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燕的父亲，1987年
近日，美国波特兰市的华裔医生、心脏病专家黄晓燕（Xiaoyan Huang，音译）收到噩耗，她的父亲确诊癌症晚期，但他决定放弃治疗，想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黄晓燕支持父亲的决定，在疫情期间千辛万苦返回中国，要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
她将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记录下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
我追逐过美国梦，现在要回去陪父亲
每当我联系不上86岁的父亲时，我都害怕他去世了。我担心他独自过世在公寓里。
那一次，中国深圳已是午夜，我试着用微信、手机、座机联系他，但都没有人接听。我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想让她去帮着看看父亲的情况。她回应说，父亲在家，看上去没什么事。
在她发来的照片里，父亲在微笑，但作为一名心脏病专家，我一看父亲的灰白的脸色，心就沉了下去：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我惴惴不安，一个星期后，父亲住院了，被诊断为转移性结肠癌。
这就像一个轮回，让我想起母亲重病离世时的情况：2003年，我母亲摔了一跤，脑部大出血。同样的公寓，同一家医院。也都在疫情期间，当时是SARS病毒，现在是新冠。
当我赶到她病床边的时候，母亲已经陷入昏迷。住院数月后，她出院回家，仍昏迷不醒。父亲雇人帮忙，靠管饲维持母亲生命，这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母亲在植物人的状态下又活了5年。
在那个时期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被内疚感所笼罩。我是独生女，34年前，我的父母支持我到美国求学。令我感到痛苦的是，作为一名内科医生，我无法挽救母亲的生命；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我也从未给过她向往的美国美好生活。
这一次，我不能再留遗憾，我决心要为父亲做点儿什么。
我利用作为美国知名心脏病专家的关系，让他在国内的当地医院得到了VIP待遇。但父亲拒绝了进一步的诊断测试和治疗，态度很坚决。
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非常独立，独来独往。他告诉我，他这一生已经够长，够好，他想按自己的意愿离去。
当我小心翼翼地建议他做结肠镜检查、组织活检，或许还可以用先进方法做癌症治疗时，他生气了：”我很好，我可以自己走到火葬场去！”
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当亲人生病（绝症）时，配偶和子女往往会表现出更多的奉献精神（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治疗），以避免其他亲属和社会舆论的批评。
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患者本人往往被亲属瞒着（电影《别告诉她》就描述了这种情况）。即使在医学上是徒劳的，家属们也要求更积极的治疗，而且往往盲目乐观。子女花钱越多，越能体现孝顺。由于迷信，一般都会避免患者在家中死亡。
因此，我父亲停止治疗、在家中安然死去的愿望并不被大众理解。
但我想支持他的想法，这意味着我要自己做好他的临终护理。在咨询了一位肿瘤专家朋友后，我的行李箱装满了非处方的安慰性药物。我还必须做出安排，将自己的正常生活无限期地暂停——申请家庭病假、重新安排预约日程、请同事照顾我的病人和行政工作、与丈夫和孩子告别……
我没有确定归期。
几十年前，我幸运地能以全额奖学金在美国上大学。现在，我必须返回中国陪父亲最后一程。我就要失去他了，他是我在国内唯一的牵挂……
疫情期间，回国非常困难：我需要一个特殊的家庭类紧急签证、48小时内双阴证明、以及中国领事馆认可的健康码。
每天往返于中美之间的航班很少，根本无法在网上买到机票。一个儿时朋友的妻子在中国开了一家旅行社，在她的帮助下，我买到了一张机票。落地后，我在厦门的酒店房间里隔离了两个星期。在11次检测呈阴性后，我结束了隔离。
我终于来到父亲的病床边。但中国式的团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克制的。无论我私下里哭过多少次，在他面前，都不会有拥抱，没有握手，也没有眼泪……作为医生，我本能地对关键的体检结果进行了检查：他的颈部静脉是否突起，双腿是否肿胀，是否有心力衰竭的迹象？
但在检查他的腹部之前，我停下了。我给他盖好被子，在爸爸面前，我不再是医生，此刻和今后，我只想做他的女儿。
几天后，我把父亲带回家。我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照顾他：买来或亲手做他最爱吃的饭菜；帮他洗澡和穿衣；喂他吃药……
回到家里，父亲立刻感觉好多了，吃的也多了。我们不说 “癌症 “这个词，也不谈论他的病情。我们专注于当下，珍惜相聚的每时每刻。当他有精力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床边，听他讲他的生活，谈历史、哲学和科技。我给他讲他的孙子们和女朋友的事儿，还有我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
多年前，我的父母给我自由，为了让我在美国追求新生活做出了牺牲。现在，我回国陪父亲走完最后一段路，是为了让父亲获得“自由”，帮助他按他自己的想法离去。
疫情期间回国的不易，更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对于我和父亲来说，能够一起度过最后的平静时光是多么的重要。在这个时候，爱不能用药片的数量、CT扫描的次数或抢救程度来衡量：
这个时候，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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