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项改革”准则”指引方向，政界双方即刻可推的三大”无悔”举措，以及中期需推进的三大”全局性”措施。
对于痴迷税改的人而言，本次联邦大选竟完全未涉及税改讨论，着实令人沮丧。
历经二十五载实质性税改缺失，再多等几年也无妨。但在经历十年经济停滞、数年生活水平倒退，以及主要繁荣源泉遭受严重威胁后，不作为的机会成本正持续攀升。
更严峻的是，若无法增加财政收入，公共支出的持续膨胀将令赤字愈演愈烈。政界双方都应承认：支出调控虽能缓解赤字，却非治本之策。既然两党均承诺扩大支出，就有义务说明资金来源。
上届大选后，政府取消税收上限（鉴于增收需求本属合理决策），却未配套启动税改方案，这等于是明确宣告：未来十年仅通过提高所得税来消除结构性赤字。
此路不通。改革势在必行。但我们同样警惕政府（或反对党）仓促抛出以增税为目的的”伪改革”方案——2019年大选时工党那些适得其反的增税提案就是前车之鉴。
“这正是一国财长——在基廷与科斯特洛的成就光环下——应当推进的税改议程。”
最终我们需要凝聚全国税改共识。基于此，本文勾勒改革蓝图框架：指引方向的三大准则、政界即刻可推的三大无悔举措，以及中期需推进的三大全局性改革。
准则一：关注经济效率三角，而非国库收益。 “哈伯格三角”直观展现税收的经济损耗。我们年复一年豪掷数百亿新增支出却不顾财源，却对”减税促增长”的构想讳莫如深。
准则二：税制本质是工具箱。 要求每项政策都”绝对公平”的格拉顿思维实则南辕北辙。诸如消费税（GST）本不以公平为设计初衷，其核心价值在于高效筹集巨额财政收入。若追求公平，应选用所得税和转移支付等专用工具。
准则三：任何能减税的设计都会引发行为扭曲。 传统观点狭隘聚焦税收对工作积极性的影响——这固然重要，但税收的危害远不止于此。其对逃税避税的诱导作用，以及征管合规成本，至少具有同等破坏力。
这些准则自然衍生出三大”无悔政策”，胜选方应在下届议会任期内推行：
举措一：实行所得税起征点指数化，终结税级攀升现象。税级攀升导致所有新增支出仅靠所得税支撑，扭曲税收结构。我们过度依赖所得税而忽视其他税源，这种隐形增税模式变相鼓励支出失控。
强化版”资产即时抵扣”
举措二：面向全澳企业推行全规模投资即时费用化。这是”资产即时抵扣”的升级版，堪称促进增长证据最充分的单一税改政策。企业从此无需再纠结折旧计算。
举措三：设立标准扣除额，为所有纳税人提供年度定额扣除（如无凭证3000澳元，有凭证可更高）。此举将使纳税人节省数十亿合规成本，基本杜绝避税行为，大幅降低税务局行政开支，让报税成为历史。
落实这些”无悔改革”后，便可谋划更宏大的变革。
全局改革一：推行二元所得税制，对利息、股息、资本利得、租金、养老金收益及信托收益等各类资本收入实行统一税率。这将协调当前差异悬殊的投资税率，消除资本利得折扣与负扣税叠加造成的扭曲，遏制避税行为。
全局改革二：提高并拓宽消费税（GST）。GST应如欧洲般成为主力财源，当前其筹资能力之弱堪称荒谬。大幅提升GST收入可支撑个税减免与转移支付扩容，逐步取消对州的专项拨款以增强地方自主权。
全局改革三：重构所得税与转移支付体系。现行制度杂乱无章，某些收入区间甚至出现”多劳少得”的倒挂现象。必须推倒重来，尤其要整合涉及育儿领域的数百亿零散补贴。
这就是当代财长——站在基廷与科斯特洛的巨人肩膀上——应当力推的税改议程。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等待，已经足够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