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神秘而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一直备受西方国家关注。如果将中国比喻成一个东方美女的话，晚清时的中国则更像一个跟不上时代的愚昧、野蛮美女，且遭到了西方男人的不断滋扰、调戏。这种“坏男人”就包括美国，在这个“坏男人”的家里，还有一双犀利的眼睛时刻注视着你，让你很不自在。这双眼睛就是《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是老牌的西方媒体，创刊于1851年，也就是咸丰元年。这一年，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大清帝国加速衰落。随着国际冲突的不断加剧，《纽约时报》的版面开始聚焦中国，以西方人的视角围观中国。
1875 年 7 月 6 日,《纽约时报》刊发《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清国青少年的教育与功名的授予》的报道，对中国存续千年的科举制度进行批评。
“无论起初多么完美或符合时代要求 ,此刻它决不可能再适应于已经发生巨大改变的新时代了 ……把人的知识的来源限定在这些古代经典大师们身上, 是大清国教育制度最大的弊端 。”
“任何明智之士都不会否定对古代知识的研究 ,但把一个国家的整个教育方式限定在一条狭窄的思想道路上肯定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向孩子们开放人类知识的整个殿堂 。宣称`世界历史就是从创世纪到昨晚 10 点半’ 的美国教育无疑是正确的。”
此时距离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还有整整30年，美国人率先对这项腐朽的教育制度提出了尖锐批评。批评的同时，还不忘比较中美教育的区别。《纽约时报》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在中国国内同样也有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
科举考试现场
半年后，1876 年 2 月 20 日，《纽约时报》再次将目光聚焦中国的科举制度，发表了题为《“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的述评。文章首先肯定了“四书五经”价值，“这些闪烁着东方智慧之灵光的典籍比我们基督教教义的范围更加宽泛 ,而且在统治人的思想方面更加享有绝对的权威,在东方世界确实远比其他任何宗教信仰更有效地指导着人类。我们衡量其价值时不能不从它具有的这种效果来评判 。”
随后又提出了批判，认为用这套古老的知识教育出来的人“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世界历史或人类思想、智慧的发展史 ,以及所有事物发展和学问的来源之一切最本质的东西, 就在那个时刻停顿下来。从那以后, 华人就一直在不断地咀嚼着那几块干骨头。并且，如果有任何其他知识的小舟敢于向他们靠近的话，他们就会咆哮不止。”美国人直接将“四书五经”比喻成了“几块干骨头”。
1881年，清政府突然决定召回留学美国的幼童。此命令招致各方反对与批评，《纽约时报》为此发文，认为清政府的举措不可思议。
“政府认为这些学生，他们花的是政府的钱，就应该只学习工程、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对他们周围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要无动于衷。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可笑的。”
“这些孩子已经学会了电报技术，而眼下中国政府还不准许建设哪怕是一英里的电线。他们已经学会了铁路建设知识，而大清国刚刚拆除了国内惟一一条铁路线。他们深知公民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而他们要把这些危险的学问念头带回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那里。”最后一句够犀利，直接称清政府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府”。
1894年，中日爆发甲午战争。《纽约日报》全方面、多角度报道了此次战争。在一篇《大清帝国军事资源透析》的报道中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军事力量像大清国这样脆弱”。“装备极差，而且几乎全军都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在军容严整的欧洲军队面前恐怕抵抗不了五分钟。此外，清国军队军纪恶劣，他们的兵丁通常是社会上一些举止粗野和品行不端的人渣，在哪里驻扎，哪里的民众就恐惧万分。”
这篇文章用语很不严谨，且明显是情绪化语言。如“世界上没有任何一国的军事力量像大清国这样脆弱”、“装备极差”等描述，根本与事实不符。事实上，当时的北洋海军的整体实力虽然不如日本，但也能排在世界前列。
《纽约日报》不只是躲在大洋彼岸围观中国，还亲派记者赴中国采访。有记者沿长江旅行，在感叹风光之美的同时，也发现了民生之艰。对于地方官员的腐败是这样报道的：“扬子江上每个航段的地方政府都有权对过往商品课税，而每个航段内又有小官吏和胥卒设置的关卡要强行收费。这些税被公认是‘敲竹杠’，那些关口被称为‘竹杠关’。”
1895 年 3 月 11 日，《纽约时报》刊发《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的述评，文章认为，大清帝国是一个“受贿者兼掠夺者的国度”，“是现行官僚阶级的无能和腐败。只要目前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继续存在下去，大清国就不可能取得重大而持久的社会进步。”
《纽约时报》不仅有对中国的宏观剖析，对于中国社会的观察也非常细致入微。比如对中国人痴迷烧香拜佛一事提出批评，“迷信和偶像崇拜非常明显。手里抓着金元宝的财神爷及其他一些据认为对挣钱有帮助的神灵们，都有各自的神像和祭台，祈福的人可以对着他们焚香膜拜。”
“寺庙的僧侣没有半点敬神的样子，接受礼拜者的馈赠的礼物，兜售护身符之类的东西，更像个宽敞的贸易中心，而不是一处表达人们虔诚信仰的圣地。”
类似这样的近距离在《纽约时报》中比比皆是。如官司诉讼，发现中国人根本不重视证据。“对清国人而言，他们哪里知道证词在西方宗教和法律体系中的神圣与庄严。”同时犯人的权益也得不到保障，监牢内的死亡率很高， “人的生命被看得一钱不值。”
对于中国人的性格，《纽约时报》也毫不客气地指出，“遇事缺乏严谨而认真的态度”，“极为缺乏民族自豪感和慷慨赴死的爱国主义精神”。
“我们从清国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的想像力。他的面容从未闪现出丝毫幻想的灵光。他并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没有创造性。在人类智力发展的进程中，他们是世界上最教条、最刻板的人。个人如此，整个民族更是如此:冷漠、很难脱出既有的条条框框、缺乏进取心，厌恶一切创新和改革，汉民族的这种特性就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深入骨髓的。实在不应该是这样的啊!”
《纽约时报》还曾采访过晚清时期两位重要的中国高官，一位是李鸿章，一位是袁世凯。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9月2日上午9时许，李鸿章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访。1908年6月14日，《纽约时报》刊登了特派记者在北京采访袁世凯的报道。有意思的是，李鸿章与袁世凯在采访中，对美国都表达了赞美与敬意。
当然，《纽约时报》对晚清的中国的报道是全方面的，涉及方方面面，政治、经济、军事、民生，包括风土人情等。既有批评，自然也有表扬，如对洋务运动的改革，立宪的改革的报道，中国的各种革新都被《纽约时报》看在眼里，并发出了表扬与鼓励。透过这些改革，《纽约时报》认为，“这显示出了清国人的进取精神，他们准备从外国人那里获取到科学的萌芽，并把它传播到社会和民众中去。”
东方睡狮已醒，《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未来也是积极看好的。
“大清国当然有未来，而且充满希望的未来，这毋庸置疑。大清国正像由各个国家和民族组成的世界大家庭中每一个新成员那样有着一个光明的未来。”
“假如我们这个世界允许她按自身的方式发展的话，那么在其努力下，大清国肯定会拥有一个令人瞩目的未来。”
总体来说，《纽约时报》对晚清中国的报道还是比较客观的。大量的报道成为了西方人认识中国的窗口，也为美国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小成功，靠朋友。大成功，靠敌人。近代中国的进步自然也有《纽约时报》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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