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 – 独生子女的赡养重担:不敢穷,不敢病,因为爸妈只有我 | 澳洲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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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herine每天都在凌晨三点醒来,就像形成了一种特殊生物钟。那是四年前母亲重病的日子,36岁的。。。
            Katherine每天都在凌晨三点醒来,就像形成了一种特殊生物钟。

那是四年前母亲重病的日子,36岁的她带着母亲在广州、香港看病。作为独生女,没有人能够分担,“压力非常大,因为做决定的只有我,一定要负责任。”她说,“说到底,其实是父母养老问题产生的压力,独生女的身份加重了这一压力。”

每到母亲做CT查病情的前夜,她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你不知道结果会怎样,病情恶化还是好转,未知是最可怕的。就像她同时在进行的销售工作,你也不知道一个deal(交易)成不成。她还有七岁的女儿需要照顾,虽有丈夫分担,但身为母亲,她不可能完全放下心来。三重压力,让她在那一年里严重失眠。凌晨三点的广州夜景,她看过无数次。

做决定时的孤独无助,是许多独生子女在面临父母重病时承受的最大压力。“你没法判断这个决定是对还是错,没有人跟你商量,什么都是你网上查到的信息。跟父母沟通,他们会说你看着办吧。那时真的希望我不是独生子女。”27岁的沈雨辰说,三个月来,她独自带着母亲在江苏老家和上海检查治疗,做完了肺结节手术。这段经历带给她的最大影响,就是以后想生两个孩子。

从1982年将计划生育政策定为国策,到2010年,中国独生子女人数达到1.45亿(中国社科院人口学家王广州测算)。这一庞大人群也充满了风险和脆弱,北京大学人口学者穆光宗曾说,独生子女家庭属于高风险家庭,风险就在于其唯一性,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便是养老风险,祖孙三代“421”的家庭结构,将使少年时饱尝宠爱的独生子女们,在中年之后背负巨大的养老压力。

如今,中国的80后、90初独生子女已步入成年时期,开始面临父母老去后的赡养问题,压力重重的局面已然明显。豆瓣网上,6万多人聚集在“独生子女父母养老交流组织”小组里,分担交流自己面临的困境。那些贴子囊括了独生子女可能遭遇的种种难题:独生女远嫁他乡,和父母距离太远怎么办?独生女,准备出国读博,专业比较容易留在国外,作为女性也想留在对职业女性比较宽容的地方,但父母的养老该怎么解决呢?独生子,家里四个老人三个癌症,精神和精力压力大到曾撑不下去……网络上,人们用一句话总结了独生子女的困境:不敢穷,不敢病,不敢远嫁,因为爸妈只有我。

而所有问题会在父母生病、重疾之后,以数倍的形式放大,化为沉重的负担压在独生子女肩上。分身乏术,无人商量和分担,职业发展、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影响,并不得不做出牺牲——这几乎发生在每一个遭此困境的子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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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30岁那年,父亲确诊了肺癌晚期。起初她不敢告诉父亲真相,直到有一天病历无意间掉落,被父亲看到,一切才瞒不住了。

她看着父亲在一夜之间苍老,白头发出来了,“整个人一下垮掉,被病魔打垮了”。曾经在社会上混得风生水起、意气风发的父亲开始自闭,不愿出门,拒绝社交,就连关系很好的亲妹妹家也不去了。既不愿意别人知道自己得病,也不想把得病的晦气带给别人。

那之后是漫长的化疗阶段。每隔28天,父亲就要住院一周。这期间,父亲还曾因过度锻炼导致气胸,在医院住了两个月,插气管放气。

董文是独生女,没有人能帮上忙,包括母亲,当了一辈子家庭主妇,此刻她只会问董文:你爸咋办?找医院,与医生交流病情,带父亲做各种检查,住院、打针、做手术、陪夜、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一切都是董文做主和经手。

那段时间,她时不时要在医院通宵陪床,第二天一早等妈妈过来换班,自己回去睡会儿,但往往到家没一会儿便接到妈妈电话,让她过去和医生交流病情,她又赶紧起床往医院跑。父亲吃不惯外面的饭,她便在家里做好,坐地铁40分钟送过去,时常在地铁上困得睡过去。

面对如此繁琐复杂、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的事务,她只能辞掉工作,全职照顾父亲。“当时没有其他心思,也顾不得了,全身心都在我爸这个病上。”她说,经济上也会有压力,“你不知道后面要花多少钱”,但支撑一两年问题不是很大,实在不行就卖房子,只要还能治。

但对于大部分独生子女来说,辞职照顾重病父母都是艰难的事。经济压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场景、自己对职业的追求,都让人无法轻言放弃。

Katherine在母亲重病后,幸好还有父亲能帮把手,她才不必辞职照顾母亲,但她却感受到了严重的精力不济和家庭工作难两全。

母亲在医院躺了半年。手术很大,预后情况也不好,半年里Katherine天天跑医院,和父亲换班照顾母亲。有段时间全家都撑不住了,便请了亲戚从老家过来帮忙。那也是Katherine最羡慕有兄弟姐妹的时刻:请来帮忙的,都是母亲的兄弟姐妹。

而Katherine为此受到的较大影响便是职业后退。那正是她职业的上升期,但她却无法投入全部时间和精力,业绩受到了严重影响。痛定思痛后,她和同事做了部分业务交接,主动选择从职场后退一步,以拥有更多时间照顾母亲。

“重疾之下,你需要劳心劳力地思考、照顾,精神压力非常大。去哪里看病,找哪个医生,手术做不做,预后做不做,化疗做多少,都得你来做决定。”她说,“你会感到严重体力不支,没有办法两边跑。”

她也曾无数次在分身乏术的疲惫时刻、在失眠焦虑的夜里怨天尤人,发出天问:为什么会轮到我?为什么正准备在公司大展鸿图时,却必须要抽身?

后来她时常在豆瓣“独生子女养老互助组织”小组里刷别人的动态,才慢慢释然了。原来,她不是一个人,重疾这样的事情,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只要家里有老人,只要老人活得足够长。“每个重疾家庭都不容易”。

深夜痛哭、长夜难眠,几乎在所有面对父母重疾的独生子女身上都发生过。Katherine有过,董文深夜独自在被窝里捂着被子哭过,沈雨辰也是。

第一次带着父母从江苏小县城去上海的时候,沈雨辰就感受过那种悲哀无助。医院里,永远都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挂号、检查都要排很长的队,再加上对母亲病情的担忧,一切简直让人崩溃。那时她就绷不住,跑到洗手间去哭过,还不能让妈妈看出来,妈妈已经在担心自己是癌症了,精神低沉,作为女儿的她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得坚强。

可她也只是一个27岁、大学毕业没几年、还没结婚的女孩子,总有情绪崩溃的时刻。晚上回到旅馆,父母一间,她一间,她便独自坐在马桶上哭。母亲肺上的结节已经长得比较大了,1.3厘米,按照上海医院的标准,超过8毫米的结节就需要考虑动手术。如果结节还有恶性病变的可能,就必须得做手术拿掉。

那之后,为了确定母亲的结节情况,她学会了上贴吧、找黄牛打听医院和医生的消息、花高价挂号、给医生红包。她吃过亏,花800块挂的一位名师的直播问诊号,却被名师以一句“你的片子不清楚”就打发了;也欣喜过,给医生的几千块红包终究发挥了作用,妈妈得以尽快手术。在中国医疗资源紧张、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你甚至难以评判“红包”到底是医德的缺失,还是以另一种方式补偿超负荷运转的医生。

这一切,都是曾经不谙世事的她在短短三个月里迅速学会的社会技能。她惶恐过,“我爸说他也不懂,全程都是我自己做决定,真的很无助。”她说,那时真的希望能有一个姐妹可以商量,而不是独自扛下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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