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示意将修改知识产权法时告知大学校长，商业领袖和学者，本国的主要院校需要参与创造新产业，主权能力以及为本国面临的挑战和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风险制定卓越的公共政策。
联邦教育部长Alan Tudge 呼吁大学行业成为大流行后经济重塑的关键参与者，他在周五告诉墨尔本大学的学者，目前大学的模式，即平均收入的25％依赖于国际学生，不仅受到了COVID-19的干扰，而且在大流行之后将无法持续。
“现在是时候做出这一改变了，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经济需要，还因为大学的商业模式已被COVID严重破坏，”Tudge先生在自去年12月出任教育部长以来发表的首个关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演讲中说。
”这些破坏突显了大学的商业模式可以而且需要变得更加有弹性，更可持续并更加优化，以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对国际排名的关注导致了不顾一切地吸收国际学生来为推动排名所需的更大研究量提供资金。
“明确地说，我们想要并需要国际学生来澳大利亚。他们对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外交极为有利，成千上万的人留下来并成为了杰出的公民。
“但是，COVID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来重新评估我们的大学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重新关注公立大学的主要目的：那就是教育澳大利亚人，并产生对我们国家和人类有贡献的知识。”
澳大利亚大学在2020年大流行后的财务状况比许多分析家预期的要好，部分原因是他们在10月的联邦预算中获得了额外的10亿澳元的研究资金。
尽管失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成为第二所宣布实现盈余的八校联盟（Group of Eight）大学——另外一所是同在维多利亚州的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墨尔本大学宣布了800万澳元的运营盈余，而莫纳什大学两周前宣布在2020年实现惊人的2.59亿的运营盈余。
在强于预期的结果揭晓之前，高等教育部门在堪培拉遭受了一系列政策损失。Morrison 政府拒绝让大学使用JobKeeper工资补贴计划，在对大学学费的调整中削减了整体教学经费，并宣布对大学与中国等外国大国之间的协议的打压。
该行业在影响政府政策方面缺乏成功，也引发了校监和校长之间在高等教育方向上展开新的权力斗争，并引起了对行业机构澳大利亚大学协会（Universities Australia）的批评，称其未能与Morrison政府建立有效的关系。
Tudge先生将在演讲中指出，尽管大学的研究成果在过去20年中增加，但他们仍未能提高其商业化水平，并且落后于可比国家。
“在创新项目上，企业与高等教育之间合作不够，”Tudge先生说， “此外，澳大利亚公开发明的平均数量有20项，与之相比加拿大有40多项，以色列有60多项和美国有120多项相比。
“当你查看每1元研究经费所建立的初创公司时，就会看到类似的故事。在每10亿的研究支出中，澳大利亚产生了三个初创企业，而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则产生了我们的两倍多。
“此外，在大流行后的世界中，我们能否在一些重大的社会挑战上取得更多进展，例如学校教育水平的下降，原住民的持续不利处境以及向低碳经济的过渡。这些对我们国家来说是巨大的挑战，而面对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最好的头脑。这就是我们需要大学的地方。我们国家的许多最出色的头脑都在我们的大型研究机构中——共有80,000名研究人员。”
Tudge先生将重申Morrison政府的目标，即加强大学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总理担心与国际高等教育竞争对手相比，大学行业的研究商业化发展滞后。
“我们希望并需要我们的大学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要进行出色的纯粹的研究，而且还要与企业和政府进行更多合作，以将研究转化为突破性产品，新业务和想法，以发展我们的经济并增强我们的社会，“ Tudge先生说。
他的演讲还暗示了未来大学的资金安排将有利于那些从事研究商业化的大学。
“我今天设定的方向建立在总理去年确定的方向的基础上的，这不是我们政府方针的次要或临时部分，”他说： “这是我们高等教育政策的核心：我们将如何与大学接触合作，以及如何为大学提供资金。
“虽然研究商业化议程是我们的首要重点，但同时我想继续思考大学如何能够对我们所面对的一些不一定取得商业成果的最大的社会挑战产生更大的影响。
《澳大利亚人报》此前披露，政府对课程费用进行了调整，目的将学生引导到关键的就业领域，以帮助大流行后的复苏。此外，政府还要求增加优先课程的申请，增加新的低学费课程，包括农业，健康，科学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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