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大亨凯瑞·斯托克斯在中国投资的缓慢而稳妥的方法仍然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这绝对是一条双向街道。
这几乎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世界运转在一个不同的轴心上。媒体大亨凯瑞·斯托克斯对一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节奏敏感。
斯托克斯在美国电影制片厂米高梅即将发布惊悚片《红角》的前夕，获取了其大股权。影片讲述了由理查德·基尔扮演的商人在中国洽谈卫星通信合资项目时，意外被指控谋杀的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影片的上映正值时任中国总理江泽民于1997年进行访问美国，与比尔·克林顿会面，这也是中国领导人自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首次此行。
在一个此事引发国际头条的会议上，当时任七号频道执行主席的凯瑞·斯托克斯在七号网络的股东大会上表示，克林顿政府已要求米高梅推迟影片的上映，以应对北京的投诉。
但是斯托克斯却表示庆祝。“[这]可能是电影制片厂能希望得到的最好宣传！”他在会议上说道。基尔甚至在江泽民访问期间站在白宫对面，手握一位前西藏觉囚和抵抗战士的手。
尽管白宫急忙否认了对制片厂的施压，但斯托克斯的不经意言论与现在澳大利亚政界人士所熟悉的他相去甚远。在中国的投资为他积累了相当一部分财富之后，他对冒犯中国的态度变得愈加谨慎。
斯托克斯通过其子公司韦斯特拉克中国在中国东北销售并租赁凯特彼勒重型设备，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在某个阶段，韦斯特拉克为中国八大煤矿中五个提供服务，正值该国能源消费飙升的时期。随着中国经济在新千年初的十年内以10.4%的平均年增长率蓬勃发展，斯托克斯看到了无数机会。
但与他商业相关的人士表示，斯托克斯及其高管在中国的高层建立了战略关系，使得他能够成功地直接投资于这个许多其他人（包括他的竞争对手鲁珀特·默多克）都遭遇失败的国家。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受益匪浅，斯托克斯对中国的支持也为国家带来了不少利益。
斯托克斯曾为红角大肆宣传，却没能拯救这部影片，该片不仅评论糟糕，票房惨淡，且还在中国遭到禁播，中国公司被禁止与米高梅做生意。
然而，中国却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斯托克斯得以发掘机会。在遭遇米高梅风波不到三年后，斯托克斯于2000年在中国设立了韦斯特拉克中国，迅速成长为这一亚洲国家最大的矿山设备供应商之一，雇佣超过2000名员工。
随着数千万中国人加入中产阶级，他继续投资于经营新闻与广告的公司，与上海和北京的国有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他还投资了《上海日报》，这是一份由国家机构设立的英语报纸。在2010年代，斯托克斯在这个蓬勃发展的国家投资了更多，涉足中国最大的私募股权公司和科技企业，尽管他在缩减其他持股的同时，仍然保留着这些投资。
很少有澳大利亚人能像84岁的斯托克斯那样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虽然中国成为特朗普全球贸易战的主要目标，但这一切仍充满风险。然而，目前斯托克斯的企业帝国计划继续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投资。
“出售全部股份在某个时期是明智的选择，但现在则不是。”一位了解斯托克斯私人投资的人说道。
斯托克斯的中国商业投资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当时他在香港的办公室与中国电视台合作制作节目。他的业务起初为外国卡通节目配音，最终帮助制作本地节目，包括《七号频道家庭与生活》的中译版。
1990年代，他在《南华早报》的记者邱剑诗调查其香港业务潜在问题时相遇。因对她印象深刻，他立刻雇佣她来解决香港的问题，并帮助他的中国业务回到正轨。
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后，斯托克斯的私人办公室澳大利亚资本权益公司签署了协议，成为东北中国凯特彼勒设备的分销商。这是他在澳大利亚业务的自然延伸，也成为一个巨大的承诺。
“他培训人员成为凯特彼勒的技术人员……他在那里建造了一整套维修机器的设施。他派人去，那是一个大项目。”一位熟悉此项工作的人员表示，但并未获准公开发言。
当斯托克斯得知中国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后，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决定亲自出手。斯托克斯认识前塔斯马尼亚州政客沃里克·史密斯（Warwick Smith），史密斯在麦格里银行工作期间曾是七号频道的客户。史密斯曾担任体育部长，并在悉尼奥运会的筹备工作中帮助约翰·霍华德，离开政坛后，他与中国的联系逐渐深入，这为斯托克斯的中国商业投资开辟了道路。
斯托克斯派出了一支团队前往北京，帮助中国争取主办权，包括七号频道的执行制片人安迪·凯。凯曾为七号频道制作了悉尼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
“斯托克斯立即派出了负责奥运会的制片人，留在北京，他亲自跟进并无偿协助北京奥运会申办委员会。”一篇关于这一时期的文章写道。
凯瑞·斯托克斯，七号频道主席，左，和澳大利亚奥委会主席约翰·科茨，在宣布七号频道获得2016年里约奥运会转播权时。尼克·沃克。
史密斯与中国官员之间存在的关系，使他成为澳大利亚资本权益公司中国业务的推动力量。“这个家伙是我遇到过的最大的电话本收藏家，”一位参与斯托克斯事务的人说，这位商人向多个上市公司董事会提供关于中国的建议。
至2007年，史密斯会直接为斯托克斯工作，并于2014年加入七号集团控股公司董事会。他最终成为ACE顾问委员会的主席。
斯托克斯结过四次婚，育有四个孩子。到2013年，斯托克斯的儿子瑞安被认为会接管家族企业。他的兄弟布莱恩退出了澳大利亚资本权益公司的董事会，实际上为此铺平了道路。
瑞安一直在学习业务，2012年被任命为七号集团控股公司的首席运营官。该集团包括韦斯特拉克和科茨出租，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设备租赁公司之一。瑞安也曾在七号西方传媒（Stokes在澳大利亚电视业务及西澳报纸的拥有公司）中担任董事。
瑞安开始在中国业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逐渐展现出更加严谨的作风。有人曾提到，当七号团队在上海的夜晚与年轻的斯托克斯共度时光时，在午夜时分正当一切似乎要开始时，他选择回家查看电子邮件。
2001年，北京成功争取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而七号频道成为帮助中国准备将其广播到世界的重要力量。除了就大型体育赛事的转播进行咨询外，七号频道还邀请中国电视工作者在雅典学习其2004年奥运会的报道方式。时任韦斯特拉克中国负责人CK·曾表示，这些辅助活动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
“斯托克斯的所有业务层面之间存在协同效应，他的联系显然有帮助。”曾说。斯托克斯的运营公司如韦斯特拉克，从与国有媒体建立的关系中获益。“这打开了大门，也让关系更加容易……这一切都有助于在中国做生意。”
在斯托克斯通过与上市的东方明珠集团合资而开辟的更多机会中，几乎没有哪个项目能像此项合资那样为其打开中国大门。东方明珠最初是一家电视公司，后来发展成了一家多元化的综合公司。
斯托克斯帮助建立了一个户外和交通电视广告业务——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视集团，与东方明珠合作。他还在《上海日报》成立之初进行了投资，这也是这座城市第一份由国家集团设立的英语报纸。在2003年，斯托克斯派遣西澳大利亚前总编辑鲍勃·克罗宁到上海担任该报的总经理和高级编辑顾问。《上海日报》的控股权属于现今的上海传媒集团，这是一家国有企业。
斯托克斯还与北京电视台达成了合资，后者由北京市政府拥有。虽然斯托克斯的使者们很快意识到，他们没有多少编辑控制权，但他们仍然对版面设计、制作流程进行了现代化，并培训了无数员工。
在许多方面，《上海日报》是一个典型的富豪媒体资产。它的利润微薄，却在商业伙伴中塑造了对斯托克斯及其ACE公司的信任形象。
“大家的印象是，他与《上海日报》5050%的合资关系，自然就说明他受到了重视，这是一种影响力的体现，而不是对报纸的任何实际利用。”曾有一位七号频道高管说道。
斯托克斯家族的方式虽然雄心不及，却与默多克形成了鲜明对比。1992年，新闻集团以5.25亿美元收购了香港星电视的控股权，而一年前，默多克已将卫星电视清楚地标记为“对极权主义政权的明确威胁”。
他表示：“卫星广播使得许多闭关社会中渴望信息的居民绕过国家控制的电视渠道成为可能。”在一瞬之间，他将星电视的前景以及他自己的前景一并判处死刑。尽管经过十多年的昂贵尝试补救这一失误，默多克最终在2014年被迫完全撤出中国。在诸多接触中，他甚至曾指示旗下出版商哈珀·柯林斯放弃印刷前香港总督克里斯·帕滕的书籍的计划。
与此相比，当有中国媒体询问斯托克斯是否应该对外资开放其媒体与电视产业时，他表示，由中国政府决定什么是合适的。
“鲁珀特试图获利，他们把他赶出去了，”前高管说。“凯瑞则更像是‘我在这里，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并且我爱中国’……邱剑诗能让他接触到这些人。他采取的是一种温和的方式。”
斯托克斯并非唯一一位渴望开拓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亿万富翁。已故的澳大利亚赌场业主詹姆斯·帕克曾想将他在中国的电影业务拓展，曾表示，澳大利亚需要展示感谢中国为其商业带来的回报。帕克对澳门的投资最终却落得悲惨的结局。
澳大利亚亿万富翁詹姆斯·帕克与凯瑞·斯托克斯在2011年。帕克曾对中国有很大企图，但最终不得不收手。BBG
但在中国市场，澳大利亚的富豪们并非总是与斯托克斯看法一致。史密斯参与了博鳌亚洲论坛的早期阶段，这一每年在海南举办的“亚洲达沃斯”。但后来，西澳亿万富翁安德鲁·福雷斯特成为了主导者。福雷斯特每年从澳大利亚派出一支商务代表团，并举办自己的分会场活动，而七号及ACE的高管不被邀请。
福雷斯特的活动被称为高级商业领袖论坛：中澳首席执行官圆桌会议，去年邀请的嘉宾包括前维多利亚州州长丹尼尔·安德鲁斯、麦格里集团董事总经理斯图尔特·格林、全球快递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汀·霍尔盖特。同时，邀请了一些福雷斯特的商业伙伴，包括湖南瓦林钢铁集团的主席李建宇。
福雷斯特与斯托克斯曾因《西澳大利亚人报》中报道这位矿业亿万富翁的事情，及福雷斯特停止为其矿山购买凯特彼勒设备而产生口角。
斯托克斯向《新闻集团》透露，他通过媒体利益认识的官员。由于中国的媒体受到严格审查，党的官员则亲自参与组织过程。
“我们有机会了解这个党，这是我们早期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斯托克斯曾对《澳大利亚人报》表示，而ACE中国的一名员工的简历则显示出与政府高层官员的会晤。
“为集团主席/高管与中国中央政府领导，包括习近平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王晨、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和文化部部长蔡武的会议提供执行支持。”这份简历里写道。
“凯瑞善于培养那些可能对未来有所帮助的人。”前七号集团高管表示。确实，掌控东方明珠和《上海日报》的上海传媒集团总裁李蕊刚，也成为中国传媒部门的权势人物。他还创立了私募股权公司CMC资本合伙企业，这是中国最大的PE公司之一。斯托克斯的ACE是CMC的创始投资方之一。
CMC因参与李蕊刚的多只基金而从中国科技繁荣中受益。在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命运转折中，李的公司CMC也接管了默多克的星电视许可证。另一位曾与斯托克斯家族有联系的上海媒体高管何锦君，如今在广东省的宣传部任职，成为该省最大的省份之一的最高领导。
这一切都是互惠的。在2014年，当华为希望竞标在澳大利亚建设4G基站时，斯托克斯则及时出手，助力这一项目成功。华为随后遭指控协助中国政府进行监控。
斯托克斯对华为的拥护，和他1995年坚决反对中国矿业公司中信试图收购Portman Mining（部分基于国家安全考量）相去甚远，或是他对新电信（SingTel）收购Optus的抗议。当时斯托克斯表示：“在某个外国政府利益与我们截然不同的情况下，让澳大利亚的电信网络由该政府控制并不合适。”并指出新加坡采用的秘密监视方式。
凯瑞·斯托克斯在2012年悉尼的中国世纪大会上发表演讲。丹·亨布雷赫特摄影
斯托克斯长期以来一直游说澳大利亚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宽容的态度，令人难忘的是，他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我在美军指挥下的澳大利亚领土上看到武装部队感到生理厌恶。”而后，随着中澳双方因政府拒绝华为一事及对新冠病毒的调查而发生冲突，他的声音愈发响亮，私下努力试图说服时任外交部长、也是西澳老友的朱莉·比晓普。
“斯托克斯会直接致电特恩布尔政府的部长，告诉他们不要做某些事情以避免激怒中国，例如在南中国海进行海洋自由航行演习。”一位知情人士称。
即使在中国与美国贸易冲突的情况下，斯托克斯及ACE和史密斯仍然在为下一个投资时代做准备，保持与最高层的良好关系。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马朝旭现任外交部副部长，位于外交部长王毅之下。据ACE网站的资料，史密斯上月与马进行了会晤。
一位曾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夸赞斯托克斯的媒体在他的多家媒体上对中国进行了“平衡”的报道。三月，斯托克斯的七新闻获选为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肖谦进行罕见采访的媒体。消息的载体就是信息。
斯托克斯拒绝了《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对他的评论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