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炸弹将“冲击”医院与预算

“这将表现为床位紧张、老年护理床位和设施缺乏、医生数量不足、救护车排队等危机。”

“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些医疗系统的政策形态，就会对澳大利亚人的繁荣产生不利影响。”

身为澳大利亚商业委员会健康与护理经济委员会的主席，米德认为，简单而错误的补救措施是联邦和州政府、健康保险公司及患者将资金倾注于一个有缺陷的系统。

他说：“诱惑在于仅仅向这个问题投钱。我们只是在给不合时宜的旧模式输血。”

米德的评论发布之际，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将医疗资金作为工党连任竞选平台的一大重点，包括85亿澳元用于提升医疗保险的统一收费和6.44亿澳元用于紧急护理诊所。

工党周二宣布，再拨款26亿澳元，帮助资助老年护理护士的12%加薪，自阿尔巴尼斯政府执政以来，向老年护理行业发放的税收资金工资增长超过200亿澳元。

在堪培拉医院工作的急性医学医生尼克·科茨沃斯表示，米德说得对，初级医疗系统必须减少对医生的依赖。

科茨沃斯表示：“全科医生只想在口袋里多赚些钱。”

他说：“你需要的是更多的居家护理，或者为80岁患者提供一个从全科到医院的综合服务。”

“必须改变以全科医生为中心的模型，转向依赖其他健康专业人员，如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药剂师来检查药物和社工，以便引导人们获得服务。”

代际差距

老龄化人口挑战自2002年前财政部长彼得·科斯特罗的首份代际报告以来就已为人所知。

前任财政部长肯·亨利上个月警告称，年轻纳税人与日增的老年人口在医疗和老年护理方面的支出之间的社会契约面临破裂的风险。

米德同意这一观点。“这造成了一系列压力，包括财政可负担性的问题，也包括代际公正的压力。”

根据财政部的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100名传统工作年龄（15至64岁）人口的比例从1983年的15%上升至2023-24年的26.5%，预计到2065年将达到39%。

健康、老年护理和490亿澳元的国家残疾保险计划是政府五大成本中增长最快的三项。

米德表示，澳大利亚必须改善“护理经济”，以应对人口压力，包括健康、老年护理和NDIS。

他说：“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一个适应未来几十年将有大量80岁以上老年人并大量消费健康和老年护理服务的现实的系统。”

他提到，传统医疗商业模式在定期或交易性基础上成功地治疗急性疾病。典型例子包括因感染就诊全科医生并接受抗生素处方、因事故或急症就医或向医生申请放射科医生的转诊。

米德补充道：“随着疾病负担的转移，它不成比例地转向年长人群。”

“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是非急性而是慢性疾病，比如关节炎、骨质疏松、肺气肿或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长期慢性糖尿病、痴呆症和癌症。”

他指出，需要更灵活的系统，通过劳动力适应性、拥抱技术并服务于不同问题的患者。

米德表示，患者不仅需要见医生，还需要见护士、药剂师、社区支持人员、社工和其他健康专业人士。

预约需要在家、工作或社区中心进行。

他说：“我们需要有支持人们超出急性医院环境的护理地点的商业模式。”

需要劳动力灵活性

但米德表示，政府和卫生监管机构需要允许非医生在所谓的劳动力微认证中执行更广泛的活动。

例如，赋予药剂师有限的处方权，以应对有限疾病或症状，使更高资质的护士能够进行当前仅限于消化专科医生的医疗工作。

在一些海外地区，执业护士和其他健康从业人员被派往紧急救护车，以防止车辆需要前往医院而造成排队问题。

米德表示：“我们在这个领域拥有高素质、非常敬业的劳动力，但如果我们想要利用技术优势，就必须确保通过微认证来培养我们的健康专业人员和其他参与者，以便能够承担更广泛的实践范围。”

他认为，充分利用技术和数据共享同样至关重要。

储备银行关注就业影响

根据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数据，自2020年疫情以来，医疗保健就业激增，其增速远远超过美国等海外同行经济体。

澳储行在2月表示：“健康行业对劳动力的强劲需求吸引了其他行业的工人，以及一些此前未就业的人。”

“这些工人大多来自行政服务和家庭服务行业，包括餐饮、艺术、娱乐和教育。”

低生产率非市场部门（如医疗保健、残疾支持、教育和公共服务）的强劲扩张在2023-24年这六年间每年减少了0.3个百分点的平均生产率增长率，澳储行估计。

然而，在这些服务部门（例如医院服务）衡量生产率是困难的，生产力委员会的研究表明，医疗行业的生产率可能比想象中更高，澳储行经济学家迈克尔·普朗布上周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