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他与包括党政“一把手”在内的不少地方官员视频连线，为公众带来当地最新疫情防控进展。白岩松发现，
许多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欠缺，面对镜头不敢说、不能说、不会说。
“这次疫情像是一次大考，暴露出了领导干部的短板。如果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是第一个阶梯，现在我们需要迈出第二个阶梯，就是所有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具备媒介素养。”近日，白岩松在接受“政事儿”专访时说。
他认为，在各级领导选拔，尤其是党政“一把手”选拔过程中，要将媒介素养作为重要选拔标准之一，探索并明确该项能力的评估方式。在年度各级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考评当中，将是否与媒体与公众主动沟通当成工作考评的内容，并逐步量化。
“重大突发事件，必须贯彻中办和国办的相关意见，‘一把手’是第一新闻发言人。”白岩松说。
（资料图） 新京报记者陶冉 摄
谈领导干部媒介素养
重大突发事件，必须贯彻相关意见，“一把手”是第一新闻发言人
政事儿：从2003年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至今18年，你觉得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有哪些变化？
白岩松：2003年SARS疫情之后，中国开始了各级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培训。当时国新办做一期、二期新闻发言人培训，第一期我在现场，第二期我就开始讲课了。这十几年我伴随着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走过来，讲了无数课，去各个省做培训。
经过近18年的努力，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体系及个体能力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确立，基本可以完成一般性政务公开的工作。也就是我说的第一个阶梯——政府新闻发言人的梯子我们已经迈出去了。
但中国的发展进入到历史性的新时代，如何面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讲好中国故事，成为新的挑战，媒介素养已经不仅仅是政府新闻发言人该拥有的素养，而是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领导干部都要具备并提高的素养。2020年起，新冠疫情充分显现出各级领导尤其是基层领导在信息公开方面的能力不足，在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途当中，如何全面注重并提升各级领导的媒介素养，已经成为具有紧迫性的一项重要工作。
政事儿：为什么紧迫？
白岩松：过去一年我连线了许多党政“一把手”，发现现实中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各级领导干部培养与选拨过程中，并没有把媒介素养当成一个必备的能力。第二，由于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对个体媒介素养的教育，因此能力不足，各级领导干部在面对政务公开的时候，既有不敢说的问题，也有不能说、不会说的通病。
此外，由于缺少对各级领导干部政务公开的硬性要求，很多领导干部能推则推，不能推也往往照本宣科，缺乏政务公开的动力与压力。由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逐步完善，很多领导干部都将政务公开的工作推到新闻发言人的身上，但现实中，政务公开的内容越发多元而复杂，什么是新闻发言人就能承担的工作，而什么必须由主管的领导来承担？实践中还并不明晰，因此与社会协商沟通的效果不好，甚至有时会冒犯公众。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媒介素养对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性，这是明确的方向。因此，我们就需要用有效的方法来完成这个方向。
政事儿：连线采访时，有些官员会答非所问。你怎么看？
白岩松：我做的是直播节目，他们同意接受采访已经有所进步，这要为很多官员鼓掌。但记者联系领导干部，需要的是新闻、是信息对策、是对事件的回应，而不是直接照搬文件说套话。如果遇到突发事件，领导干部面对镜头不发布任何新消息，结果会起到反作用。
受访者供图
政事儿：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媒介素养，你有哪些具体建议？
白岩松：这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首先在各级领导选拔，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选拔过程中，将媒介素养作为重要的选拔标准之一，探索并明确该项能力的评估方式。在年度各级领导尤其是党政一把手的工作考评当中，将是否与媒体与公众主动沟通当成工作考评的内容，并逐步量化。
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的课程当中，将媒介素养作为必修课，尽快完善相关教师队伍和教材的体系建设。各级政府应每月都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其中，除政府新闻发言人的例行工作之外，各主管领导也应该每年至少参加一次新闻发布会。
此外，新闻发布的参与人，要根据相关新闻事件的程度和舆情不同状况，进行分级设置处理，一般情况由新闻发言人负责信息公开，但随着事情程度的升级，确立相关领导的信息发布职责，重大突发事件，必须贯彻中办和国办的相关意见，“一把手”是第一新闻发言人。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全面深化，逐步探索在高校当中，把媒介素养的课程由讲座向选修直至向必修课方面发展，提升整个民族的媒介素养能力。把各级领导干部媒介素养的培训纳入日常工作当中，每年利用线上，进行一定课时的媒介素养培训，每三年必须参与一次线下培训，使整个社会由注重新闻发言人的成长向注重各级领导干部媒介素养方向的前行。
谈瞒报事故
领导干部一定要明白瞒报不是简单政务公开问题，而是违法犯罪问题
政事儿：今年1月山东栖霞出现瞒报事故，这暴露出当地领导干部哪些短板？
白岩松：坦白地说很多年前瞒报会出现，后来有一条红线就是”谁瞒报就一票否决”。到现在还出现瞒报事件，我感到非常惊讶。瞒报的人员在想什么？他们不懂得这条红线吗？这不是政务公开的问题，而是涉及触犯法律的问题。此次事件一批人被处理、将受到法律制裁，领导干部一定要明白瞒报事故不是简单的政务公开问题，而是违法犯罪问题。
现在还有官员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事情不说别人就可以不知。这看似奇怪的事情，实则在敲响警钟，说明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的脑海当中还是指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事希望拖一拖、瞒一瞒，能够混过去。媒体环境必须要健康到一个他瞒不过去的状态，告诉他瞒报的概率为零，就没有人敢去做瞒报的事情。
3月2日上午，山东出台规定，要求地方接到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半小时内上报省安委办；属于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还应当在1小时内书面报告省安委办，并按照有关规定逐级上报。我希望其他省也赶紧把这个规定纳入其中，免得将来你的下属害你！
谈延迟退休
希望加入“自愿原则”，并要注意60岁到70岁年龄层人才利用问题
政事儿：我们注意到今年两会你还提出建议，“60岁-70岁退休人员对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进行三年为周期的准志愿服务”。你怎么看延迟退休这个问题？
白岩松：这份提案我还在完善、沟通、充分了解情况，听取大家意见，争取在今年内提交。
我关注延迟退休问题很久了。两年前我有个提案，希望中国早期研判和启动老年就业市场。针对延迟退休，我一方面支持，另一方面我希望决策者听听更多人的建议。
第一，我特别希望延迟退休加入一个“自愿原则”。我的同学中已经有人在考虑退休了，他们其中有比例人愿意在本单位退休，甚至是尽早退休，而不希望延迟退休。60岁退休后，他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第二，我们要注意60岁到70岁这个年龄层的人才利用问题。根据中国现有健康水准，60岁到70岁是一个庞大人群，这批人依然可以用“年富力强”来形容。他们拥有丰富的经验，同时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退休后可以去为西北、东南、东北等地区，以准志愿者的身份去进行教育、科研、文化等各方面帮扶。而国家和政府对此也有一定的购买服务需求。
但这种帮扶要以三年为周期。教育是一个长期过程，现实中很多支教老师不到半年就走了，孩子们的伤心是难免的，打击也非常大。三年是一个合理性教育周期。
有了自愿原则、有了双向选择，为西北、西南、东北搭建起人才供给平台，可以很好地解决人才空心化和外流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挺温暖的提案，蕴藏着一个游子对家乡的反哺。对很多西北、西南、东北口出来的人才，也许在他60岁没有退休之前，是很难帮扶家乡的。但60岁退休之后，他可以选择做三年的“准志愿者”，回到自己的家乡去从事教育、科研、人才、医疗等。我觉得这是中国该考虑的一件事情。
政事儿：你认为还需要对提案做哪些优化？
白岩松：这次会上我没有直接提出这个提案，因为我接下来要去做一些减法。从大的概念上写这篇提案很容易，但要转化为科学决策就需要更加严谨周密地去调研，去做更多调查，群策群力把细节做好。比如双向选择机制怎么搭建、养老保险制度怎么完善等，很多琐碎的问题需要考虑。在全国两会期间，我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希望有更多的人去思考，最后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件听起来很温暖的事情。
谈提案办理
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耐心来看问题
政事儿：去年你提出公益慈善机构要改革，进展怎么样？
白岩松：去年我提到，各地一定要考虑慈善机构公信力的建设，因为这涉及政府公信力问题，要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去思考慈善公益机构的透明度和完善运作。过去一年慈善机构在思考、自身也都在改进，但我想还有系统改进的空间。
当然，这不是一个公益机构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问题，牵扯到多个方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大家觉得骂了慈善公益机构问题就全解决了，但实际上中国相当多的公益机构不是强势群体，而是归各地政府管理，有时候想说话却也未必得到授权，这是很多公益机构非常为难的地方，有时受到委屈连回嘴的空间都没有。
政事儿：你有收到相关承办单位的回复吗？
白岩松：我已经做了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了，一般都会收到回复，现在的答复也越来越规范、程序化。但很多单位的回复更像是他们的工作总结表扬，能不能解决问题需要打一个问号。
政事儿：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白岩松：还是多从委员自己的角度去思考，你的提案是不是有力度、是不是非常专业、是不是捅在了时代的痛点上？同时不能去沮丧，因为你发出了声音，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有时候我们的声音很小，但把社会的这种声音汇聚就会形成一种更大的推动力。有时候你要知道单纯地发出声音都可能对未来有好的影响。
几年前我建议，面对双一流，我们更要看重和发展非名校。虽然我只得到了相关部门的简单答复，但在社会层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像刘震云、马未都、单霁翔等很多专家一起开始走进了非名校，去和孩子们沟通交流，几十场下来，形成了效果。我在这个提案之后也已经去了5所非名校。
委员要有积极平和的心态，积极去做事、去做提案、去推动，发出你的声音，要用历史的眼光和历史的耐心来看问题。
谈兑现承诺去武汉
最深的感受是他们已经能心平气和地去讲惊心动魄的事
政事儿：去年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你曾许下诺言要去武汉做三件事，感动了很多人。
白岩松：武汉解封之后，我去了两次武汉。第一次去是参加姚基金的慈善赛，原来的方舱医院转身变为7500人入场观看篮球的比赛场，我在现场感慨万千。然后我跟我的几个大学同学吃饭。第二次去武汉，我请我们记者站的所有人喝了一顿大酒，参加武汉同济医院的120周年院庆。这是我当初答应的三件事都完成了。
政事儿：去现场听武汉人讲述自己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感受？
白岩松：最深的感受是他们已经能心平气和地去讲惊心动魄的事儿。有两件与酒有关的小事，让我难忘。
央视记者站的同事们，疫情刚开始他们已经不敢回家，十几个人挤在办公室里睡，没多少天散装的白酒全部喝完。因为每天晚上从新闻现场回来又冷心里头又慌，又跟家人见不着面，喝点酒才能睡觉。
武汉同济医院院长王伟跟我讲，疫情初期最严峻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回到宾馆突然觉得浑身发冷，担心自己发烧了，但也不想回去给同事添麻烦。一看屋里有一瓶酒，没有任何菜，最后在屋里找到了25粒花生米。最后他就着这25粒花生米喝了半斤白酒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起来体温正常，就去上班了。
这两件与酒有关的小事，他们全是笑着跟我讲的。这两次我回武汉，很多这样的小细节打动着我。我们听惯了宏大叙事，其实这些小细节才是武汉人的生活，你才真正知道武汉人度过了怎样的一段惊心动魄的日子。
政事儿：你能感受到武汉这座城市的变化吗？
白岩松：汶川地震我感受到四川人“辣中有麻”的幽默乐观，此次疫情我感受到武汉人有一种混不吝的劲儿，这是武汉人独有的。
经历这次疫情，我觉得城市也有性别，武汉是一座非常具有男子汉气概的城市，凭借混不吝的劲儿自己硬生生地闯将过来，真是不容易。
谈媒体行业变化
越来越多的人在“炒菜”，谁来“种地”呢？
政事儿：前几天你谈到，“提问也是一种表达”，如何理解？
白岩松：对于今天的媒体来说，提问越来越重要。我是一个不太习惯、也不太喜欢抱怨的人，但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快速进入到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人在“炒菜”，谁来“种地”呢？如果媒体行业“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了，将来我们能炒的菜还有多少？
去年整个疫情期间每天直播，提问是我唯一的武器，因为那时很多都是未知数，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不敢说对新冠病毒了解的足够透彻了。
提问当然也是一种表达。你可以轻描淡写，可以娱乐化甚至歌舞升平，可以很宏大……最后你的思考都汇集在你的提问当中，你的提问就透露出你为这个问题已经做了什么。因此我觉得提问就像农民种地一样，种好了地才会有好收成。
政事儿：今年1月，你的网络直播节目《白·问》开播，已经对话了崔天凯大使、陈薇院士等。这个节目定位是什么？
白岩松：我现在做新闻1+1有两个限制，第一是时长只有半个小时，很多问题承载不了；第二是播出时间固定在工作日晚上9:30，但有些嘉宾老师没有时间。《白·问》希望打破这种传统电视节目的限制，把该问的问题问完，与网友互动，呈现一种新的节目形态。
《白·问》节目名称虽然有点调侃，只是因为我姓白开个玩笑而已，希望“不问白不问，问了不白问。”
政事儿：过去一年，你对媒体行业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白岩松：一个媒体人是不是守住了你核心力量的问题。风来风去，今天热点明天热点，但是在疫情期间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才是社会最需求的。
疫情期间一个努力的新闻人，你会知道你的行当的价值是什么。这是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同行的一个收获。
在疫情中期的时候，我跟节目组同事们说过一句话，“你们赶上了这样的一段日子，哪怕你明天就辞职，你已经对得起你自己，因为被社会需求是每个行业最大的价值。”那段时间，突然安静下来，媒体人在做自己最有价值的事情。什么是最核心、最有价值的东西？我觉得这该是疫情当中社会和每个个体都该思考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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