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aker Spotlight: The Chairman of @TheAsiaGroup, Dr. Kurt Campbell, was recently appointed as the Indo-Pacific Coordinator under Biden’s administration. He spoke at our Future of US & China Conference on pursuing a new US-China Policy Framework. Watch at https://t.co/a5MN0vFzZJ pic.twitter.com/Jtl9rbNOHl
— Asia Society Northern California (@asiasocietysf) January 30, 2021
1月13日，拜登政府任命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bpell）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印太事务协调员”（Indo-pacific coordinator），直接向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苏利文(Jack Sullivan)汇报工作。
“印太事务协调员”是国安会的新设职位，可看出坎贝尔在美国印太政策的分量，因其重要性，多家美媒将坎贝尔冠以“亚洲沙皇”（Asian Czar）之名，尽管拜登团队并不喜欢该称呼。
1957年出生的坎贝尔是美国老牌外交政客，印太地区的“老朋友”，他最知名的履历是：坎贝尔被称为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总设计师之一。
奥巴马执政后期，他退居幕后，成立政治咨询公司亚洲集团（Asian Group）。但他并未远离美国印太事务。特朗普政府时期，坎贝尔笔耕不停。聚焦中美关系的文章活跃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日本《外交》（Diplomat）等主流政治杂志，多次引起学界、政界争鸣。
如今，坎贝尔重返白宫决策圈，他将如何塑造美国的印太政策？
01
“重返亚太”总设计师
不菲的学历、扎实的华盛顿政治经历和人脉，64岁的坎贝尔在早年履历金光闪闪。
青年时代，坎贝尔在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校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又在牛津大学获得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就读期间得到马歇尔奖学金及马歇尔学者称号。
写过新闻、进过五角大楼，坎贝尔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一名外交政客。
坎贝尔大多职业经历都与印太地区有关，一直站在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线”。
90年代末，坎贝尔经时任克林顿政府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引荐进入国防部，他的职业生涯正式与印太地区产生交集。
作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提出者，约瑟夫·奈是享誉国际的政治学者。在奈的带领下，坎贝尔担任了亚太事务助理副部长，参与“奈计划”（Nye Initiative）制定，这是一份讨论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报告，强调美日同盟的重要性。
而后，奈重返哈佛执教。坎贝尔在华盛顿站稳了脚跟，斡旋在国安会、财政部等部门。
“在美国政界，坎贝尔是上一代民主党在亚洲（领域）最有才华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五角大楼的‘奈计划’是坎贝尔最早的政绩，它确保了坎贝尔被任命为印太事务协调员。”曾在布什政府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管的迈克尔·格林这样评价。
千禧年来临，美国经历911浩劫。如果说，布什政府对外战略重点是911之后的恐怖主义，重心锁定在中东地区，无暇东顾中国的崛起。而到了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对外战略明显转向亚洲。
2009年7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东盟峰会上高调表示“我们回来了”，多家媒体将其解读为美国“重返亚太”的信号。
那时，坎贝尔正是希拉里的得力助手，是奥巴马政府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重返亚太”战略自然少不了坎贝尔这位主要设计者，坎贝尔也曾在2016年专着《重返亚洲》（The Pivot）予以解释——他主张巩固美国现有联盟，与印度和印尼等国建立更紧密关系。
事实上，坎贝尔对中国乃至亚洲的关注远早于此。2001年秋天，他接受美媒PBS调查栏目《前线》（Front Line）采访就表示，美国即将面临中国挑战，并担忧两国间和平稳定相处的方式。
2011年后半程，奥巴马政府在外交、军事经济领域正式推行“重返亚太”战略，并更名为“亚太再平衡”（Asia-Pacific Rebalance）。如今，“亚太”一词已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官方统一为“印太”。
02
“旋转门”内外
无论华盛顿还是亚洲，坎贝尔都拥有非常庞大的关系网络。
前10多年的政治履历，让坎贝尔游刃有余的走在华盛顿“旋转门”内外。
2007年，他与米歇尔·弗洛诺伊共同创立新美国安全中心（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后者曾是拜登政府国防部长的热门人选之一。该智库曾向奥巴马政府输送不少外交、国安官员，也是拜登政府物色官员的主要智库之一。
而坎贝尔的夫人雷尔·布雷纳德（Lael Brainard）是华盛顿金融专家，现在是联邦储备银行做理事，拜登曾考虑让她出任财务部长。
直至2013年，坎贝尔获得了希拉里国务卿授予的杰出服务奖，这是美国外交界最高荣誉。
同年，坎贝尔离开白宫，正式“下海”，创立咨询公司亚洲集团（the Asia Group），为有意开拓亚洲市场的企业提供商业战略建议。
华盛顿“旋转门”（revolving doors）恰到好处的描述了坎贝尔的状态。正如许多美国政府官员离职后，通常会在一些企业、律师事务所、智库和其他机构任职或成立自己的咨询公司，之后也可能再次进入政府。官员在企业、政府间的角色互换称为“旋转门”。
进入智库8年间，无论是奥巴马第二任期，或是特朗普就任期间，坎贝尔持续关注美国印太政策。他与年轻中美关系研究者合着的文章，不但提出了深刻观点，也时常引发学界、政界震荡。
2018年初，坎贝尔与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思虑中国》（The China Reckoning: How Beijing Defied American Expectation）断言，长达40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失败。
“美国再一次高估了自己影响中国发展轨迹的能力……整合主义者认为中国的雄心将在与国际社会加强互动的过程中被削弱，鹰派人士相信美国的永久霸主地位会减弱中国的实力。但无论胡萝卜，还是大棒，都没能像预测那样改变中国。”文章写道。
当时引发了中美学界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讨论，王缉思、约斯夫·奈、托马斯·克里斯滕森等学者均发文回复。
特朗普上台后，坎贝尔的批评声也没停过。今年1月，坎贝尔在《外交》杂志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说，特朗普政府给美国在亚洲的联盟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坎贝尔在与有望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管的拉什·多希合写的这篇文章中说：“特朗普损害了印太地区运转体系的几乎每一个组成部分。”
03
“亚洲沙皇”，会中国带来什么？
虽为鹰派人士，但坎贝尔的对华政策相对理性。2019年，坎贝尔与现任拜登政府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利文合着文章《没有灾难的竞争》（Competition Without Catastrophe）强调，遏制并不是重返战略的目标。
他们认为，中国是一个比前苏联强大得多的竞争对手，冷战“遏制”策略在与中国交手时无法奏效。美国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弄清楚如何与中国共存，而不是如何改变。
坎贝尔“寻求与中国合作共存”的观点也延续至今。
眼下，拜登政府新设立的“印太事务协调员”一职，更像是为坎贝尔量身打造。
“此前国安会缺乏有亚洲经验官员，现任国务卿布林肯更擅长欧洲事务，而坎贝尔无疑是民主党中最富有亚洲政策经验的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孙成昊告诉全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可看做总统的幕僚班底，总统有职权调节内部官员设置，人事任命灵活，不需要参议院通过。
除了协调印太政策制定外，该职位工作属性更像，协调内阁各部门官员开会、协商、产生政策文件，递交总统等沟通职能。
“坎贝尔懂中国事务，更懂日本事务，总的来说过去多年在美国外交界是同日本关系比较密切的高级官员。”对此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国务院参事时殷弘向全现在评价，印太事务协调员是一个及其重要的职务，坎贝尔将会在美国对华、对日等印太战略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正如《华盛顿邮报》指出，坎贝尔“在亚洲地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外交经验丰富，为政技能训练有素，在美国国会也拥有良好关系”，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将对政府战略产生真正的影响”。
因此拜登执政下的中美关系走向，或许可以从坎贝尔表态一探一二。
1月14日，坎贝尔出席亚洲协会举办的活动上提出“停止美中关系直线下坠”的设想，坎贝尔称，“中美双方应暂停针锋相对，各自后退一步，再各自前进一步，发出建立可行的美中关系愿望的信号。”
这与坎贝尔此前观点一致——主张控制中美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冲突危险。
而时殷弘认为，坎贝尔口中的各退一步，具体未能讲明。“现阶段，坎贝尔正在重新评估印太地区局势。尽管拜登就职后，他本人还未公开表态，可以断定的是，美国印太战略下一步是如何与印太盟国联合，如何在战略阵线、高技术阵线对华采取强硬行动。”时殷弘认为。
“某种意义上说，印太战略是美国目前总战略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尽管特朗普执政时期采取的是半孤立主义态势，但在组建印太联盟上也花了很多力量，并且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特别是印度在2020年年末都对美积极响应。近日，拜登政府正在谋求印太联盟成员，英国首相现阶段表现也是相当积极。”时殷弘分析。
据悉，美国总统拜登就职一周后，已分别与加拿大、墨西哥、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多国领导人通电话。
对此，孙成昊认为，在对外政策方面，拜登政府首先便是要修复盟友关系，而日韩澳印等印太盟友对坎贝尔十分熟悉，更容易推动同盟政策调整。
“在坎贝尔对华政策相对理性，他一方面确实会在民主、人权和高科技联盟方面拉拢盟友，对华施压，但不会像特朗普政府时期，只有施压，没有合作。”孙成昊指出，涉及到朝核问题，甚至全球治理方面的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他也需要协调中日韩多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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