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达顿长期以来一直被低估。他利用这一点为自己谋利。本文摘自即将于3月28日出版的4月刊。
在毫无争议地当选为支离破碎的联邦自由党领袖近11个月后，彼得·达顿创造了历史，但却是出于错误的原因。2023年4月1日，联盟党失去了墨尔本外围郊区的阿斯顿选区；这是103年来反对党首次在联邦补选中输给执政党。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达顿在成为领袖时曾宣称，外围郊区将是联盟党的救赎之地。他轻描淡写地忽略了自由党输给独立候选人的九个蓝筹选区，声称重返权力的道路在于抵押贷款带和靠近大城市的地区。阿斯顿本应是展示这一点的机会，但那里的生活成本压力巨大。
这次失利使得联邦自由党在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分类的79个城市下议院席位中仅占14席。士气低落，关于生存危机的讨论加剧，评论员甚至质疑达顿能否撑到圣诞节。
但两年后，民调显示达顿有机会组建少数政府，甚至有可能组建多数政府。他希望在两个方面创造另一种历史：首先，自1931年以来，澳大利亚从未有过一届政府；其次，没有任何人在失去政府后直接接任党魁并最终成为总理。
“失败从来都不有趣，”达顿在谈到阿斯顿补选时对《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杂志》表示，“阿斯顿补选充满了复杂的情绪，因为我们不得不在任期初期进行补选，而当时总理仍处于蜜月期，人们感受到生活成本的压力，但尚未将责任归咎于总理。我知道人们需要时间才能意识到政府和总理无法胜任。”
安东尼·阿尔巴内塞曾将他在反对党时期的策略比作“在最后一节顺风踢球”。达顿也借用体育比喻来解释他如何让联盟党重新具备竞争力，这在当时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严格的纪律确保了政府没有一天喘息的机会，同时他让整个团队相信，他们可以在一个任期后获胜。
“你不能只关注终场哨声，你需要分解比赛……不要想着上一场比赛的输赢，而是关注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你能把所有这些串联起来，你就能持续给对手施压，”他说，“这不仅是寻找对手的弱点，还要利用机会展示你在某个问题上的立场，或者引领某个议题的讨论，展示你的价值观，并与公众情绪产生共鸣。”
很少有政治领袖像达顿这样两极分化。那些了解并钦佩他的人认为，他是一个高效的沟通者，拥有坚定的信念和保守的价值观，以及敏锐的政治直觉。“人们没有真正感受到他的正直和幽默感，”朋友兼商人卡尔·莫里斯说。而对他的批评者来说，他是一个不可当选的右翼分子，被比作《哈利·波特》中的伏地魔，愿意说或做任何事情，同时兜售关于核能的幻想。
他被指责为政策民粹主义者，这延伸到他对于大企业的蔑视。他认为，澳大利亚的企业在满足激进股东（包括行业超级基金）的要求时，已经与股东和客户脱节。他承诺将立法强制剥离超市和五金连锁店的反竞争行为，并且比他的高级影子部长们更倾向于将同样的法律扩展到“大型保险公司”。
他政治命运的转折点是2023年10月的原住民之声公投结果。达顿在民调显示该提案获得超过60%公众支持时宣布反对。政府越无法明确“原住民之声”的职能，他越确信公众情绪会转向。
回顾此事，他表示工党未能充分利用前工党全国书记蒂姆·加特雷尔（阿尔巴内塞的幕僚长）和现任全国书记保罗·埃里克森的技能，这对他有利。“这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竞选活动，”达顿说，“我原本期待蒂姆·加特雷尔或保罗·埃里克森能施展一些神奇的操作，但这从未发生，总理也无能为力。如果没有适当的解释，这永远不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