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FT:逆势之下,中国FDI何以跃居世界第一?(图) | 澳洲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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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高关税与不确定性,特朗普对华打压也层层加码,中国FDI表现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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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高关税与不确定性,特朗普对华打压也层层加码,中国FDI表现却一枝独秀,外资流入不降反升,有何原因?

疫情重挫全球跨境投资活动,中国FDI反而逆势上涨。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在今年1月发布的《全球投资监测报告》,2020年全球FDI流量同比暴跌42%,跌幅超过‪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为有统计以来最高。在众多国家FDI显着回落的情况下,中国FDI流入增幅4%,达到1630亿美元左右,反超美国、欧盟和东盟,成为全球第一大FDI流入目的地。

澳大利亚 - FT:逆势之下,中国FDI何以跃居世界第一?(图) | 澳洲唐人街

除了疫情以外,过去两年,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高关税与不确定性,也对中国产业链外迁形成压力,特朗普对华贸易、技术、金融方面的打压也层层加码,中国FDI表现一枝独秀,外资流入不降反升,背后有何原因?

在笔者看来,疫情下中国经济率先好转、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产业链竞争优势的展现、高端制造业逆势上扬,均为稳定外资提供了理由,而在众多因素当中,中国政府逆势开放的政策赢得全球信心,RCEP和中欧投资协定的签署,让中国与欧洲、日本、韩国的自由化之路更进一步,开启了外资布局中国市场之路。

具体来看,首先,对外开放政策加速落地。2020年逆境中,中国对外开放的举措较多。对内,年初《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法规陆续落地,多地应对疫情出台财政激励和租金减免措施稳定外资,全国和自贸区准入负面清单继续缩小,金融业外资限制基本解除。对外,中国的主要行动包括签署RCEP、原则上达成中欧投资协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考虑加入CPTPP,这些协议、特别是中欧投资协定和CPTPP对中国对外开放提出了更高的制度要求,显示了中国继续开放的决心,为稳定吸引外资提供制度基础。

其次,国内疫情防控有力、经济快速恢复正常,为外资继续流入奠定基础。与欧美相对宽松的防控相比,中国采取及时有效的公共卫生政策,在最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扩散,二季度基本完成复工,是全年FDI流入仍能取得正增长的前提。从商务部数据看,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累计同比3月见底(-12.8%)后逐渐回升,至9月回正,与国内抗疫取得阶段性成效、复工复产拉动经济恢复的节奏保持一致。相比之下,欧美疫情并未得到明显控制,经济衰退时间要长于国内。2020年,中国是唯一取得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全年GDP增长2.3%,而美国和欧盟GDP分别下降3.5%和6.8%。作为顺周期指标,FDI流量受基本面变化影响,与中国FDI正增长相比,美国和欧盟的FDI流入分别下滑49%和71%。

再有,中国产业链完备、基础设施良好的优势在疫情中充分体现,抵御产业链转移的压力。近年来,受要素优势下降、中美关系紧张的影响,中国制造业出现外迁压力。诚如笔者在FT中文网文章《产业链外迁,中国怎么办?》一文中所观察到的,中美贸易摩擦以来,中国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有相当一部分向东盟诸国转移,同时,美国近邻墨西哥也挤占了中国更多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甚至是疫情爆发初期,发达经济体担忧本土产业链弱、关键物资依赖进口的问题,政府出资鼓励产业外迁。

但2020年疫情之下,中国政府高效果断的采取疫情防控,确保了国内供应链的畅通,后期发挥制造业门类齐全的优势,有效填补海外供需缺口,不仅向全球提供了大量防疫物资、在线设备的商品,而且也在海外经济深陷泥潭之际,向外输出家电、家具等可选消费品。经济稳定、产业链完备、基础设施良好等优势彰显,再次提高了外资企业在华生产的信心。从数据来看,2020年中国吸引外资反超东盟,而早在‪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背景下,东盟更加受到外资青睐。

还有,中国超大内需市场发挥着外资稳定器的作用。虽然近年来受制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攀升,中国制造业吸引外资的趋势有所放缓,但得益于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外资对中国服务业的投资已有明显提升。从FDI结构来看,2006至2019年,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直接投资的占比从55%降至25%,而对服务业投资占比则从41%升至68%,与国内消费市场规模逐步壮大,消费转型升级的大背景相称。

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零售市场增长迅速,已经十分接近于当前第一大零售国美国,并呈追赶之势。2020年应对新冠疫情,中国并未像美国那样对居民实施大规模补贴,而是优先于保护就业、民生和市场主体,这导致中美零售市场规模差距短期内有所拉大。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去年四季度以来,随着国内就业市场转好带动收入预期改善,中国消费市场出现了加速回暖特征,10月单月零售市场规模超过美国。在此背景下,预期一两年内中国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零售国,为吸引外资奠定基础。

最后,中国在高技术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后发优势,吸引外商投资竞相涌入。虽然整体制造业直接投资下降,但主要是低附加值的产业存在转移压力,高附加值的高技术产业吸引力反而显着增加。从中国商务部的数据看,2020年高技术产业吸收外资增长11.4%,高技术服务业增长28.5%。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过去几年韩国三星公司在中国陆续关闭了装配手机、面板和计算机的工厂,但2020年反而在华新增投资54美元,转而投入存储芯片、MLCC(多层陶瓷电容器)和动力电池等高附加值生产项目。

此外,疫情催生居家办公和线上娱乐需求,数字经济发展及相关投资活动进一步获益。据联合国贸发会议,2020年全球信息和通信行业绿地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8%,跨境并购金额同比增长216%。数字经济在中国抗击疫情、复产复工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孕育多种新模式、新业态,产生大量投资机遇。

当然,也要注意到2020年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欧美日海外经济体FDI流入失速的一次性因素。预期未来,伴随疫苗全球范围内接种加速、海外经济复苏,全球跨境投资活动有望逐步回暖,发达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会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但截至2019年中国FDI存量仅仅相当于国内GDP的12%,远低于美国、欧盟高达44%、67%的水平,长期看增长空间巨大。

总之,逆势之下,外资加速布局中国实属不易。当然,也要注意到2020年疫情全球大流行背景下,欧美日海外经济体FDI流入失速的一次性因素。预期未来,伴随疫苗全球范围内接种加速、海外经济复苏,全球跨境投资活动有望逐步回暖,发达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会重新回到正常的轨道。但无论如何,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基本面稳定、市场规模优势、产业链完备、高端制造业优势、以及持续的对外开放政策,从长期来看,终将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基石。更何况,截至2019年中国FDI存量仅仅相当于国内GDP的12%,远低于美国、欧盟高达44%、67%的水平,增长空间潜力巨大。

展望未来,深化改革是兑现潜力的关键。可以看到,疫后国内消费复苏缓慢,其背后不同收入群体差距扩大是重要拖累,后续消费市场壮大有赖于收入分配改革;各项经贸投资协议签署后,中国的配套改革进度将受到缔约方密切关注,在市场准入、国企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方面的改革仍需加速推进;更进一步,数字经济潜力巨大,在发展国内数字经济的同时,还需加大国际协调,积极参与到国际数字规制的制定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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