我依然舍不得离开相比其他多数行业而言,更具公共属性的文化行业。阅读和写作,在我看来不仅是工作,还是一种修行。我的智慧和阅历得到精进,传播的文字也能感动他人,从留学到现在,这是我能感受到的最确切的幸福。

但我知道,每个人的感受、感动,都不一样。

当被问到毕业回国到现在最大的改变,秦东说自己“更务实了”。在国外接受“自由主义”和“公民权利”教育时,他也曾经感到“被启蒙”,认为来自西方的理念有可能成为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但他后来发现,每个问题背后的原因盘根错节,在实际状况面前,“舶来的思想”力量甚微。

正如一个公益项目对结构性的“教育不公”改变有限一样,现在是“打工人”的他,一样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压在自己身上的“996”大山。秦东每天早上10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周末“单双休”。

“只有当你拥有绝对的资源时,才能够做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出身于一个普通中产家庭,父母并不具备强大的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秦东意识到进入社会之后“一切都需要靠自己”。和多数“理性人”一样,行业前景、工作内容和团队氛围成了他在择业时首要考虑的因素,相形之下,对于“996”的超长工作时间,秦东决定“妥协”。这一心态,恐怕和多数现在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年轻人并无二致。

薪资也是诱人的。秦东作为“大厂”实习生的待遇,和我在出版公司全职工作的到手工资所差无几。他想等疫情过去,再去美国读计算机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一家硅谷的科技公司,“那里的行业氛围更成熟,待遇更好,而且——应该也没有996。”

退出:该如何安放你,我的价值?

去年3月,谭琳对我说,她离开了原来供职的互联网商业新闻平台,到另一家专注社会新闻的媒体机构做实习记者。“我还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更感兴趣。疫情让我对这一点的认识更加明确了。”

谭琳从小就想当作家,大学选专业时只考虑两个方向,一是提高写作文法,二是加深对人性的认识——后来选择去荷兰念心理学,便是出于第二个目的。但回忆起来,专业课程让她“有点失望”,因为个体的“人”被放到“人群”中,成了一个原子、一个数字,或是一个神经系统,而非鲜活的生命。

在发展学里,人也常被看作国家政策下、历史进程中的微小粒子,没有面孔,更谈不上主动性。我和我所关切的对象之间,隔着一层摸不着也戳不破的砂纸,难受。

十九世纪初,“社会学之父”孔德(Auguste
Comete)提出“实证主义”(postivism)概念,认为人类社会也像自然社会一样,存在许多不变的公理(invariation
laws)。“公理”的存在甚至超越“人”的存在,致使后世的许多社会科学家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实证调研和理论推演,像做物理化学实验一样,获得关于人与社会的学科知识。而这一“认识论”受到后世的广泛质疑。尽管如此,在工业化越来越发达的今天,为了显示自己的“科学性”,“实证主义”还是在社科专业研究中占据了极大的市场。赵媛就曾告诉我,当看到学长学姐们天天和计算机模型打交道,她就放弃了在美国读博的念头。

荷兰阿姆斯特丹Schipol机场

时钟背后是Maarten Baas的Real Time录像

分针和时针被不断画出、擦掉

(图源于受访者谭琳)

疫情下的抑郁症失药者、顽强抗婚的农村少女、半夜杀妻的中年男人……回国后,作为记者的谭琳终于有机会赶赴一个个社会新闻现场,直面一双双绝望的眼睛,血淋淋的双手,和一张张布满皱纹的面孔。然而,她却发现自己做的报道是“残缺的”。在写抗婚少女时,许多媒体同行和网民将当事人作为一个女性独立的样本、与传统文化抗争的楷模,但在少女的真实生活中,因为抗婚,她的父母几乎不再想见到她。回到学校后,她也因为失学过久而无法跟上。“我去到她家,看到房间里堆着一堆没有拆过的书,那都是关心她的记者朋友们送来的。她说她怕拆开它们,因为知道自己看不懂,又怕因此而讨厌看书这件事。”

文字制造了互联网的狂欢,却无法给报道中的当事人带去实质性的帮助。因为看不到自己工作的意义,谭琳的抑郁情绪渐生。

“会不会是因为记者有稿件产出上的压力,你没有充分的时间去消化当事人的遭遇?”

“花两周时间写的稿件,和花两个月写的,其实差别并不大。重点是在认知上:记者没有处在当事人的生活环境里,没有遭遇她的遭遇,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他们的。报道永远只能呈现事件的一个面向,而真实的故事从来不需要靠报道。有时我会觉得,任何人都可以替代我来做这份工作。”

她的这番话让我下意识地替自己捏了把冷汗:自以为读书和旅行可以增长对人事的洞察,可这些是否只是让我更加囿于自己的生活圈层?同为记者的我能真正理解我的当事人吗?是否有一天,我也会像谭琳一样陷入虚无?

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米德把人在社会交往下的自我分成两个“相”(phase):主体的我(the “I)和客体的我(the
“me”)。“客体的我”是一个自带视角的观察者,观看自己的行为、社会环境,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主体的我”则是真实参与社会交往的那部分“我”。当主体完成一个社会行为,这一行为就会变成客观世界中的一部分,进入到“客体的我”所观察的世界。在主客之“相”不断切换的过程中,个体通过社会交往,和他人及周遭环境产生联结。

在选题、采访、写稿、回顾的过程中,谭琳既是承担了职业责任的“主体的我”,也是位于环境之高空不断进行观察和反思的“客体的我”。当客体感受到环境和主体之间的某种“不适”,便会指导主体在社会行为中“退后一步”,比如将自己的报道素材作为小说原型,加入想象力创造出新的文本,去弥补对当事人生活感知的空缺。然而,“主体的我”却一直被要求将话筒递到当事人面前,产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客体的我”无限萎缩,其“指导”也近乎失声。谭琳积累的负面情绪越来越多,三个月前,她被查出患有抑郁症。接受我的采访时,她已经辞职在家,“不用工作,精神状态倒是恢复不少。”她说。

北京的夜(图源于受访者谭琳)

“那你最初会选择新闻行业 ,和在荷兰时的留学经历有关系吗?”我问她。

“我不是一个典型的社科生。”采访前,谭琳就提醒我。她想不到职业选择和专业之间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去第一家商业新闻机构求职时,面试官形容她是一个“天生的表达者”。“不过社科专业学习确实给我了我很多反思的空间。”在荷兰,她最喜欢的课程是心理学专业课中偏哲学和意识的部分。她提到了一个让自己印象深刻的思想实验:将一个人“原子粉碎”,通过传送带送到另一个国家后再度还原,这个人还与之前一样吗?后来回国做商业报道,她也时常思考该如何看待消费者:他们是市场调研数据的一部分,还是性格需求各异的人?

“决定暂时离开新闻工作的时候,有受到来自父母或者朋友的压力吗?”我继续问她。

“我一直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身边的同龄人朋友不太多。进入职场之后,也一直和比我大十几二十岁的人做比较。他们是其他媒体的主编,或者私营新闻机构CEO,社会地位比我高,职业道路也走得很成功。我离开时就有一些人劝我:‘你已经在业内最好的平台了,不要轻易放弃。’这确实会让我怀疑,是否应该努力去和这个社会的规则相适应。”

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规则呢?同为新闻从业者的我知道,我们这代人(95后)距离传统意义上的新闻黄金时代已经很远了。随着2010“微博元年”和2014“微信元年”的渐次诞生,社交媒体抢夺了早前央视“新闻调查”和南方报业等传统机构的风头。严肃的社会调查类报道从“一呼百应”到成为一个小众关心的内容类别,只用了不过几年的时间。新闻从业者在资本和审查的双重压力下纷纷“出走”,媒体公信力也每况愈下。谭琳告诉我,她接触到的“成功人士”大都是在“正确的时机”做了“正确的事”,读书、创业、转行……

如果“规则”意味着顺着资本和大众的需求走,那么新闻人的主体性和对内容的坚持又如何体现?但谭琳也不知道当时供职的那家“硕果仅存”的老牌机构是否能帮她获得自己想要的价值——抵达属于人与社会的“真相”。在她还没想明白时,就不得不因为身体原因而退出了。

很多问题,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但是没关系,我们才24岁,还有很长的人生可以走。

参考资料:

1.益普索Ipsos:2020海外留学趋势报告,http://www.199it.com/archives/1138191.html

2.2018年海外留学生归国趋势报告,http://gz.xdf.cn/study/lxzx/201903/8507787.html

3.2016-2017中国公益组织从业人员薪酬调查报告,https://wenku.baidu.com/view/0fbbe09fa0c7aa00b52acfc789eb172dec639944.html?re=view

4.第一章:东方学的范围,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09)

5.Chapter 3: Auguste Comte, George Ritzer: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SAGE(1976)

6.Chapter 1: Introduction: Identity as a Question, Stephen Lawler,
Identit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Polity Press (2014)

后记

文中写到的四位“社科新海归”恐怕无法代表整个90后“社科新海归”群体。或许有人比他们更“现实”,有人更“理想”,也有更多维度的矛盾冲突有待挖掘。此外,除了90后,我们还希望征集70后和80后“社科新海归”的故事,后续进行群体间的比较研究。

本文作者:高蔚雪

三明治研究员。杭州生根,瑞典发芽;上海长叶,花期不定。社会学哲学文学杂交品种;国际援助新闻理想拾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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