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从北大退学重考上清华,一个“985废物”的自我重构 | 澳洲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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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上大学后才明白,所谓“考上大学就好了”只是一个谎言。大三接近尾声的时候,杜青云从北京大学光华管。。。
            很多人上大学后才明白,所谓“考上大学就好了”只是一个谎言。<br />

大三接近尾声的时候,杜青云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退学了。

对他而言,这个决定更多意味着解脱。那时他已经挂掉了将近20学分的课程,再也不想忍受索然无味的课堂和同学们的冷眼。离开那天正赶上五一假期,室友们都出去玩了,宿舍里空空落落。外面下着雨,他没带伞,一个人淋着雨走到车站,离开了北大校园。

2020年高考,杜青云以718分的成绩成为湖南省理科高考状元。图片来源于网络

2020年7月,杜青云再次参加高考,并以718分的成绩成为湖南省理科高考状元。而其此前从北大退学的事,也一并被挖了出来。相比于状元身份,他的退学经历引发了更多好奇——讨论通常落在两个极端:一端是称赞“学霸”的过人天资,羡慕他们有自由选择的底气;一端是批判学生们自我放弃,挂科,打游戏,变成“网瘾少年”,才不得已走上退学的道路。

杜青云显然不认可以上两种评价。

但他对“小镇做题家”这个标签有着强烈共鸣:“小镇”意味着经济水平或眼界的局限,“做题家”则强调应试能力的突出和综合能力的薄弱。这像是对他人生前十几年的集中概括:4岁上乡镇小学,去县城读初中,考到省会重点高中,大学进入北大光华管理学院。

通过做题和考试,他得以跳出乡镇,却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里感到困惑,甚至迷失。

2020年6月,在豆瓣的“985废物引进计划”小组里,他开始连载在北大的经历,取名为《此外的少年》。此前,作家江南写过一本名为《此间的少年》的书,取材于自己在北大的求学生活。杜青云则认为,在北大的三年,自己被隔绝在所谓“美好”的大学生活之外,并最终选择了退出。

他并非孤例。根据“博雅数据”2017年发布的调查,以2017届毕业生为例,北京大学约有100名学生不能正常毕业,退(休)学率为4.2%;清华大学则有200余名学生不能正常毕业,退(休)学率为7.6%。

数据背后是一个疏离和失意的群体,他们怀揣对未来的期许走进最顶尖的高等学府,却由于各种因素偏离了预期轨道。

边缘人

考上北大是2016年,杜青云16岁。他喜爱的诗人海子在相似的年纪进入北大,并在此收获三种幸福:诗歌、王位与太阳——这也是当时的杜青云对大学生活的期待。

而他的父亲更为现实。他眼中的大学也与三样东西勾连:社团、奖学金和学生组织,分别对应着人脉、金钱和权力。让儿子进光华管理学院是父亲的决定,“毕业出来随便去哪个企业,那都是几十万。”

杜青云的不适感早在开学前就显现出来。新生QQ群里闪烁着99+条消息,同学们讨论着托福成绩和他从未听过的电脑软件名。至于同学间相互称呼“大佬”,几年后回想起来,这个留平头,戴无框眼镜的男生还会不自觉地皱起眉头。他厌恶同辈间的炫耀与吹捧,又有些嫉妒,“好像确实挺厉害的”。他一条条往上翻群消息,试图找出他人言语中的逻辑漏洞,好让那些优越感爆棚的人丢脸。刷着刷着,又觉得自己很无趣,索性屏蔽了群消息。

对他冲击更大的是经济上的差距。有一次,室友发牢骚,“机票涨到两千块了”,接着,买下了出去玩的机票。杜青云很诧异,他家在湖南张家界的一个乡镇,假期回家买两百块钱左右的绿皮火车票,要坐将近一天。

开学前,父亲一次性往他的卡里打了一万元生活费,杜青云也便尝试效仿起同学们的消费模式——他注意到很多同学会在上课前买一杯星巴克,自己也跑去买,“不是因为渴或者好喝,是因为别人都这样,我不买就显得很low”。在淘宝上看到心仪的东西,他就拍下。最大一笔开销是买了台一千多块钱的游戏机,玩过一次就丢在宿舍的角落里。他希望能借此融入集体,“通过消费,好像就能跟那些打扮光鲜亮丽,讲话文绉绉的同学属于一个阶级。”

但钱包很快见底,学期过半,杜青云花了近一万元。父亲察觉了流水的异常,打来电话呵斥。他只好回到节俭模式,并意识到,“他们十几年来的消费习惯不是短暂模仿可以学来的”。

北京大学社团招新。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杜青云也想过加入社团,借此融入。

第一次,他选择了骑行社,推着初中时一百块钱左右买的自行车参加拉练。验车的社员说,“车太老了,链子都快生锈了”。学长借了他一辆,归还时,他没注意到自行车骨架上的黑色污迹。学长气得发了条朋友圈:“刚买了两年的车被糟蹋成这样!”杜青云吓得连连道歉,并表示愿意支付保养费用。

学长没再追究,删掉了朋友圈,杜青云却不好意思再待在骑行社。他对二次元文化感兴趣,但加入ACG社后,发现社员们已经形成了稳定的交际圈,很难融入。更为现实的问题是,定制一套cosplay服装要几千元,原版的游戏卡牌也要一千多。

“你觉得一般家庭去得了吗?”接受全现在采访时,杜青云反问。

学院的课程也让杜青云感觉索然无味,“听都不想听”。身边的同学显然比他更早摸清了大学的规则,开学后几天,室友们已经开始讨论哪个老师给分好,该怎么选课。杜青云插不上话,他还在研究培养方案里的“必修”“选修”,也没弄清楚GPA(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方法。

一切都改变了。在高中,每天都有安排好的课程和作业,分数是唯一的目标,“老师给你任务,给你攻略,你做到最好就能得到最高奖励”。但大学显然换了一套规则——课程是自己选的,老师不会紧盯着每个学生的进度,成绩也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机制。

不过评价仍然可以被量化,杜青云看过奖学金的评优表,上面明确写着学生组织任职加几分,参加社会志愿活动加几分。他觉得无趣,做志愿活动怎么是为了加分?

慢慢地,杜青云成了集体中的边缘人。高中可不是这样,他成绩好,性格开朗,和老师同学都能相处得来。他喜欢看杂志,有时看着入了神,整个晚自习都用来读杂志。由于成绩好,老师们并不十分在意,最多口头批评几句。

在大学这套新的评价体系里,杜青云渐渐失去了认可度和话语权。他和一位室友长期有矛盾,给室友发去长信想要沟通,室友没有回复。他向辅导员申请调解或换宿舍,辅导员也没有介入的意思,反而回复杜青云说,你室友是一个很好的人。

“潜台词说,我是一个不好的人,对吧?”杜青云再次反问。但他也承认,室友家境好,会社交,在学生组织担任秘书长,“有话语权”。

退学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杜青云还能按部就班完成课业,不过成绩平平。他想过拓展社交面,并主动向另一个同样来自农村的室友袒露自己的苦闷,“感觉大家都挺忙的,没人交流”。对方反应平淡,“那你就去找个能交流的人”。

“他们可能觉得跟我聊天的收益小于成本”。杜青云觉得,在这套评价体系里,自己可能已经被打上了“低价值”的标签。他转而在虚拟世界寻找发泄情感的出口,有时一打游戏就是一天。

一些学生在大学里翘课,挂科,打游戏,被打上“网瘾少年”的标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可重复的游戏操作也让他感到枯燥。“这鼠标我都点了几千次,每次都是一个手感,有什么意义呢?”杜青云向全现在描述。但即便如此,他还是不愿意退出游戏界面。他知道,游戏界面一旦关闭,他又免不了陷入痛苦和自责,为什么又玩了这么久?为什么又没做正事?

生活一节节失控。

他先是开始大量翘课,到大二下学期时已经挂了四五科。他强迫自己坐回书桌前,可每一个字句读起来都艰涩无比。“挂得足够多了,就再也没有补救的欲望”。杜青云说,那之后,他的心态更加崩溃,想着重修也未必能通过,便又回到整日打游戏的状态。

大二下学期,杜青云意识到自己真的不适合所学专业,但这时已经错过了提交转专业申请的时间。他想到退学,并打电话回家。拿起电话,杜青云告诉父亲,“我现在说一件你可能难以接受的事情,但我相信你会理解我。”说出这个决定前,他让父亲先用一分钟做心理准备。

一分钟的沉默后,“我要退学。”杜青云语气平和。

“不行!”父亲的语气急促且坚决。接着,电话那头传来不断的责骂声,“你知道退学了会有多丢人吗?”“你肯定是打游戏打多了,绝对是你不努力!”

三年过后,他再翻开自己当时的朋友圈,想找找大二、大三的生活记录,发现那两年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连分享记录生活的动力都没有了。偶尔分享图片,也是凌乱的构图和灰白的配色。

大三开始前的暑假,他去了一趟长沙,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确诊了中度抑郁。

此后,他陷入了和父母漫长的拉锯战。父母要他撑下去拿到毕业证,他哭着一遍遍解释。母亲说,“一个男人,你哭什么?”

杜青云用“自暴自弃”形容自己后来的状态。偶尔去上课,他也无心听讲,在知乎上刷“从北京大学退学是一种什么体验?”大三上学期,他只通过了两三门课的考试。到了下学期,父母终于松口同意他退学。

2019年5月1日,杜青云去教务处办退学手续。办手续的老师问他为什么想要退学,他轻描淡写回了句,“不喜欢这个专业”。老师感叹,“今天这样的孩子好多”。

杜青云接过老师递来的表单,上面还有几个5月1日退学的学生签名、电话号码及学籍去向。他想着,可以把他们的电话号码记下来,打过去,互舔伤口。但考虑到这样做侵犯隐私,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十几个章盖下来,杜青云的身份不再是“北大学生”。

“做梦练习生”

回老家复读后,母亲告诉杜青云,父亲又在单位和人吵架了。

以前和人起冲突,父亲常把儿子挂在嘴边,“我儿子北大学生,你算个什么?”现在退学了,父亲开始遭人奚落,“你儿子不是很厉害吗,怎么从北大退学了?”

在杜青云看来,母亲说这些话,是想让他有负罪感,但他没有。父子俩的一次争吵中,杜青云急了,“你就想着清华北大,这四个字意味着名声和荣耀,那你究竟是爱我还是爱我带来的名声?”

父亲冷冷回了句,“我就是喜欢你带来的名声”。

杜青云家在湖南张家界桑植县,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初中老师。印象里,父亲对他的期望就是“做人上人,当大官,赚大钱,管很多人”。他记得,父亲一直对他的成绩很上心,有时比他还提前知道成绩,承诺考试有进步就给他奖励,比如初中买的那辆百元左右的自行车。

杜青云在外界的赞誉声中长大。上幼儿园时,直接跳到大班,四岁就上了小学。由于年纪小,成绩好,他总被亲戚朋友奉为“神童”。父亲带他出去应酬,饭桌上的长辈常交口称赞:“哎呀,你儿子真厉害!”父亲得意又满足,杜青云则沉默着埋头吃饭。

在父亲的观念里,分数就是话语权,成绩差就会被人轻视。十几年来,杜青云把考试和追求高分内化成自己的习惯。高中到了省重点长郡中学,成绩变成年级一百多名,他接受不了,考差了就惩罚自己不吃饭,把吃饭的时间省下来学习。高二排名上升,他才逐渐把状态调整过来。

在长郡中学,有人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有人能快速做出竞赛题。考高分则被杜青云视作弥补差距的方法,“我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依靠这一点去反超他们”。

后来,杜青云在豆瓣看到一篇帖子——《如果我是小镇学习家的话,我的父母就是做梦练习生》。他完全熟悉帖子里描述的父母状态:自己在事业上逊于同龄人,便对孩子抱有过高的期待。只有在子女培育上战胜别人,才能争这一口气。

杜青云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一定要比别人强”。父亲经常拿他和其他同学比,说他在哪些方面不如别人。后来父亲再说类似的话,杜青云怼回去,“你看看你自己的同学,有当局长的,有当公司老总的,你丢不丢人啊,还说我?”父亲默不作声。杜青云知道,自己戳到了父亲的痛处。

回忆起当年父亲让自己报光华管理学院,杜青云意识到,这个选择本身也带着阶级跃迁的执念,“可能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个地方阶级跃迁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是最容易跳出去的。”

他能理解父亲的选择,但是对于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他“无法原谅”。

无法连结的孤岛

杜青云也知道,自己的情况在北大不是个例。

他注意到,有位同学以省高考状元的身份入学,后来却“很边缘很阴郁”,成天闷在宿舍里不开灯,坐在床上看手机或玩电脑。隔壁宿舍的一位同学则被教务老师在大群里圈出来点名,“你为什么还不交作业?”杜青云印象中,那位同学也是相似状态,沉默寡言,头发乱糟糟的。他有时去隔壁串门,那位同学也不怎么说话,趴在桌子上做自己的事。

杜青云发现,这些人大多把内心封闭起来。回长沙复读时,班上有两名同学是清华退学回来的,其中一个还是他的高中同学。杜青云想和他聊聊各自经历,他描述自己退学是因为人际关系不合,加上不喜欢所选专业。对方则没有表现出对这个话题的兴趣,支支吾吾,只说自己跟不上清华的课程。杜青云没再深聊下去,他明白,从清华北大退学的故事是一块不能轻易触碰的伤疤。

在知乎上,他看到一些陷入循环的故事——从北大退学重考上清华,又从清华退学。他心有戚戚,“太恐怖了,绝对不能发生在我身上”。

复读的经历并没有他想象中的压力,题目仍然是熟悉的,他也仍然名列前茅。他不像其他同学一样每天扎在题海里,而是花更多时间思考如何重构自我,防止类似的事再次发生。

他也不愿意像以前一样做个听话的乖学生。由于抑郁症,他精神状态不佳,但老师硬要他起来上早课。他就和老师对着干。提前完成作业后,就在座位上发呆,看课外书,找同学闲聊。晚自习时,他跑到食堂顶楼吹风,心中升起一阵反叛的快乐。他偷偷买了一部手机。在顶楼上,他整理思绪,将大学三年的经历变成文字,发在“985废物引进计划”豆瓣小组里——他相信能在组内找到有共鸣的人。

有人鼓励他,有人评论“感同身受”。他印象最深的是高考后收到私信,“学长我也是光华的,比你低一届,马上也要退学复读了。”两人加上微信聊了聊,对方说退学的原因和他差不多,不喜欢专业所学,感觉自己被边缘化,再加上后来失恋了,“全世界都在背叛你”。

“能不能不让这种现象出现了”,杜青云想要联结更多遇到类似困境的学生,他在豆瓣上建了一个小组“PKU失学儿童”,面向从北大退学或休学的学生,“至少要有一门挂科吧”。他希望组里可以有更多人表达自我,找到退学原因并互帮互助走出困境。

组里目前有9位成员,发帖的只有杜青云一人。

杜青云能理解,这个群体里的大多数人都自我封闭,不愿表达。在他看来,造成退学现象和“小镇做题家”的原因是多面的,有原生家庭的因素,也有教育的问题。他了解到,一些发达地区的高中有生涯规划和职业教育方面的课程,而自己所在的高中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学生们埋头做题,家长和老师们都在说“考上大学就好了”。

而如今在他看来,很多人上大学后才明白,所谓“考上大学就好了”只是一个谎言。

高考百日誓师大会。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出路

再次高考前一个月,管教学的老师告诉杜青云,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制订每天的学习计划,每日任务完成后,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杜青云这才把学习节奏和心态调整过来,上午刷一套理综卷子,下午刷一套数学或者语文英语,其他时间窝在宿舍看书睡觉,“特别爽”。

这一次,他的裸分成绩为698分,加上20分的少数民族加分,名列湖南省高考理科第一名。老师先查到成绩,电话打到家里,父亲很激动,“可以啊”。亲戚朋友来家里贺喜,父亲一边忙着接待,一边连连摆手,“不算什么,都是运气嘞”。

杜青云拒绝父亲带他出去应酬,“你又想拿我名头搞事”。复读学校承诺过,考清华北大奖励30万,考状元再追加20万。杜青云把这50万作为大学全部的生活经费,“不想用家里一分钱”。

这一次,家人不再干涉他的选择。填报高考志愿时,杜青云依照兴趣选择了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入校第一年是通识课的学习,第二年分小专业,他准备选择感兴趣的政经哲方向。

清华园二校门。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在人文学科的课堂上,他有了获得感。有时灵光一闪,想到几个历史事件的相似性和关联性,他觉得“非常有意思”。但大部分时间,他的大学生活仍然被困惑、疲惫和压力占据。一些课上充斥着枯燥的学术概念,他不理解这些概念的含义,只能埋头苦记。他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也有所消退,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有时候打游戏,读二次元作品,内心会有个熟悉的念头冒出来,“你怎么又没做正事啊”。

让他感到幸运的是,遇到了友善的室友、同学和辅导员,没有人再把他当成边缘人。他不用像以前一样模仿他人的消费习惯,“穿回力鞋”也不用担心会受到轻视。有段时间他的抑郁症状复发,辅导员主动帮他联系就医。助教表示理解他的状态,作业暂时交不上也没关系。

和上次大学经历一样,杜青云还是能感到同学间的差距,但这一次,他更多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
。他能明显感觉到,来自沿海地区的同学人文知识储备更丰富,但他对此换了一种理解,“你这种方法挺好的,但不意味着我的方案比你差,我的也有一定道理”。参加社团活动的心态也有所变化,他不再抱着拓展人脉的预期,而只是“去观察这个阶段的大学生在想什么,想要干什么,我能不能在他们身上学到什么”。

对眼下的杜青云来说,他还有三年的时间可以继续探索,和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而他曾经的同学们则已经面临着找工作的难题。他得知,有位高中同学在复旦读研,想考公务员去体制内工作。但在上海的街道办实习时,发现自己的复旦研究生学历是同事中最低的。他考虑过回县城,又意识到县城的公务员体制内有着固化的熟人圈层,而自己没有相关的人脉,难以融入。

“不管是这些四合院还是高楼大厦,都没有我们的容身之地。”杜青云坐在清华附近写字楼里的一家星巴克,用手指向窗外。这里满是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写字楼的地板光亮得能照出人影。

第二次高考结束后的夏天,杜青云联系上了当年在北大的那位省状元同学。听其他人说,状元毕业后没找工作,回到家待着了。聊天中,同学提了句,“县城工作也不好找”,没再往下延展。杜青云回复说,当年的省状元身份如果舍得用,或许能对找工作有些帮助。

“四年前的身份,现在还管用吗?”同学发来这句话,附上了三个捂脸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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