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4年来，香港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一个政治试验场，试验的主题是定义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分野。
威权主义和民主制度这两套完全不相容的价值观，能否在一个城市里共存，即便不那么和谐，至少也能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包容？
这正是1984年中英协议的初衷，它为1997年香港最终移交中国奠定了基础。
所谓“一国两制”，是为了让香港保留其言论自由、独立的法院系统以及其尽管有限但仍具活力的民主制能至少持续到2047年，而享有它主权的国家——中国则继续保持一党专政。
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中国人大通过实质上的一致性投票，对香港的政治制度进行彻底改革的场面，标志着这一试验付诸东流。
香港选举制度改革获得中国人大几乎全票通过
正如中国经常指出的那样，香港的前殖民统治者在给予其民众民主权利方面行动迟缓。
这种拖延很可能有好的理由，例如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就警告说，任何引入自治的企图都会导致入侵。
尽管如此，被交给中国的香港尽管在普选方面的民主不充分，却还有其他长期享有的自由，这些自由是其作为无拘无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自贸港地位的重要基石。
“虽然我们从未有过民主，”香港民主党前发言人刘慧卿说，“但讽刺的是，我们几十年来享有的自由、人身安全和法治水平，远高于一些举行定期选举的地方。”
这些传统与中国政府的政治主宰者所实行的治理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自那以后，这种紧张关系一直是双方围绕“两制”的含义展开争论的核心。
转折点
中国称，它一直在努力维护《基本法》，这是一部旨在体现《中英联合声明》精神的迷你宪法。
北京表示，它甚至还善意地试图制定第45条，准备在香港推行行政长官普选。
2014年的“雨伞运动”使这一计划化为泡影，原因是人们对北京将继续行使否决权的候选人遴选机制感到愤怒。
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
北京试图颁布《基本法》规定的《国家安全法》的行为也引发了抗议。
归根结底，问题的症结并不是计划改革中的技术性问题，而更多的是深层次的不信任感。
大多数国家都有国家安全立法，所有的民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完善，但鲜有这些国安法机构是受到一个崛起的威权超级大国所监督。
而对于陷入困境的香港民主运动而言，一个悲剧是每当它试图反抗北京时，都会发现自己的处境比以前更糟。
转折点来自于2019年声势浩大的、并时有发生暴力的抗议活动，抗议者们反对当局通过一项引渡法案，可能允许香港的嫌疑人被送往中国大陆受审。
混乱给了北京最终通过《国家安全法》所需要的借口，这几乎在一夜之间对抗议效果产生了寒蝉效应。
该法列出了“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和“勾结外国势力”等含糊而笼统的罪行，并以引渡的可能性为中心特征。
严重的案件可以移交内地审判，而监督程度远低于被否决的《逃犯条例》规定的情况。
2019年，《逃犯条例》修订点燃了香港另一场规模浩大的抗议
在1月一系列清晨的突击行动中，55名政客和活动人士被捕，目前有47人被起诉。
仅仅是举着抗议标语或穿着抗议T恤就足以让人被拘留。
香港泛民派人士在去年选举前举行了非官方初选，以作为一种战术，增加他们赢得立法会多数席位的几率，这看起来已几乎成功。
他们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这是香港唯一真正的民主投票。这一结果证实了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广泛支持，但也让北京感到惊吓。
立法会的初选计划也最终适得其反。表面上是出于疫情原因，选举被取消了。北京方面引入了目前已得到全国人大盖章的改革方案。根据这一方案，泛民派赢得多数席位的机会已不复存在。
该方案实施后，所有候选人都要经过一个由忠于北京人士组成的委员会的审查，以确保他们是“爱国者”。刘慧卿认为该方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如果他们要在香港施行一种制度，让选民实际上被剥夺选举权，使我的政党或其他亲民主人士无法独立、自由地参加选举，那么‘一国两制’就结束了，”她说。
民主让位
就连香港的亲北京政客们似乎也暗示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叶刘淑仪是新民党的创始人，在立法会拥有席位，她也是行政会议成员。
虽然她坚称“一国两制”并没有结束，但她似乎不太确定香港是否会继续包容民主。
“我认为北京可能正在探寻一种走向替代体制的运动，就像一些西方思想家所倡导的‘知识菁英制’（epistocracy），由知识更渊博、信息更丰富的人统治，”她说。
我对她说，这样的制度听起来非常不民主。
“民主制度没有内在价值，除非它能带来好的结果，”她回答说。
“我们进行了23年的民主实验，结果远不能令人满意。我们在很多方面表现不佳。”
中国官方媒体似乎也在改变口径，称“一国两制”向来不是指两地的政治制度差异，仅是需要保持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
签署移交协议的英国人可能曾经希望，随着中国实现现代化、实施内部改革，并在政治上向香港靠拢，协议核心的根本矛盾将得到解决。
如果的确如此，事实证明这是一厢情愿，中国可以说比签署条约时更加专制。
“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成为一个破坏中国安全的地方，”叶刘淑仪说。“如果他们认为目前的制度不可持续，可能的选择将是让香港融入，甚至是在2047年之前。”
正在发生变化的是香港，而在这两套互不相容的价值观之间的长期斗争中，最终让步的是民主。
前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表示，她知道自己在冒险，即使是接受外国媒体采访。
“当然有风险，”她说，“但坦率说，我不认为我违反了《国家安全法》。”
“但正如我所说……如果他们说，哦，是的，你违反了，好，就这样吧。也许采访结束后，会有人来敲我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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