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问，’我们如何使它回到正轨？’”他在接受《澳大利亚人报》采访时说.
Rowe先生是Rothschild Australia 和 United Group的前主席，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校监，前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ASX）和未来基金（Future Fund）董事。他表示，澳大利亚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与中国关系中使用的言辞。
“我们必须学习安静的外交，”他说。
但是他说，中国攻击性的“战狼”外交风格也在世界范围内给中国制造了麻烦。
“中国犯了一个错误，最终会伤害他们，”他说。
“它的战狼外交使其与许多国家疏远了。”
他说，澳大利亚需要加倍努力，以使其与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的贸易和政治关系多样化，而不是依赖与中国的贸易。
Rowe先生的言论发表之前，联邦政府拒绝了中国最大的建筑企业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and Engineering）对南非拥有的澳大利亚建筑商Probuild的3亿收购要约。此际北京已对进口自澳大利亚葡萄酒和大麦征收关税，并在牛肉，煤炭和木材出口中发现问题。
他说，澳大利亚对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日益增长“变得不以为然”，这使得澳大利亚的出口对中国过于依赖。
“我们出口到中国，经济蓬勃发展，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我们当时没有想到我们成为一个国家的人质。
“我们没有制定替代策略并扩大我们的基础。
“这一切都有了现世报，我们现在必须加紧实现出口多样化。”
Rowe先生说，企业无法改变澳大利亚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两国关系的未来将最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看法决定，并将需要一些时间来修复。
“企业可以在边缘讨论，但是在习决定要改变之前，大局不会变，”他说。
“我们需要在对华关系中保持耐心，并留意我们的言论，但我们绝不能损害我们的主权。我们不应该试图巴结中国。
“我们应该在香港和其他人权问题上表达我们的立场，但我们无需不必要的。”
同时，澳大利亚需要加强与本地区其他国家的联系。
他说：“我大力支持（总理Scott）Morrison 为“四方”联盟（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注入活力并发展与亚太其他国家的关系。”
Rowe先生说，澳大利亚在经济上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性后，会更有利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直到我们对中国的依赖程度降低，从而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威力后，两国关系的状况才会改变，”他说。
他说，重要的是要努力增进与印度的经济联系，印度目前有约3亿中产阶级。
“印度是我们作为出口市场真正需要关注的另一个国家，”他说。
他预计，鉴于印度当前与中国的边界纠纷，印度可能会有意在”四方“集团中更加活跃。
Rowe先生说，澳大利亚在与北京洽谈新关系时应该与拜登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否则有可能被损害澳洲利益的”中美协议“所困。
他担心拜登政府的新任气候特使John Kerry可能会与中国就能源和气候变化达成协议，其中或许包括一项可能不利于澳大利亚的贸易协议。
“我担心他（Kerry）将与中国达成一项气候协议，并且他将加入类似美国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的协议，以及一项可能意味着中国要购买比平时更多的产品的贸易协议,” 他说。“我担心澳大利亚可能会受到拜登这类行动的束缚。”
Rowe表示，美国总统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将在与中国谈判任何新协议时，为自身利益行事。“我们需要与拜登政府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从而在协议达成后，我们不会陷入困境，”他说。
澳大利亚应该寻求“跳出”中美之间的任何协议，但要避免受到负面影响。
Rowe先生表示，习近平还可能有意与美国就气候变化和能源问题达成协议。
他说，改善中国的环境是习近平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并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
他说，在拜登就职典礼之前，习近平通过签署了一项中国与欧盟之间新的投资协议，成功地实现了分裂了西方。
“如果欧盟，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团结起来，说这就是我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那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他说： “但是它已经分裂了。”
他说，他认为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一直是中国与欧盟之间新的投资协议的主要推动力，其对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产生了反感。“要不是因为安格拉·默克尔，欧盟和中国之间永远不会签署这项协议。她希望在拜登接手之前完成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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