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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总当年博士论文:勿忘人民 甘作奉献—我的自述‏

By 飞阳电工

November 30, 2014

2003年,福建省外大学校友会等机构编撰《福建博士风采》丛书。首卷入编381位博士,有网民贴出习近平在书中《自述》全文,本报特全文刊出,以飨读者。本文转自公众号:人民论坛网

格言:

老实做人,扎实做事;

不事张扬,只求实绩。

勿忘人民,甘作奉献;

鞠躬尽瘁,奋发有为。

简述:

我1969年从北京到陕北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 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

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走上社会后,对这一点的体会就更深刻了。

我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就能做得比较好;如团结处理不好,凡事就做不好。特别是当年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得就是团结。

在梁家河我跟大家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到我这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窑洞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每天晚上,老老少少络绎不绝,讲古今中外,讲他们感受到的新鲜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

回想我刚下乡的时候,大概有二,三十个知识青年,都是军队干部子弟,半年后大部分都当兵走了。近一年时间里就我一个坚守在那里,感到十分孤独。但当我适应了当地的生活,特别是和群众融为一体时,就感到自己生活得很快乐。

我先后写过十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未获批准。

后来村里和公社要留我,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在研究我的入党问题时,当时的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他”整社”整得好,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巩固;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而后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渴望着有机会能上学深造。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三个志愿都填清华大学。

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地区不敢做主,清华大学来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请示清华大学。这又是一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当时顾不上清华大学的具体工作,刘冰同志主持工作。

当时我父亲刚刚解除监护,下放到洛阳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于是我踏进了清华园。

上山下乡中对学习的渴望,使我与清华大学结下了读书缘。从政近二十年后,我在职读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华大学读的,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我结合实践,对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农村摆脱贫困,福建山海联动发展,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福建省发达地区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完善,农村市场化建设与中国加入WTO等进行系列研究,着书并发表文章。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对基层有了深刻的了解,作出了再下基层的选择。1982年我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到河北正定县。当时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至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

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有刘源和我。我们俩不谋而合,都要求走跟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层离群众最近,最能磨练人。有了上山下乡的经历,我对再下基层充满信心,并义无反顾地下去了。 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我增进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研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能说得过去吗?

总之,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是相当深的,使我形成了脚踏实地,自强不息的品格。脚踏在大地上,置身于人民群众中,会使人感到非常踏实,很有力量;基层的艰苦生活,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而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起在那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还能干事,就有一股遇到任何事情都勇于挑战的勇气,什么事情都不信邪,都能处变不惊,克难而进。

彭丽媛谈幸福家庭生活,习近平夜读诗书

习近平和彭丽媛这对夫妻,一个是中国的政坛新星,刚刚当选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中国久负盛名的少将歌唱家。两人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组成的家庭会是怎样的呢?

彭丽媛15岁考入山东艺术学院中专部,18岁参军到总政,后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攻读大专、本科直至研究生,获硕士学位(我国声乐专业最高学历)。

她是国家一级歌唱演员,全国政协委员。20余年的舞台生涯,彭丽媛为什么总是光彩照人,有什么秘诀?她坦言道:“这跟我的家庭有关,如果我的婚姻不幸福,心有磨难的话,我能有这个光彩留给大家吗?”对于事业和家庭,彭丽媛的态度很鲜明:“一个女人,事业和家庭都很重要。

若叫我为事业,不要家庭、不要孩子,我觉得不可以理解。家庭是女人的靠山,是平静的港湾。我的家庭,同所有老百姓一样,是一个普遍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

彭丽媛原以为自己熟悉农村生活,吃过不少苦。可未想到,习近平经历过的生活比她更苦。 习近平出生于1953年6月,祖籍陕西富平。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习仲勋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

“文革”中,习仲勋是第一批受冲击的干部,而这个家庭也是“文革”中被冲击的第一批干部家庭之一。1969年1月,习近平插队落户到陕西省延川县一个名叫梁家河的小山村,直到1975年回北京上大学。大学毕业后,习近平被分配到国务院办公厅,担任耿彪同志的秘书。

在陕北农村时,当地的老百姓有空就爱跑到习近平的土窑里,听他侃大山。习近平给父老乡亲讲大山外的世界,讲古今中外的事。村里人深深地爱上了他,老老少少都喜欢找习近平聊天。

习近平酷爱学习,白天干一天活,深夜还要在煤油灯下读书,读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书。1972年8月,习近平作为知青积极分子,被延川县抽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路线教育”。1973年冬天,习近平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他带领社员到寨子渠打坝,当时天寒地冻,打坝的河渠里冰块很厚,不处理掉,坝基不稳,春天一融化,坝就塌了,会劳民伤财。工地上,习近平做了下渠挖冰块的动员,可是寒冷刺骨,社员们没有行动。

习近平二话不说,第一个跳进冰水里往外搬冰块。干了一阵,群众感动了,纷纷脱掉棉袄、棉裤下水干了起来。习近平带领社员们日夜奋战,给村里打了十几个土坝,治理了好几条烂沟。习近平还给社员们大办沼气,解决烧柴问题。当时,陕西省政府有关部门曾专门到梁家河召开推广现场会。

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上清华大学,临走时,家家户户都请他吃饭。走的那天,全村人都没上山干活,排了很长很长的队送他上路,送了十多里,社员们还在送。

习近平哭了,说:“你们对我这么好,我不想走,就在这里扎根农村一辈子吧。”一个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农民大声对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华大学,我们就有条件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没有人管我们的饭。为了我们将来看北京,你非得走。”之后,送行的社员才依依不舍地回去了些。

但十几个年轻人一直步行60华里送习近平到县城,晚上又一同挤在国营旅馆的一间平房里打地铺睡。第二天,习近平带着社员们到照相馆照了纪念照。那是山里人第一次照相,用了5.50元钱。习近平付钱时,社员们不让,你三角他五角就凑够了。

很多人认为,作为高干子弟的习近平身上却有一种“平民情怀”,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

有的人朝夕相见相知甚浅,有的人初见一面就相见恨晚。彭丽媛和习近平就属于后者。本来,彭丽媛最不喜欢那种媒妁之言介绍式的恋爱婚姻。她想象中的爱情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浪漫。

在她的心灵深处,意中人既有清贫的书香之气和质朴无华,又有寒门天才的自信与傲骨。

然而,她自己也没料到,命运安排给她的伴侣却是一个高干子弟。1986年底,朋友给彭丽媛介绍了个对象。当听说此人在厦门工作时,彭丽媛说:“两地分居怎么办?”她本不想接触,但听朋友说此人“出类拔萃”时,才答应见见面。

当时彭丽媛已在歌坛拥有一席之地,且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早在1982年她就已参加中央电视台第一届的春节联欢晚会,一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获得满堂彩。

见面当天,彭丽媛故意穿条大军裤到朋友家中。她有意考验一下对方是否只重外貌。一见面,彭丽媛心灰意冷,对方土里土气不说,还非常显老。谁知那人一开口就吸引了她。

他不问“当前流行什么歌”、“出场费多少”之类,开口便问:“声乐分几种唱法?”彭丽媛回答后,他又问:“很对不起,我很少看电视,你唱过什么歌?” “唱过《在希望的田野上》。”他“哦”了一声,“这歌我听过,挺好的。”也许这就是心有灵犀。女友在楼下喊她,她没有走。她不仅同他谈了很久,还和他约定了下次“不见不散”。

彭丽媛说:“当时我心里一动——‘这不就是我心中的他吗?他纯朴又很有思想。’后来他告诉我,‘和你相见不到40分钟,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第二次握手,两颗心更加被对方强烈地吸引着。他为她的执著、纯朴、善良而倾心;她为他的深刻、坦诚、顽强、也为他的事业心而倾慕。

习近平坦诚地告诉她:“我从事行政工作,很可能一天十几个小时都不能顾及家。”彭丽媛说:“事业搞好了,家庭才能搞好,两者相辅相成。”谈历史,谈现在,谈中国,谈国外,谈生活,谈追求。

临别时,他深情地对她说:“虽然我们都受过很多苦,但是我们都保持了原有的纯真和善良,希望再次相见……”

结婚这么多年来,他们总是聚少离多。习近平先是从厦门市副市长岗位上调任闵东宁德地委书记,后调任福州市委书记、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2002年11月又调任浙江省委书记,2007年3月,任上海市委书记。

重任在身,他不能常常回北京来;而彭丽媛的工作单位在北京,也不能常常到丈夫身边去,两人一直过着当代牛郎织女的生活。

可做丈夫的从不挑理儿,相反,他在生活中总是对彭丽媛说:“国家培养你那么长时间,尤其是部队培养你那么多年,已形成了这个状况——许多观众都离不开你,我不能让你为了我马上离开舞台,那样也太自私了。”彭丽媛很少对家庭付出,而习近平也要求不高,所以他们结婚后,心态一直都是平衡的。

他们工作性质不同,但相互之间总能找到契合点。他搞行政,她当歌手;他研读政治、哲学书籍,她博览艺术、文学作品。

习近平对彭丽媛不仅有丈夫的体贴和照顾,还有着师长般的关怀。“或许是年龄差距的缘故,他待我如同小妹妹。我认为他是所有女人心目中最称职的丈夫,女儿心目中最称职的父亲。近平很辛苦,心里牵挂着千家万户,哪里顾得上自己?有时我去看他,他还要把会议、下乡往后推,就为了有时间和我在一起。我觉得太麻烦他了,就很少回去。一回到他身边,我就给他做可口的饭菜,调剂一下生活。”像普通妇女一样,彭丽媛也操持柴米油盐,上街买菜。

彭丽媛怀着平常心过非常平凡的生活,她从不将台上的感觉混同于台下的感觉。“近平回到家中,我从没有意识过是什么领导来了,他在我眼中,只是我的丈夫!我回到家,他也不会想什么明星、名人来啦,在他眼中,我就是他老婆!”习近平面对彭丽媛总是一种平和的心态,从未要求过彭丽媛在家做家务,伺候自己。

他说:“我没有为彭丽媛的事业,生活方面操心过也帮不上忙。因此,我怎么能反过来要求她做这做那呢?只要她一切都好,在家干不干家务,我都高兴。”

彭丽媛拿到硕士学位那天打电话告诉习近平,“是吗?”电话那头是习近平不紧不慢的声音:“你赶紧回来吧!”彭丽媛问:“怎么不祝贺我?”他说:“有什么好祝贺的?我这里有一大批硕士,还等着分配工作呢。”

习近平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每次彭丽媛到他那里,他从不声张,很多可以携夫人一起前往的场合,也都不让彭丽媛参加,说:“成天带着老婆,别人会说闲话,影响不好。”

习近平对彭丽媛的要求更是严格,他曾与她约法三章:“我是党员干部,你可不能走穴。”彭丽媛严格遵守。“近平是个很好的人,在任何人面前都不摆架子。他的同学有的出国成了富翁,他有条件出去,但他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做人民的公仆。所以,我不能让丈夫放下五百万父老乡亲的重托而为自己一个人!”彭丽媛不仅深深地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丈夫,在生活上也总是尽可能地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体贴。

彭丽媛头一回到福建探亲,才体验到南方过冬没暖气的滋味。回到北京,她就惦记着给近平做一床棉被。街上卖的尺寸小,近平个子高,盖不住脚。她想起山东老家的棉花好,特地叫妈妈用新棉花做了一床6斤重的大棉被。正巧她要外出演出,先去东北,最后回到福州,她就背上鼓囊囊的大被子上路了,沈阳、长春、鞍山,走一路背一路。搭乘沈阳——福州的航班时,有两个旅客指着她的大被子打起赌。

一个说:“这人像彭丽媛。”一个讲:“笑话,彭丽媛能背着被子到外地演出吗?不信咱俩打赌!”同行的演员看着彭丽媛戴着墨镜,扛着被子的滑稽样更是一路取笑个不停,可她依然笑着说:“我彭丽媛就不能为丈夫扛回被子?!”到了福州,彭丽媛抱着被子颠簸了300多公里才到宁德。当时,习近平还在宁德当地委书记,他盖上了新被子,连声说好。

因为晚育,彭丽媛的女儿比妹妹的孩子还小。1992年,彭丽媛临产的日子里,习近平也不能陪伴她。为了工作,他依然三天两头下乡。那段时间宁德地区遇到强台风的袭击,习近平去了抗洪抢险第一线,整整三天三夜都没回家,更不用说到医院探望彭丽媛和孩子了。

说起孩子,彭丽媛非常动情:“当初,我希望生个儿子,近平却希望生个女儿,结果还是他如愿了。

看着他和女儿在一起时喜滋滋的模样,我怎能不乐在其中?女儿很像他,也和他最亲。我带她时,她老是调皮捣蛋,可是一跟她爸爸,她就乖得像只听话的小猫。”他们的女儿小名叫木子,大名习明泽。“希望她将来清清白白地做人,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说完,彭丽媛露出了母亲的满足与自豪。

唐人街精选自《福建博士风采》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