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他在离广岛不远的防府（Bofu）为美国的P-51野马轰炸机提供服务，而他的2年半的驻扎期刚过半。
“指挥官叫我进去说，’你看，我们收到移民局的来信——他们想要你回澳大利亚，以把你驱逐回香港。你想去吗？，”这位现年94岁的老人回忆道。
“我说，’不，长官，我要在这里服务国家。’”
陈先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军服役的1000多名澳大利亚华裔之一，这一数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四倍，其中一些士兵曾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
更多华人响应了要求身强体壮的男人和女人参战的呼吁，却面对用来阻碍他们入伍的要求——他们必须来自欧洲裔或血统，身高至少168厘米，胸围86厘米。
“在那个时候，华人不被允许参军。你需要有盎格鲁血统，”陈先生说。
Hamilton Chan, top right, with his Royal Australian Air Force colleagues during World War II. Picture: Rosalie Hiah 尽管如此，一些人还是竭尽全力争取入伍，改掉了他们的名字，并经常穿梭于东海岸各地，在不同的征兵中心碰运气。
陈先生说，这条自一战以来实行的严格要求最终被放宽。
“最终，他们做了。他们放宽了这条法律，因为他们失去了太多的人。我们就是这么进来的，”他说。
“当我们在部队中，他们就是朋友。你是一名军人，所以你们都是朋友。只有当你不在那里时，他们就像对外国人一样对你。”
澳大利亚华裔士兵的贡献在历史上并没有像盎格鲁士兵那样得到充分记录，在这场战争结束近76年之后，这得到了认可——一本讲述他们的名字和故事的新书在澳新军团日（Anzac Day）前一周的周日发行。
这本名为《荣誉与国家》（For Honour and Country）的书披露了300名为他们的祖国浴血奋战的维多利亚州华裔。
这本由退休精神科医生Edmond Chiu和Adil Soh-Lim编写的书得到了维州政府提供的赠款，由澳华历史博物馆出版。
这本书详细地讲述了80名士兵的故事，其中包括Alexander (Alec) Chew 和 Yan Cheuk Ming (James Kim)。
1942年4月17日，周先生从现在的印度尼西亚安汶的Tan Toey战俘营逃离，并在岛上辗转48天才回到澳大利亚，只为了加入特别Z部队并效力婆罗洲秘密行动。在日本接管香港后，来自维州Casterton的Ming一夜之间从平民成为协助英军援助组织（British Army Aid Group）的一员。后来他被捕，受刑并遭到杀害。
邱先生耗时三年撰写此书。最令他震惊的是，他发现二战期间当时的澳大利亚安全服务局（Australian Security Service）曾将澳大利亚华裔视为潜在的日本间谍。他说，一些人在入伍前受到了严格的安全审查。
“看到安全部门当时把他们当日本人，这真是令人丧气，”他说。
“他们的忠诚永远属于他们的国家，他们准备为之而战。”
这本书还包括四位在世的澳大利亚华裔退伍军人的故事，其中三位将出席该书的发行仪式。陈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Mr Chan at his Melbourne home, surrounded by photos of his family and service. Picture: Aaron Francis 陈先生原名Ham Soon Chan，于1926年在香港出生，13岁时他与父亲一起来到墨尔本。他曾先后就读于Richmond North小学和Brunswick技术学校，后来加入了澳大利亚皇家空军（RAAF）。
像许多年轻人一样，陈先生当时积极争取为他的国家服役——以至于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Hamilton，在74年后的今天仍然如此。
他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你的邻居会一直观望，任何适龄不入伍的年轻人都会在信箱里收到一根白羽毛。
“这意味着你是一个胆小鬼。”
入伍年龄从20岁降低到18岁，但21岁以下的任何人都需要得到父母的同意。陈先生和他的朋友，同样来自香港的John Louey 并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
“所以，我们伪造了我们父亲的签名。这在当时很普遍，”他说。
在陈的父亲发现一封军函后，这项计划很快搁浅了。他们在部队三个月后被解除服役。
在人力资源局的一个工程棚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夜班工作之后，他和Louey先生加入了皇家空军。
在接受了钳工，车床工和工程师的培训后，陈先生被派往Sale市维修飞机。战争结束后，他签署了一份两年的合同，留在RAAF以被派往海外。
1945年底，他乘船来到日本。
“我们的工作是确保日本人不隐藏武器，并阻止其军舰出海，”陈先生谈到自己在英国联邦占军基地的工作时说。“我们的飞行员飞越日本以维持占据——确保他们没有违法行为。”
Mr Chan, second from the right, and members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Occupation Forces’ 481 Maintenance Squadron in Bofu, Japan circa 1945 to 1947. 但是，距基地不到100公里的广岛核污染给这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辐射使他在日本的一些朋友生病。后来他也得了癌症。
在RAAF 四年后，1948年，陈先生退役。
但是澳大利亚移民部门还没有放过他。
“即使我离开了，他们仍然追着我不放，”他说。
“你能相信吗？我为国家服过役，甚至在我回来后，他们仍然追着我？
“我与他们展开斗争……最终我引用了议会的一项法案，根据归国法（repatriation act），所有前服役军人都有权在技术学校或大学免费学习一个课程。
“他们对此无话可说！
“我设法在公共服务部门找到一份工作，因为他们确实接受退伍军人，”他说。
“而实际上，我没有去上这个课程。那是我尽可能长地留下来的策略之一。
“最终我与一名ABC结婚，”他说——ABC是对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的俗称——“之后，白澳政策才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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