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四，小年。快正午了，父亲还没回。二姐去村口，站高坡上往远处看。去了三次，都没见着父亲的影子。
桔伯伯来还秤，问：“蔡根深还没回呀？”
母亲面露焦虑，叹口气，摇头。
秤是桔伯伯早上借去的。当时他随口说了句，“蔡根深不在家啊。”
母亲说，上街买年货去了。我们村的人，去县城，谓之“上街”。
母亲没说真话。我知道父亲干什么去了。后半夜，我被尿憋醒，听得父亲起床，听到独轮车的响动渐渐远去。之前，父亲有好几次也是深更半夜起来，摸黑推着独轮车离家。
那时的我，四五岁吧，但有啥秘密休想瞒得住我。夜间，我多半会起床撒尿，偶或能听到父母细声商量这事那事。
不能再等了。吃罢中饭，大姐开始往大铁锅里装水，灶塘里塞柴，点火，烧。
早就讲好，小年这天杀年猪。全家都等不及了。大哥卸下一扇门板，搁两条高凳上。猪被杀后，会躺在这扇门上，开膛破肚，接受肢解命运。三姐只比我大两岁，也被安排了活。她备好一个大木盆，撒点盐，放些凉水。等会盛放和稀释猪血要用。
我最小，无所事事，跑上跑下，心里已乐开花。猪栏里那头猪，黑白相间的花猪，我已冲去看过无数次。它连早饭都没吃，饿得慌，在空荡荡猪食盆里乱拱。这家伙嘴里正哼哼唧唧，想必是怒火万丈，骂翻了天。它哪晓得，是母亲特意不给它吃。就要去见阎罗王了，还吃什么吃，浪费粮食。
叔外公终于来了。他住邻村，是杀猪匠。手上拎着竹编提篮，里面装着屠宰工具。
姐姐去喊了左邻田叔来帮忙。田叔和叔外公闯进猪栏，一边一个人，用手扯住猪耳朵，往外拽。猪暴跳如雷，嚎叫着，不肯就范……
接下来就该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了。家里却闯进三个客人。
穿中山装的，姓刘。他在我们家吃过“公派饭”。他是公社下派到生产队的驻队干部，他的吃喝，由生产队安排给各家各户，轮着来。还有一个，一身灰衣裳，不久前征新兵入伍，来生产队鼓动适龄小伙子积极报名，大人都喊他陈部长。他是公社武装部的部长。
余下一个最威风。白衣白裤白大盖帽。他往我们家门口一站，所有人惊得连喘的粗气都压缩，拉长，变成几段细长细长的热气吐出来。他是一名“公安”。
来公安人员了！不用谁粗嗓门吆喝。眨眼功夫，我们的家门前聚集好些社员。都不敢出声，站得好远，盯着公安看。
公安的腰间，那天是不是别着一把驳壳枪？我忘记了。就算没枪，当时的我也怕得要命，怕得差点忘了呼吸。哥哥姐姐也好不到哪去，个个一动不动。
刘干部对我母亲说了点什么。母亲单薄的身子晃了几晃，后退两步，靠着墙壁。依旧没能站稳，顺着墙壁往下滑，最后一屁股坐地上。我和小姐姐惊得大哭，跑过去，趴母亲身边，抱住她的胳膊，拼命摇，不顾一切哭喊，“妈妈，妈妈。”
母亲没昏迷。她没哭，居然还冲着我笑了一下，很短的笑。她伸手抹一把我的脸，说，不哭。
婶婶赶过来，和我的大姐二姐扶起母亲。公安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翻开，目无表情对母亲说：“……三天内，缴清33元罚款，蔡根深同志就可以回家了。”
33元！说得轻松，那是天大的巨款。我家要有这么一笔钱，我母亲铁定会急得不晓得藏哪才能睡个囫囵觉。
父亲犯了“投机倒把罪”。
他去宁乡煤炭坝的煤矿装满两箩筐煤，用独轮车运到长沙卖掉。然后在长沙走街串巷，收购破铜烂铁，又用独轮车推着，去找乡下打铁铺，有个好价钱就赶紧卖掉。
父亲的算盘打得妙。冬天，湖南冷得叫，户户要烧煤取火。他的煤炭总能一进长沙城就卖光，而且价格喜人。腊月，家家要大扫除迎新春，恨不得把家里所有破烂一扫而光，父亲总能低价买到废品，甚至还能捡到人家白扔的值钱东西。
去回全靠走路。
多年后，父亲忆苦思甜，说长（沙）常（德）公路上设好几道检查关卡。他早把关卡设在哪记牢了。有时是他一个人，有时和同村万礼章一起，近关卡时赶紧绕道走乡间山路。“冤枉路”没少走，求的是“安全”。
这回，父亲终究被围追堵截的民兵逮住。独轮车和废铁当场没收，人被扭送去人民公社。
至今也不清楚33元罚款的数额是如何确立的。母亲始终端着笑容说好话，婶婶和左邻右舍也加入求情行列。三个“公家人”却不摇头也不点头。他们也做不了主，他们只能公事公办。公安指着已被捆上四条腿，赖地上嚷嚷不休的猪说，“就用它带作抵吧。”
母亲央求叔外公，“叔，麻烦您把它赶到公社大院去好吧。”
人和猪就要出发，母亲又急急唤住。她用盆装了些剩饭，倒好多米糠，再舀两瓢水，拌匀，放地上。“吃饱了，你再上路吧。”见猪狼吞虎咽吃得欢，母亲擦眼角，劝猪，“来世，你不要再变畜生了。”
我终于明白是什么好事发生，死命拽住猪尾巴，哭天哭地坚决不肯撒手：“我要吃肉，我要吃肉……”——这一幕，好多年，常常是哥姐们嬉笑我的主题。他们模仿我拽住猪尾巴不让走的姿势，模仿我撕心裂肺的哭喊。事实上，他们又能比我好到哪去。
哥姐个个眼泪汪汪。只是不敢嚎啕大哭。母亲有很多条条框框，说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哭也有规矩，不能指天锤地没脸没皮。
整个村，那年头，顶多三户人家能把一头猪喂到年尾，杀掉，吃肉喝汤迎新春。我没给猪做过任何贡献。三个姐姐，为喂猪，苦和累没少挨。她们仨谁没烈日炎炎下去外寻猪草，谁没提着笨重馊水桶往猪食盆里倾倒过。
猪走了，人散了，家里安静下来。直到这时，母亲才扶着饭桌边沿，缓缓把自己放稳在椅子上，开始哭。没声音，只有眼泪沿着脸颊往下淌。猜不透母亲眼眶里究竟装了多少泪水，使劲擦，总擦不完。
公家人说话果然算数。父亲回家了，带着独轮车和几块废铁。生性开朗的父亲，竟然还笑眯眯的，夸抓他的人好，没将他直接往牢里塞，又赞人家百分百公正无私。猪过称后，说价值超过33元，就把没收的废铁独轮车抵钱还给父亲。
父亲在空中给我们画了个香喷喷的大饼：“今年过年没肉吃，明年过年一定杀个大年猪。”
明年遥遥无期，我们还是想哭累了休息一会再继续哭。
没想到，我们很快换上了欢笑。
隔了一天，上午，有人出现在我家地坪上。
他的肩上横着根竹棍，一头挂着两个用草绳绑着的猪脚；又有两条鱼，用草穿透嘴巴再挂竹棍上。另一头，居然吊个猪肘，也就是猪的大腿部分。想必不轻，没心没肺在竹棍顶端荡秋千。
陌生人张嘴就问：“这里是蔡根深家吗？”
猪脚、鱼和猪肘，是家在益阳衡龙桥的二姨妈送我们的。
我们那里，大年三十的餐桌上，有鱼有肉有鸡之外，猪脚是必不可少的。猪脚上桌后，我们称为“猪手”。父亲母亲一再强调，猪手在团圆夜，名字又改了，叫“抓钱手”。老家有句顺口溜，“过年要吃猪手，来年钱不离手。”正月初一呢，有一个蒸猪肘摆桌子正中央，先敬奉天地菩萨和祖宗神灵，然后一家人吃，同样必不可少。因为，油乎乎的猪肘，预示新的一年的富足。这两个，算所有年货中的重中之重，缺一不可。
二姨妈家离我们十多公里吧，才过一天，得知我们家出意外，已给我们备好鱼肉并送来了，动作真快。
那岁月没手机，也不通电话。然而，哪家有个风吹草动，靠口头传播，一传十，十传百，半响工夫，很快连月亮宫里的嫦娥怕是也已耳闻。
更没想到的是，紧接着出现一件怪事。
大清早，父亲起床开门。门前倒扣着着一个箩筐，箩筐上还细心地压着块石头。
掀开来，里面摆着一个猪头，一碗猪血，一副猪大肠，两块新布料。
谁送的呢？父母把亲友近邻盘算了半天，还是找不到方向。
父亲乐坏，哼着小调用柴火清除猪头上的细毛。他爱吃猪头肉。
母亲把布料铺开来，又方方正正折叠好。年终快到鼻子尖下了，这布料肯定不是送来给我们做新衣服的。那是用来作人情礼的。那时的春节，走亲访友，往往把布料当厚礼。因为当时除了钱，还得有限量供应的“布票”才能买到布。把布料说成珍贵物品不为过。
白天，母亲与邻里聊天，故意没话找话旁敲侧击。她想亲自“破案”。但始终没邻居坦白从宽。
后来，父亲劝阻母亲，要她别去找答案了。
父亲是对的。尽管不是杀人放火的大罪，可顶着投机倒把的帽子，父亲毕竟“戴罪”在身，左邻右舍哪敢公然表示同情和亲近。
过了好些年，母亲告诉我，猪头和布料是一位舅爷爷送的。这个和我们家没丝毫血缘关系，相互间却走得很勤的舅爷爷，是走村串巷的剃头师傅。他的腿有些跛。
夜深，他用麻袋装着猪头和布料，深一脚，浅一脚，从邻县的洪龙山村走到我们家。他不忍心敲门惊醒沉睡的我们。看到墙根下有个箩筐，就拿过去，把布料猪头倒扣在箩筐下。担心野狗来捣乱，抓块石头镇住箩筐。
舅爷爷说起自己当“夜行侠”的事时，已是改革开放时期。世界早已变了，他歉意地解释，那年他家没杀年猪。他给人家剃头，全家人剃头的钱都不收，讨要了他家的猪头。他记得我父亲喜欢吃猪头肉。
至于猪血和猪大肠，舅爷爷坚决否认那是他搁在箩筐下面的。谁放的呢？
突然记起，当时，家家户户喜欢在碗底刻个姓氏。如蔡王孟刘，甚至直接把姓名全刻上去。那个装猪血的碗，偏偏碗底一清二白，没字。搞不清是谁铁下心硬要制造一个无人破解的悬案。这桩悬案，恐怕只能永沉岁月深处。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凭空飞来的猪大肠，被母亲熏成腊肠。正月里，晒干的朝天椒炒腊肠，真香。我再没吃过比那一年的腊肠，更美味的人世珍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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