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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 世卫专家在武毒所调查 实验室泄露说又成焦点 | 澳洲唐人街

By RFA

February 08, 2021

世界卫生组织(WHO)专家组正在武汉调研之际,武汉病毒究所是不是和新冠病毒起源有关联又成为关注焦点。刚卸任的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引用美国政府报告质疑,武汉病毒所不但与中国解放军关系密切,早在2019年11月,病毒所内就有人员感染类流感疾病。然而,正在当地调研的一位专家却有不同看法。

有“对华冷战总设计师”称号的博明,现在是胡佛研究所的访问学者。2月3日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国际公共事务学院(The Steven J. Gree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主办的一场网络活动上,刚离开白宫的他仍没转移对中国的注意力。谈到疫情,他聚焦在新冠病毒起源与武汉病毒所的关联上。

“我们曾公布过一份事实清单,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在2019年11月就发生了类似流感的疾病;另外,有一个新信息,那就是中国军队在武汉病毒研究所扮演的角色,这之前从未披露过。”他说。

博明所说的清单,是前总统特朗普政府卸任前的1月15日由国务院公布的题为《武汉病毒所的活动》的事实说明,这份报告依然可以在网上查得到。

尽管这份文件开宗明义承认,美国政府并不知道最初将新冠病毒传播给人类的确切时间、地点或方式,也尚未确认疫情的爆发是因为接触了被感染的动物,或是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发生意外,但声明批评,执迷于保密和控制信息,牺牲了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安全。

世卫专家组称中国坦诚公开 反驳“考古秀”质疑

正在武汉调研的世卫专家组已走访了武汉病毒所,并与有“蝙蝠女郎”之称的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石正丽会谈。总部位于纽约的生态健康联盟总裁达萨克(Peter Daszak)是专家组成员之一,他在个人推特上说,2月3日他和包括石正丽在内的武汉病毒所人员举行极为重要的会谈,期间有“坦诚且公开”的讨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都有问有答。

他告诉路透社,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来自实验室,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理由。他更说,病毒可能早在武汉出现前,就已经在传播了。他说,专家组现在的工作是从追查零号病人到病毒的动物宿主为何。由于病毒溯源的复杂性,要找出答案可能需要数个月、甚至数年。

截至发稿,达萨克未回复本台的电子邮件查询。

外界有质疑说,世卫专家组在疫情爆发一年后才得以在中国官方允许的情况下到武汉调查,且无法自由与当地民众进行接触,根本是一场“考古秀”,难以得知真相。对于这些质疑,达萨克接受美联社访问时的回应是:“我们在海鲜市场里自己观察,也向市场管理者、摊商问问题,我们在访问前事先提交问题给他们,都是敏感领域的问题,我们不是坐了大巴士到那边,晃一圈,拍几张照片就了事了。”

争议一:武汉病毒所 2019 年底就有人感染?

关于零号病人,博明提到的美国政府官方文件指出,美国政府有理由相信武汉病毒研究所内部的多名研究人员,早在2019年秋天就罹患类似新冠肺炎或流感的疾病,这比首次出现的确诊病例还早。

质疑武汉病毒所早有所内感染的说法,和石正丽的说法不相同。石正丽曾多次表示,研究所员工和学生在疫情期间是零感染。

争议二:武汉病毒所和解放军有关联?

美国官方文件质疑,虽然武汉病毒研究所自称民间机构,但美国确定,病毒所和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有合作。 2017年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代表中国军方进行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动物实验。

而本台记者搜寻到一份中国网上的公开资料显示,武汉病毒所和解放军有合作的时间更早,可追溯至2015年。

武汉病毒所官网上的公开资料显示,2015年,武汉病毒所研究员王汉中与解放军三〇二医院、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有关科研团队密切合作,完成的“呼吸道、肠道新发病毒性传染病的病原体及防控技术研究”项目,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医疗成果一等奖。

档案资料显示,王汉中是武汉病毒所人畜共患病毒病学科组组长。然而,他的名字目前在武汉病毒所官网上的“人才队伍”栏目已经查不到。

争议三:武汉病毒所有意外泄露病毒可能性?

尽管世卫专家组成员指出,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病毒来自实验室,但是,不只美国官方内部早在2018年就有担忧,疫情爆发初期,石正丽也有过自我怀疑。

石正丽去年二月接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月刊访问时就曾透露自己在2019年12月30日被电话急召回武汉时,第一时间的想法就是,“病毒会是我们实验室出去的吗?”当时人在上海开会的石正丽,接到所内领导的紧急电话后,立刻搭火车赶回武汉。那时候,两名疑似“非典型肺炎”病人的病毒检体已经送到病毒所,她一路上都不安地在想,“是不是湖北卫生局搞错了?难道来自我们的实验室?”

当时的报导还提到,疫情初始,她每晚都通宵难眠。一方面他们的研究团队反复检测送来的患者病毒样本,并建立病毒基因排序,拿来和实验室十多年来从一万五千多千只蝙蝠身上取得的上千个冠状病毒样本比对;另一方面,她还要浏览过去几年实验室的记录,查核实验材料,尤其在废弃物处置过程中,有没有疏失。

“没有一个(病人)的病毒基因序列和我们团队采集到的蝙蝠冠状病毒基因序相符。” 她当时如释重负般说到。

《华盛顿邮报》去年曾引述美国内部外交电报揭露,曾造访过武汉P4实验室的美国外交人员早在2018年就回报国务院,武汉病毒所的P4实验室“人员训练不足、有管理不善的安全隐患”。

世卫专家组调研 为时已晚?

世界各国早在去年疫情爆发之初就提出希望造访武汉病毒所,直到今年初才得以成真。

在美国的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日前举办一场线上研讨会,探讨全球公共卫生该从2020年学到的经验教训。华盛顿州立大学公卫教授墨瑞(Christopher Murray)就在会中不点名中国的情况下说,“疫情已经过去一年了。要谈我们今后的正确方向,我会说,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得到基本该有的数据……。世界多国政府仍像是出于本能般,想要主宰公众的知情权,主导论述。有些国家甚至试图给更少的数据,而不是更多。这没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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