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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华人自由派挺川（川普，特朗普）人士在此次美国大选中狂热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们特别支持特朗普过去几年的对华强硬政策。他们认为：美国1970年代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不仅没有实现美国所期待的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反而利用美国这一战略壮大了自身力量，反过来威胁美国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特朗普及时扭转了美国对华接触战略，重新对中国进行遏制与极限施压，有力阻止了中国前些年的对内政策转向与对外扩张趋势。
笔者曾在《美国过去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吗？》一文中论证了如下两个核心观点：美国以前两党都执行的对华接触战略，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都取得了显着成效，不能视为失败；中国前些年的内政外交转变主要是内部因素造成的，不能归因于对华接触战略的所谓“绥靖”。
本文将进一步论证如下核心观点：部分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的偏好，过于简单化了；应该全面评判这一战略的产生背景、多重影响、历史延续性及其与中国发展进步的关系。具体而言：
第一，特朗普的对华战略转向，在经贸方面具有主动性，但在政治方面具有被动性。这与其“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理念有关。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他的过高政治期望可能是“所托非人”。
第二，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存在方向不同的多重影响：既在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展、在某些方面“倒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也在某些方面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自力更生”与“内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对内管控的强化、在较大程度上刺激了中美两国的民族敌对情绪。这一战略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总体影响是正是负，很难准确评估。而它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负面影响，则主要是由普通民众而非既得利益阶层承担的。
第三，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从总体上看会被拜登政府延续，但部分策略可能会有所改变：两国政治对抗会延续、经贸对抗会缓和，实质对抗会延续、口头对抗会缓和，双边对抗会延续、多边对抗会增强。
第四，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发展进步，应该主要依靠本国民众的自身努力，而不能过分寄希望于外部压力与帮助，特别是某个国家、政党或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缺乏“普世主义”理念的外国政党与政治人物。
（一）特朗普对华战略转变的主动性与被动性
特朗普的对华战略转变的主动性，主要体现在经贸方面。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与摩擦由来已久，已经持续了30来年。但特朗普以前的各届政府，总能与中国达成某种妥协。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几届美国政府的最大不同，是对于对华贸易赤字的极低容忍度。
特朗普在其任期开始之前的竞选中，就威胁要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采取严厉行动。上任之后则积极“兑现诺言”，对中方采取了极限施压策略，并最终与中方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在这方面，特朗普政府完全是采取主动进攻态势的。这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方面，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中低收入者，他们受中美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最大：一是他们受雇的企业受中国廉价出口的严重冲击，二是他们所在的相关制造行业的资本大量向中国转移，导致工作岗位流失。
另一方面，特朗普个人对贸易逆差问题的认知比较粗浅，认为贸易逆差就是“亏本”买卖，而没有意识到它会给国内消费者带来巨大利益，这种利益甚至可能超过其生产商的损失，只是其国内不同利益群体的再分配而已。
当然，特朗普最终对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采取强硬措施，也是国内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从中国廉价出口中受损的单个美国制造业企业及其员工所遭受的损失，远超从中国廉价出口中受益的单个美国消费者的获益，因此前者比后者有更强的动机游说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
在双方的经贸摩擦中，美方始终是主动性的、进攻性的，直到2019年年底双方达成第一阶段协定。但协议涵盖的主要内容还是浅层次的（包括中方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承诺不进行人民币的竞争性贬值），深层次的问题（产业补贴、国有企业问题）不包括在内，有待今后的谈判解决。
特朗普对华战略转变的被动性，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战略走向一直是向美方靠拢，而美方是支持这种靠拢的。这种情况在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前的几年中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中国在内政方面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与意识形态有所回归；二是中国在外交方面从“韬光养晦”向“大国外交”转型，并对外大力宣传中国的特色体制优势。这引起了美国战略界的高度重视。部分战略界人士发表文章，指责中国没有发生美方期待的改变。而特朗普任期第一年即2017年年底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则将中国列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2018年上半年，中国内政发生众所周知的重大改变，国际社会与美国都高度重视。在随后启动的中美贸易战中，美方将首轮打击重点对准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中国制造2025”）与战略企业（如中兴、华为），通过贸易战打压中国崛起的政治战略意图非常明显。贸易战的这种政治战略意图一直延续至今。在当年年底，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讲，重点批评中国的战略发展走向，提出希望中国“重回”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道路。
2019年香港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反修例”事件，中美双方的政治对抗也因此加剧。2020年初，在中国首先爆发的新冠疫情扩展到美国并迅速蔓延之后，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抨击迅速升温，双方为此龃龉不断，从互相口头攻击发展到互相驱逐新闻记者、关闭对方领事馆，并在南海与台湾海峡频频发生对峙，双方关系急转直下。同时，特朗普政府高官纷纷直接出面，强烈抨击中国执政党与基本制度，将两国关系推向了激烈对抗。
综观特朗普任内中美两国的政治对抗过程，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对华政治战略的改变，带有较强的被动色彩，多为因应中国内政外交的变化，相当于“对手变，我亦变”。如果担任美国上届总统的不是特朗普，而是希拉里，美国政府的对华战略转变也是大概率事件，尽管其转变方式可能没有特朗普激烈。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只是“因缘际会”，充当了这一被动转变的操盘手。
当然，特朗普任期最后一年即2020年疫情之后的对华政治攻击，既有被动性，也有主动性。但这明显带有由于疫情控制不力而“甩锅”中国、为竞选连任造势的策略考量。这是对特朗普寄予政治厚望的华人自由派应该注意的。
同时还应该看到：中国各界对特朗普是否具有强烈政治价值观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特朗普本人在中美关系方面，对经济问题的强硬表态很多，但在政治方面的强硬表态不多。政治方面的强硬表态，往往是其他美国高官所发表的（当然，对于这些表态是否是特朗普本人授意的，社会上存有争议）。而且，特朗普在香港问题上的表态（尊重中国的处理方式）与美国政府其他高官乃至国会的表态基调都非常不同。这也是对特朗普寄予政治厚望的华人自由派应该注意的。
此外更应看到：特朗普最重要的政治理念是“美国优先”，在外交上奉行的指导思想是“孤立主义”而非“普世主义”。这既可以解释他与西方盟国在经济贸易利益、军事成本分摊等问题上斤斤计较的作风，也可以解释他在对华问题上为何一开始“经硬政软”、甚至对香港问题表态“软弱”，只是在最后疫情影响其连任、不得不找外部因素作为甩锅对象时，才开始在对华政治表态上异常强硬。这都说明了特朗普在对华政治战略上的投机性。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特朗普寄予过高的政治厚望，的确有“所托非人”的嫌疑。
（二）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的多维度与多方向影响
笔者认为，热朗普的对华极限施压，至少存在以下五个方面、方向各不相同的影响。本文侧重客观描述这些影响，而不是对它们进行价值评判。从不同利益主体的角度来看，对同一影响的价值评判可能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
第一，在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扩展。
在特朗普实现对华战略转变之前，中国积极对外投射国际影响力：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五国、G20等宏大项目与组织平台，对外投射经贸与政治硬实力；另一方面通过宣传“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方案”，对外投射体制与文化软实力。
但在特朗普对华实行战略转变、重新遏制与极限施压之后，中国上述两方面的国际影响力扩展都受到了很大打压，开始从战略“扩张”转向战略“收缩”。
首先，从经贸与政治硬实力的国际影响力看。对外投资受到严重影响。其中，面对发达国家的、以获取国外高新技术为目标的海外投资受到西方联合“狙击”，面对发展中国家、以获取资源与战略位置为目标的海外投资受到部分国家的警惕乃至拒绝，而普通海外投资则不得不更加慎重考虑国际通行投资规则（如反腐败）。以华为为代表的战略企业的海外市场扩张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由于关键部件与技术受到西方的“卡脖子”而面临国内发展困境。部分在美上市的战略企业受到美方调查甚至摘牌处理，国际融资受到重创。美国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强力“狙击”，也让中国的对外政治影响力受到负面重大冲击。
其次，从体制与文化软实力的国际影响力看。由于受到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正面强硬“狙击”，中国不再宣传G2（两国集团，即中国与美国）、“中美国”等与美国平起平坐、共治世界的提法，转而强调无意挑战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中国也弱化了“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方案”的对外宣传，转而强调不对外输出发展模式，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发展模式与道路。中国的海外文化拓展重要项目“孔子学院”在美国与其它西方国家则被迫缩减甚至停止运营。
第二，在某些方面“倒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
这主要是中美贸易战带来的结果。
首先看内部改革方面。美国强烈反对中国依靠政府主导发展战略产业的产业政策，特别是重点针对国有企业的大量产业补贴，指责这些对国际市场上的西方国家企业造成了“不公平竞争”，并联合欧盟与日本连续八次发表针对中国经济“非市场导向”的联合声明。基于这一外部压力，中国降低了以“中国制造2025”为代表的产业政策的宣传调门，降低或取消了部分行业的产业补贴，并对外公开承诺对国有企业实行“竞争中性原则”。这些本质上就是更加依靠市场机制、遵循国际通行规则来发展经济，对维护与加深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是有帮助的。
同时，由于中美贸易战带来的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此前几年由于片面扶持国有企业导致的国有企业扩张、民营企业收缩的局面，进一步带来了经济的不景气。国家领导层审时度势，分别于2018年年底、2019年年底召开专门会议，强调对民营企业的支持政策不变，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政。尽管这些政策的落实效果还存在争议，但其总体方向是符合经济市场化原则的。
其次看对外开放方面。在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战的压力下，中国在扩大对外开放方面也取得一些进展：一是进一步降低了面向所有国家的最惠国待遇关税（当然中美之间由于贸易战相互加征的额外关税不在此列）；二是降低了部分非关税进口壁垒；三是降低了部分服务行业的进入壁垒；四是通过举办进口博览会、扩大对美采购等方式，增加进口；四是在国内各地推广自贸区，并试办海南自贸港；五是利用美国退出《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与欧洲国家的矛盾，与周边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欧盟完成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开放。
第三，在某些方面导致了中国经济的“自力更生”与“内循环”。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之后，又联合西方国家共同围堵中国。其重要表现是全方位打压中国高新技术与战略产业的发展，限制中国相关企业的对外投资，并加强出口管制，限制中国企业获得国外高新技术产品。这迫使中国为了防止被西方国家“卡脖子”，下决心在相关行业“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甚至启动“举国体制”、投入巨资发展相关核心技术。
应该看到：一方面，与通过正常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重点发展部分核心技术、与它国进行交换的发展模式相比较，在众多核心技术上都要防止被其它国家“卡脖子”，都要搞“备胎”，这种发展模式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通过“处处开花”、“举国体制”的方式发展高新产业的核心技术，其效果如何，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不太理想。
新冠疫情爆发、中美关系全面恶化、中国出口短暂受阻后，中国进一步提出了“以国内循环为主”的对策。对于中国这么一个大国而言，以“内循环”为主本来是正确的发展方针，中国过去二三十年过度依赖外贸的发展战略也的确需要调整。问题在于：以“内循环”为主的总体方针，应该是大国经济常态，应该与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正常国际分工合作并存；如果它是与外部关系不和谐、关键技术频繁被外国“卡脖子”后而被动采取的对策，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无论是被动的“自力更生”还是被动的“内循环”，都有无奈色彩，与扩大对外开放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都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中国的既得利益阶层当然要承担一些。但为此而买单最多的、受负面冲击最大的，还是中国的普通民众。
中美贸易战以来，特别是疫情导致中美关系全面恶化以来，中国外贸企业与上下游企业，相关高科技与战略行业的企业，上自企业高管，下到普通从业人员，其切身利益都受到了很大冲击。外部经济环境恶化导致的整体经济的不景气，也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切实的负面影响。
第四，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对内管控的增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全面极限施压，并在意识形态上激烈批评中国执政党与基本制度。但这并未能改变中国的政治现状，反而增强了中国公权力掌握者的危机意识，进而强化对内舆论与意识形态管控。中美持续交恶以来，中国内部对言论与意识形态的管控更加严格，对主张中美、中西方友好的人士（其中包括挺川的自由派人士）的相关言论的宽容度也显着降低，部分媒体甚至将他们称为中国的“投降派”而痛加批判。这都对他们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使他们的发声更加艰难。
第五，在较大程度上刺激了中美两国的民族敌对情绪。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并进行全面、极限施压之后，一再声明其对华施压只针对中国的公权力机构，而不是中国普通民众。但这样的声明在中美两国所起的作用都很有限，两国的民族敌对情绪都被中美的高强度对抗调动起来了。
从美国方面看，美国社会对中国乃至对在美华人的不友好甚至敌视程度都在增加。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访问学者、在美华裔学者的大规模的“间谍”指控、调查，很多并没有充分证据与理由（有媒体披露很多这样的调查只是为了“调动”对华裔人士的怀疑氛围），但在美国社会造成了对华裔人士的极大偏见、不友好乃至敌视，颇有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气氛。这也被很多美国有识之士所批评。
从中国方面看，中国社会的对美敌对情绪也在显着增强。尽管部分自由派人士特别看重美国的对华极限施压对“倒逼”中国改革开放的作用，但很多中国普通民众并不这么看待，而是相信部分媒体的宣传，认为美国的打压就是基于担心中国超越美国，就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因而对美国抱有深深的怨意，甚至进一步迁怒于中国主张中美、中西方友好的人士，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
总之，从以上各个方面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遏制战略，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复杂、多元，是多维度、多方向的。这一战略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到底是正面作用还是负面作用更大，是很难精确判断的。但它在经济与社会方面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由普通民众包括自由派挺川人士承担的。部分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的偏爱与“衷情”，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三）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在今后的延续与调整
一方面，从总体上看，特朗普的对华遏制战略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会被拜登政府所继承并延续。这一判断的依据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中美双方的战略目标已经摊牌，直接冲突，没有缓和的余地。
中国2010年代以来的内政外交转变，已经让美国两党与战略界形成了高度共识：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负面来评价1970年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成效，中国目前的经济与政治发展方向都是美国各界所不希望看到的。美国各界都已经明确表达了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根本目标，那就是希望中国朝着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发展，本质是希望中国采纳西方的制度模式。
而中国已经明确告诉美方：美方应该尊重中国的制度选择，希望通过对华接触来改变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本来就是不应该有的幻想与企图。基于前几年美方对中国的强力打压，中方已经不再对外宣传“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方案”，而是强调尊重世界各国的模式与道路选择。但中国自己则是表示要坚决走自己的道路，不会“照搬”西方的模式。
因此，中美双方实际上都已经将自己的战略目标清晰地表达出来了，不再有任何模糊；而且，双方的目标是直接冲突的：美方想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中方，而中方拒绝进行这种改变。在这种双方战略目标明晰化且直接矛盾的情况下，美方不可能再回到原先的对华接触与友好战略，而只会回到此前的对华遏制战略。这是对双方总体战略态势的一个判断。
第二，中方的综合实力已经发展为全球第二，美方已经不得不高度重视。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积极向美靠拢，加上综合实力不强，美国积极通过接触战略，对中国进行融合与同化；即使美方对中方的期待不能完全实现，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也不大。但现在中方已经明确表达了不会朝着美方期待的方向发展，而且综合实力已经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有潜在能力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因此，美方对中国必然高度警觉，不会再支持中国的“反向”崛起，而会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阻碍中国的这种崛起。
应该说明的是，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由于中国综合实力日趋强大，尽管中国的内政外交转变还不太明朗，美国实际上已经对中国开始有了警惕心理。因此，奥巴马提出了“重返亚太”口号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从经济、政治与军事各方面对中国加以防范。此后，中国的内政外交转变日渐明晰，且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发展到了世界第二，对外影响力也日渐增加，美国两党与各界终于形成了新的对华战略转变共识，不会因执政党的改变而改变，除非中国的内政外交方针出现重大改变（而这种可能性从近期看也是很低的）。
第三，近年来民主党与拜登团队多次明确表示赞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
特朗普执政时期，民主党国会议员与重要政治人物多次公开表示，他们几乎在所有内政问题上的主张都与特朗普非常不同，但在对华战略上高度支持特朗普的强硬立场。近年来，每当中美产生激烈冲突时，特别是在关于香港、南海、台湾、新疆等政治议题上，美国两党的对华立场都异乎寻常的一致，民主党的表态有时甚至比共和党与特朗普政府更加激烈。
拜登团队在此次美国大选的竞选期间，也多次表明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拜登所任命的国家安全团队重要成员，包括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国家情报总监等，在国会的任命听证会上，都纷纷表示中国构成美国的重要战略威胁，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其中国务卿布林肯更是明确肯定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拜登的就职典礼邀请了台湾代表参加却不邀请大陆代表参加，并在就职后一周内，史无前例地派出四艘航母在南海游弋，更是集中表达了其对华强硬立场。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将做出策略性调整。从目前各方面透露出的信息看，这种调整可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治对抗可能延续，经贸对抗可能缓和。
拜登本人的政治价值观比特朗普更加鲜明。中美双方今后在政治议题上，包括人权、香港、台湾、新疆、南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投射等问题上，对抗将会持续甚至加剧。
而在经贸议题上，拜登政府可能不会采取特朗普政府那样与中国激烈对抗的方式，而是会有所缓和。譬如，特朗普的关税战没有达到降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的效果，原因包括：疫情导致美国从中国的医疗产品进口大幅增加；美方关税针对中国生产商价格征收，而后者只占相关产品最终消费者价格的小部分，因此加征关税对中国出口品的最终消费者价格影响不大。近期内拜登政府可能不会取消特朗普政府对华已经加征的关税，以便将其作为第二阶段中美经贸谈判的筹码，但也不会加大关税战，但今后通过谈判降低关税战广度与强度是可能的。
再如，拜登政府对于国际分工与资本流动带来的美国制造业外流中国，可能不会像特朗普政府那么极端反对，不会采取极端措施迫使制造业从中国回流，而会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包括比较优势原则）与企业自主选择。相应地，对于制造业外流中国给美国中西部“铁锈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会通过其它经济手段（如增强对失业工人的职能培训、促进当地产业升级等）予以解决。
此外，拜登政府在部分不涉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经贸领域，可能不仅不会与中方对抗，而且还会与中方加强合作。例如，在防疫物资的互通有无上，在减轻温室气体排放的经贸规则上，双方都可能会加强合作。
但是，在与政治、军事、国防相关的高科技与战略产业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应该不会放松。譬如，对中国相关产业的技术出口限制，对中国相关领域企业在美国市场上的销售扩张、投资与融资的限制，可能都不会降低，甚至在某些领域还会增强；对中国在相关领域可能通过学术交流或秘密战线等渠道获得美国相关技术的防范力度也不会减弱，但会防止其发展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
第二，实质对抗可能维持，口头对抗可能减弱。
在前述政治领域以及与政治相关的经贸领域，中美双方的实质对抗会延续。但拜登政府可能不会再向特朗普政府那样，在口头上激烈批评中国，以避免过度刺激中国。例如，美方可能会批评中方在很多问题上的具体做法，但可能不会直接、激烈批评中国的基本制度、执政党甚至国家领导人，不再赤裸裸地宣称谋求改变中国的基本制度与政权。再例如，美国可能会采取一些实质性措施，支持台湾与大陆的对抗，但不再发表有关明示或暗示支持台湾与大陆分离、近似于制造“两个中国”的有关声明，等等。
第三，双边对抗可能维持，多边对抗可能增强。
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头羊，在与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高度对立的中国的对抗中，一定会继续处在最前沿。加上民主党与拜登个人的鲜明价值观导向，美国也会在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对抗中，继续担任领导者角色。因此，美国与中国在上述政治领域以及与政治相关的经贸领域的双边对抗，会继续维持。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遏制战略，带有很强的双边色彩。特别是在经贸方面，特朗普政府既与中国开展贸易战，也与其西方盟国如欧洲、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搞贸易摩擦，这就无形中削弱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统一战线”。而且，特朗普刚上任就退出了TPP,也削弱了与日本、澳洲等盟国对抗中国的阵线。这些都为中国达成RCEP与中欧投资协定创造了条件。
特朗普政府在经贸方面搞“统一战线”的唯一成果，是美欧日三方连续八次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非市场化导向”的联合声明，但不具有强烈行动约束力。但在高科技产业、政治与军事领域，特朗普政府在联合西方盟国围堵中国方面，的确取得了不小进展，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以后。
拜登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显着差异，在于更加强调与其西方盟友的合作，共同应对他们的外部“威胁”，这也是拜登团队一直所强调的。因此，拜登政府会加强与其西方盟友的沟通，采取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围堵。中国要想利用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对其进行分化与合纵连横，在拜登政府时期可能会难以达到目标。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的策略变化，具体内容如何？效果如何？尚需实践检验。全球各国、社会各界包括笔者，都需要且行且看。
（四）中国发展进步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压力
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狂热支持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对其促进中国发展进步寄予过高期望，甚至因此从感情上不愿意美方改变领导人。这种情绪化的态度与认知是欠缺理智的，至少没有意识到以下几点。
首先，中国这样的大国的发展进步，内因始终是主导，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
从理论与逻辑上说，大国相对于小国而言，体量大，惯性大，复杂程度高，其发展进步，很难完全依靠外力的强迫改造，而只能依靠内部因素的综合作用，也就是民众自身的努力；外部因素要想起到应有作用，也必须通过影响内部因素来实现。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与现实看，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制打开国门，但列强却始终没有完全征服中国、将其制度强加到中国身上。当然，这可能不是由于当时的列强没有这一能力，而可能是由于那样做的成本太大、效果也不会理想，因而得不偿失。
中国近代以来的进步与现代化之路，包括共和取代帝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思想与观念的开放与进步，都主要是依靠民众自身的努力而完成的，外部压力或帮助也是通过影响内部因素而实现的。
上个世纪1950-1970年代，中国曾与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围堵与封锁，除了加剧了中国的封闭与落后，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也没有迫使中国打开国门、对西方开放。
1970年代末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是邓小平意识到传统发展模式只能导致落后，因而主动采取措施改变现状的结果，而不是西方国家集体施压的结果。1992年邓小平南巡重启改革开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是由于中国领导人已经通过前期的改革开放，认识到了实现经济市场化、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好处，而主动采取的措施，而不是西方国家施压的结果。
美国1970年代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包括1979年与中国建交、2001年协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都只是因势利导，顺应并帮助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而且，这些帮助也是在中国当时的领导层愿意接受的情况下，通过中国内部因素而发挥作用的。如果中国的领导层与多数民众没有改变现状的意愿，外部的压力或诱导都很难起到作用。
其次，外部压力的作用效果本身也是复杂的，措施的强烈程度与效果的好坏大小并非直接挂钩。
正如前文第（二）部分所言，最近几年来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施压政策，固然在较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对外影响力的扩展，并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同时也加剧了中国经济的“自力更生”与“内循环”，导致了中国对内管控的加强，并刺激了中国国内的民族情绪，其对中国发展进步的总体影响到底是正是负，是难以准确衡量与判定的。
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特朗普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对中国进行极限施压，但这并没有进一步“倒逼”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动摇中国决策层的内政坚持，反而导致中国正式提出了“内循环”的方针，加剧了两国的直接对抗，甚至一度导致了两国之间的剑拔弩张乃至军事冲突风险。
由此可见，外在压力与措施的强烈程度，并非与其效果的好坏与大小存在直接关联，“适得其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政治是复杂的，动机、手段与效果之间的联系，有时并非那么显然。“政治是艺术，而不是科学”，诚哉斯言！
再次，对外部影响不能过度寄希望于某个特定国家、政党甚至领导人。
即使对外部压力推动本国的发展进步寄予厚望，也不能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某个特定国家甚至某个政党与领导人身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理想主义”非常浓厚、积极对外推广“普世价值”的国家，在外交战略上都要首先考虑本国的利益；在为其它国家的发展进步出力时，也要量力而行，考虑收益与成本，而不会不惜一切代价。
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其中的任何一个政党与政治人物，哪怕是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极其浓烈，在考虑外交政策纲领时，也要首先考虑其本国民众的认可程度，而不是外国民众的喜好，因为其能否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外交理念，取决于本国而不是外国民众。作为华人，对美国的某个政党或政治人物投入太多的感情偏好，对其对华外交战略寄予过高的期望，本身就是非理性的。
总而言之，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自身的发展进步应该主要依靠本国民众的努力，而不能对外部压力或帮助寄予过高的期待，更不能过分寄希望于某个特定国家、政党或政治人物，尤其是那些奉行“本国优先”与“孤立主义”、缺乏“普世主义”情怀与理念的外国政党与政治人物。
最后，笔者特别强调：本文侧重从事实层面客观分析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的产生背景、多元影响、历史延续性，以及中国发展进步的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以此论证部分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对特朗普的政治期望可能“所托非人”、对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的偏爱过于情绪化与简单化，但笔者对特朗普对华遏制战略自身、华人自由派挺川人士的价值观自身，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内政外交政策方针，不进行价值优劣评判。笔者欢迎学术性的理性、温和探讨与争鸣，但希望这样的探讨与争鸣不附带人身攻击或上纲上线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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