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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 骨肉分离的噩梦:镇压下维吾尔家庭无法亲子团聚 | 澳洲唐人街

By 国际特赦组织

March 21, 2021

大约4年前,一些已为人父母且在国外求学或谋生的维吾尔人开始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噩梦。不少人把至少一个孩子留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老家由家人照顾,可是,他们当时万万没想到中国即将对新疆的族群实行史无前例的镇压,并因此而对成千上万像他们这样的父母的生活造成可怕的影响。

几十年来,许多维吾尔人在新疆经历了系统性的民族和宗教歧视。自2014年以来,新疆大举扩张警力并实行全面监控,这也是当局公开宣布的“反恐人民战争”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行动的一部分。监控和社会控制措施在2016年开始迅速扩展。2017年,当地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民族的处境变得越发艰难。自那时起,估计有100万或以上的人被任意拘押在新疆的“教育转化中心”或“职业培训中心”,遭受各种形式的酷刑和虐待,包括政治教化和强制的文化同化。这种压迫人民的大规模拘押行动和有系统的镇压让身为父母的维吾尔人无法返回中国照顾自己的孩子,他们的孩子也几乎不可能离开中国到国外与他们团聚。

许多父母起初以为镇压是暂时性的措施,他们很快就能回乡见孩子。但亲友警告说,他们返回中国后几乎肯定会被关进拘禁营中。这些拘禁营的存在及任何穆斯林族群成员有可能被任意关押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些人一开始还可以与孩子通信,但当照顾孩子的亲戚被关进拘禁营或入狱时,就无法联系上他们。慢慢地,无可挽回地,这些居于国外的父母流亡在外。

最近,国际特赦组织与6名和子女骨肉分离的父母深入交流,他们分别在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荷兰和土耳其居住。他们的证词只触及那些维吾尔家庭经历的一点皮毛,揭示他们十分渴望能与被困在中国的子女团聚。

 

差点团聚: 4名踏上危险旅途的少年

米热班·卡迪尔(Mihriban Kader)和丈夫阿布力克木·麦麦提依民(Ablikim Memtinin)来自喀什,因多次遭到警察骚扰,并被要求将护照上缴当地警察局,于是在2016年逃亡到意大利。

他们离开后,米热班的父母帮忙照顾二人的4个孩子,但不久后开始受到警察的骚扰。最终,米热班的母亲被带到一个拘禁营,而父亲则被审问了几天,后来更住院数月。

二人的孩子变得无人照顾。米热班告诉国际特赦组织:“在我父母出事后,其他亲戚不敢照顾我的孩子,担心他们也会被送到拘禁营。”

2019年11月,米热班和阿布力克木获意大利政府批准将4个孩子带到当地,有望与他们团聚。然而在此之前,在2020年6月,4个分别只有12岁、14岁、15岁和16岁的孩子需要踏上艰苦旅程,穿越5,000公里,从中国与巴基斯坦边境接壤的喀什前往东部沿海城市上海申请到意大利的签证。

路途上,他们多次身陷险境,遇到巨大挑战。根据中国的法规,儿童不能购买火车票或飞机票以及独自出行。由于歧视性政策,加上地方政府命令,酒店经常以没有客房为由拒绝接待维吾尔人。尽管面临逆境,孩子们还是坚持到底,成功到达了上海。

当孩子们最终手持有效护照到达意大利领事馆的大门时,父母仿佛在他们眼前的大门后,他们即将可互相拥抱。

可是,当他们被拒绝进入领事馆后,兴奋瞬间变成恐惧。他们后来被告知,只有意大利驻北京大使馆才能签发家庭团聚签证,但由于北京在2020年6月时实施严格的封城措施,人们根本无法前往当地。孩子们心碎的在领事馆外等候,希望有人会出来帮助他们。孩子们不但得不到帮助,一名中国警卫还走了过来,威胁说如果他们不离开就要报警。

孩子们没有因绝望而放弃,而是向多家旅行社寻求协助申请到意大利的签证。据他们的父母说,6月24日,4个孩子从上海的一所旅馆被警察带走,并带回喀什的一家孤儿院和寄宿学校。他们差一点就成功,要是那天在领事馆发生的一切往相反方向走,也许他们现在就不用在中国孤儿院系统中受煎熬,而是可以和父母一起回忆刚刚经历的冒险旅程。目前,米热班和阿布力克木担心他们可能永远失去孩子。

与女儿们分离:1594天未完持续

约麦尔·艾木都(Omer Faruh)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家书店。2016年11月,当他在沙特阿拉伯时,一天夜里,他的妻子买尔艳木·阿不力米提(Meryem Faruh)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当地警察已下令她们交出护照。约麦尔感到担心,便要求买尔艳木不要向警察交出护照,并立即为她和两个已有护照的大女儿买机票,另外两个5岁和6岁尚未有旅行证件。考虑到当时在新疆大规模没收护照的情况,夫妇二人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将年纪较小的两个孩子留在新疆中部库尔勒的家中由买尔艳木父母照顾。

约麦尔很快就与自己父母失去了联系。2017年10月,他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他的岳父母已被带到拘禁营。

约麦尔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我是成千上万被拆散家庭的维吾尔人之一……在过去的1594天中,我们没有听到过女儿们的声音。我和妻子试着掩饰我们的悲伤,不让与我们一起在这里的其他孩子看见,所以我们只在夜里哭。”

他声音颤抖地说:“我甘愿为女儿牺牲一切,只要我知道我的女儿能获释,我甘愿牺牲我的生命。”

约麦尔及其家人(包括所有孩子)于2020年6月获得土耳其公民身份。此后,他一直在寻求土耳其当局的帮助,以便将他的两个小女儿带出中国。尽管土耳其驻北京大使馆告知约麦尔,大使馆已于2020年8月启动了相关程序,并于2020年10月向中国政府发送了外交照会,但迄今为止他们仍无法将女儿们带到土耳其。

“我有话要对人类说。请设身处地的想象我们经历的一切,为我们发声。”

告诉我儿子还活着,还平安健康

热孜万古莉(Rizwangul)2014年时在迪拜担任销售员,当时她3岁的儿子在她的表哥木海买提(Muhammed)陪同下探访了她近半年。热孜万古莉曾计划让儿子跟她一起长住,但她的父母建议他在中国待到学龄,这样热孜万古莉可以专注于她的事业。她同意了,以为到那时她会在迪拜安顿下来,并可以为他入学做准备。

热孜万古莉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每次我放假回到新疆的家乡时,都会和儿子待一个月。那时,我感到非常幸福。他来迪拜探我时,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热孜万古莉的表哥木海买提留在迪拜工作。当他的母亲于2017年3月生病时,他回到新疆。仅仅两个月后,就在热孜万古莉准备按计划回国时,她的姐姐和朋友告诉她,返回中国并不安全。

她不知道情况会变得糟糕得多。

当热孜万古莉向姐姐打听木海买提的情况时,得知他回到新疆一周后便去了“学校”学习。热孜万古莉明白,这意味着木海买提已被送到“教育转化中心”。

然后在9月,当一直在照顾儿子的姐姐基于安全理由而告诉她再也不要打电话给他们时,热孜万古莉的世界变得一片漆黑。从那时起,热孜万古莉一直无法联系她的儿子、姐姐或在新疆的朋友。她目前正在荷兰学习荷兰语。

“别人很难理解我的感受。”她对国际特赦组织说,泪水从她的脸颊流下来。 “我想知道他还活着,而且平安健康,这就是唯一使我继续前进的动力。”

她声音颤抖地说:“如果现在我可以和他说话,我会对他说,‘原谅我,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但我无法照顾你;我没能尽到妈妈的责任。’”

她继续说:“试想一下,你不能给家人打电话,多年不知道你的孩子、父母或亲戚是否还活着。想象一下,不仅是你,还有数以百万(维吾尔)人与家人分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这确实发生了。请帮助我们。”

 

回去还是不回去?

迪力努尔(Dilnur)来自喀什,目前与11岁的女儿住在加拿大,并学习英语。由于经常遭到当地警察的严重骚扰,被反复搜查房屋和下令脱下头巾,她和女儿于2016年离开中国前往土耳其。

迪力努尔花了约一年的时间才使新疆当局向两个女儿(分别是11岁和9岁)发放护照,但警察拒绝了她7岁的儿子的护照申请。当迪尔努尔询问原因时,当地警察告诉她,如果他们给她的儿子发放护照,她就不会回中国。由于小女儿有过敏症,使她无法出国,迪力努尔不得不把她和儿子留给父母照顾。迪力努尔离开中国几个月后,从家人那里得知小女儿的护照已被警察没收。

2017年初,迪力努尔遇到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难题。她的姐姐打电话告诉她:“你得回来。”她们的父亲一直在照顾她的两个孩子,每周都受到长时间的审问。当迪力努尔哽咽地询问原因时,她的姐姐回答:“因为政府要你回来。我们一家的安全就看你的了。如果你不马上回来,我们全家人甚至我们的亲戚都会受到惩罚,被送到拘禁营。”

听到这些话后,迪力努尔感到世界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变得支离破碎。亲人的安全完全取决于她是否返回中国,她为此感到极端无助和痛苦,因为她知道如果她返回中国,她将与孩子们分离,并被带到拘禁营。

迪力努尔苦思冥想该如何行动,一个星期都无法安睡。然后,她从亲戚那里收到父亲的一条消息,告诉她应该专注于完成学业。不久之后,她父亲又传来另一条信息:“迪力努尔绝不能再回来。”

迪力努尔相信她的父亲知道一旦她回去会怎样,所以他决定保护她免遭潜在的伤害。此外,她认为自己的家人和亲戚仅因为是维吾尔人而受到骚扰,即使她回去,当局也不会让他们获得自由。

自2017年4月以来,迪力努尔无法联系到任何家人,更不知道在新疆的两个孩子发生了什么事。她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但未能如愿。“我做出这么大的努力来救我的孩子,但我没有成功。我曾经一个星期每天晚上都做同一噩梦,梦到孩子们哭着要我,然后他们的老师说:‘你们的母亲离开了你们。’”迪力努尔被这些思绪吓坏了,变得害怕睡觉。

迪力努尔计划在获得永久居留权后,向加拿大政府寻求帮助,希望把她的孩子们带过来。在土耳其生活期间,她写了几封信寻求土耳其外交部、内政部和总统府的帮助,但仍未收到任何回复。在接受国际特赦组织采访时,她还呼吁世界采取行动,她说:“我不知道我的孩子和家人正在发生什么。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请尽力帮助我们度过难关。我想请每个人守住自己的人性,为我们说话,与我们站在一起,不要让这种悲剧继续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家里有干部”

马木提(Mamutjan)在喀什出生和长大,目前在澳大利亚居住。2012年他在马来西亚攻读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时,他的妻子木艾热木(Muherrem)和尚处于婴儿期的女儿与他团聚,此前木艾热木等待了两年多才领到护照。

马木提仍然珍惜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当木艾热木和我们的女儿第一次来到吉隆坡时,我非常兴奋……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

这段欢乐时光持续了将近3年,但在木艾热木丢失护照后,中国驻吉隆坡使馆2015年底拒绝向她重新发放护照而告终。其后,她被迫与当时5岁的女儿和6个月大的儿子返回中国,申请续签护照。当时他们想这是例行程序,没有觉察到中国将在2017年对维吾尔人进行大规模镇压,而这种长达数年的痛苦分离即将开始。

木艾热木和两个孩子最终被困在喀什。马木提与妻子和孩子保持定期联系,直到2017年4月木艾热木被带到拘禁营之前的一天。当木艾热木被带走时,孩子们被留给了他们的祖父母照顾。不久之后,马木提的父母要求他不要再与他们联系。他的许多朋友和亲戚在通讯应用程序上将他“删除”。

两年来,马木提对妻子的下落几乎一无所知,也无法与父母或姻亲联系。2019年5月,马木提在一个亲戚的社交媒体帐户上看到了他儿子的视频,儿子当时在兴奋地大喊:“我妈妈已经毕业了!”然后他终于安心了一点,因为他相信这明显意味着她已从拘禁营获释。

马木提决定冒险一试,在2019年8月给他的父母打电话。他以为那段视频反映了他家人的困境有所改善。

当他的母亲拿起电话时,他感到如此兴奋。马木提说:“我只想说开斋节快乐,很久没与您交谈了”。不过,他的母亲却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家里有干部,”随后挂断了电话。此后,他一直打电话,但总是打不通。马木提认为,他的父母因为担心与海外人士联系可能会导致他们被拘押或受到其他惩罚,为避免与他的联系故意断线,以免他再次打来电话。

在过去的一年中,马木提继续从他的朋友那里收到由暗语写成的零碎信息,显示木艾热木仍被拘押。一位朋友告诉他,他的妻子“5岁”,马木提认为这可能意味着她被判处5年徒刑。另一位朋友说,木艾热木已被送到一家“医院”,这可能是维吾尔人使用的暗语所指的拘禁营或监狱。

马木提的挚友探访了他的家乡,以了解更多关于他家人的状况。虽然马木提无法与家人和亲戚联系,但根据挚友传来的两段视频,他相信儿子可能与他的岳母同住,而女儿则与他自己的父母同住。他说:“我们根本不该受如此巨大的煎熬。这就像你因为是维吾尔人或与多数中国人不同,而失去了4、5年的人生一样。”

马木提呼吁中国政府结束对新疆的高压政策:“如果中国当局人性尚存,就应停止这样对待人民,并让人民与家人团聚。并不是说我们犯了任何罪行。我希望他们意识到这种对人民的横蛮行为多么的残酷……这是令人感到折磨和痛苦的不公现象,没有其他言语可以准确地描述这一点。”他已联系他目前所在国澳大利亚的内政部,但他们说无法帮助他,因为他不是永久居民。

一连串可怕的消息

2017年3月,买日帕提·买提尼亚孜(Meripet Metniyaz)和她的丈夫托里洪(Turghun Memet)从新疆前往土耳其,目的是照顾买日帕提在伊斯坦布尔生病的父亲。买日帕提原本在新疆西南部城市和田担任超声医生,而托里洪则是在新疆投资房地产和宝石的商人。他们用有效期一个月的签证出境,以为他们很快会回中国了。当他们不在时,托里洪在乌鲁木齐的母亲照顾他们4个只有6岁、8岁、9岁和11岁的孩子。

在夫妇二人帮助买日帕提的父亲恢复健康期间,家人传来令人担忧的消息。消息说,以前去过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正在遭到拘押并被送到拘禁营。他们决定推迟返回中国的时间。

买日帕提解释说:“我们以为只要耐心等待几个月,直到乌鲁木齐局势好转,我们就能回去。我们等了,但情况变得更糟。不仅出国的人,就连祈祷和蓄须的人都被捕。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家乡监狱的故事,非常害怕回去。”

2017年底,托里洪发现他的母亲和孩子被迫从乌鲁木齐迁往到大约1,500公里(930海里)外的和田,也就是其母亲正式的户口登记所在地。不幸的事情接踵而来,托里洪从他的姐姐阿米娜(Amina)那里得知,他们的母亲返回和田后不久就被送到拘禁营。他们的孩子在返回和田后的5天之内,被送往爱心幼儿园,而这其实是一家孤儿院。

买日帕提难以接受这一消息。“在我失去孩子(的联系)后,我的精神健康受到打击。”她经常半夜发噩梦,哭着惊醒。“有一句老话,‘孩子是心脏,孩子是生命。’我感觉就像失去了心脏,失去了生命。”她痛哭着继续说道:“我生存的意义是我的孩子们。我一直惦记着他们的幸福、健康以及受到的待遇。”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托里洪的姐姐继续以暗语写成的短信,通知他有关孩子的信息。起初,阿米娜每周可以探访孩子们一次。几周后,她不再被允许探望孩子。2018年6月,托里洪突然甚至无法联系阿米娜。

几个月后,他的嫂子告诉他,阿米娜被警察拘押,在讯问期间被杀。托里洪和买日帕提感到震惊和极度悲哀。不久之后,他们发现嫂子已于2018年底被送到拘禁营。他们已找不到任何人可以给他们提供有关孩子的信息。

买日帕提和托里洪写过很多信给土耳其外交部、土耳其总统顾问和中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但尚未收到任何回复。买日帕提说:“我唯一的愿望是,每个失去孩子、父母、亲戚和亲人的无辜者都可以重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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