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这个中国繁华的中部枢纽城市在封城后突变静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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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整一个月，本地人、商人、游客因为同一个原因被困在这座城里，这一个月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1月20月，中国方面首度确认，新冠病毒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染。
就在两天前，彭茜茜（Cici Peng，音译）刚刚带着两个孩子——三岁的 Ethan 和五岁的 Angela ——回国探亲，直觉告诉她情况不妙。
“我当时好像感觉劲头不对，就决定赶紧回乡下。”
他们来到了距离武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天门石河镇。
同样在武汉的持不同政见者吕新华也有同样的预感。
“因为我对社会事务比较关注，所以在封城之前就有警觉。”
他让家人赶紧囤积物资，当时大家都觉得他反应过度。
“这个体制只会讲好话，不会讲出实情。因为他们的理由是害怕带来社会恐慌。”
当时的武汉街上戴口罩的人还不算多，大家生活一切照旧。
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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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1月23日开始封城后机动车和人流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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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凌晨，当局忽然宣布对武汉实施“封城”，暂停所有公共交通，进入“战时状态”。
这一天是澳大利亚公民莫克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他于1月21日抵达武汉。原计划和当地的合作伙伴赶在春节期间在湖北乡下拍摄民间过年的照片。莫克和他的团队计划在1月23日从武汉启程前往拍摄地点，可是当天凌晨，莫克却被一通电话吵醒。
“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说武汉封城了。”
“当时很惊讶，封城的消息太突然了。当时的火车票、机票全都没有了，完全走不了了。”
莫克并没有恐慌，他认为封城应该只是暂短的，于是决定听天由命，继续在酒店里住下去。
“一直到1月31号的时候，我们还都是住在酒店里。因为当时封城之后，很多政策也都不很清楚。所以酒店就把顾客集中在了一层，集中配餐。”
“再到后来，酒店就把员工宿舍清出来了，我们就直接搬到了那里。这样好的是房费也不收了。但是所有的饭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做。”
武汉封城两天后，新冠病毒也扩散到了国外。1月25日，澳大利亚墨尔本确诊第一例感染病例。1月26日，武汉市长周先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因为春节和疫情的影响，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还有900万人留在城里。当日，港澳政府宣布限制湖北省居民入境。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和法国宣布从武汉撤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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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让很多人措手不及，这其中就包括了墨尔本驯马师“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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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赛马训练师 Rui Severino 中文名“瑞”在中国已经工作了四年，并学会了中文，能自如地与他的中国团队及同事交流。在2019年圣诞节期间回墨尔本与家人见面之后，他于1月15日返回了距离武汉汉口20公里的一处驯马场，没想到就困在了当地。
“从精神层面上讲，我所经历的是煎熬的时刻。我们进入封城状态，人无处可去，生活状况算是一般。每个人都想回家。”
家人远在南半球，作为驯马场里唯一的外籍人士，“瑞”虽然想家但也感到肩上的责任。
“我手下有着一大队人马，我有着不少的责任，我不能抛弃他们而去。”
在他的脸书上，“瑞”将自己决定留在武汉的想法贴了出来。下面跟帖的朋友都对他的安全表示担忧。
“我很害怕，说不害怕那是在骗人，每个人都很害怕。我的家人、朋友也很担心我。”
疫情发展得很快。这个起初人们没太在意的新冠病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了人们一个措手不及。
病例只在50米远处
据中国国家卫健委通报的数字，1月28日，中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报告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03年非典（SARS，又称萨斯）的规模。
1月27日，澳大利亚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mmission）开会，决定启动撤侨行动。
封城前就躲到湖北乡下的澳大利亚公民彭茜茜和两个孩子在武汉封城后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我们当时感觉很紧迫。 想去乡下躲一躲，全家护照都在武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孩子没有尿片，换洗衣服没有了，奶粉也不够，我们只带了两个星期的量。我们当时非常着急，因为所有商店都关门了。”
“再加上孩子很小，特别担心他们生病。 他们不是中国公民，真不知道该怎么去看病。”
后来，彭茜茜和两个孩子得到澳大利亚和中国有关部门的帮助，获准重返武汉，并乘坐澳政府派出的第二班撤侨航班回到澳大利亚本土。
目前彭茜茜和孩子们还在达尔文接受隔离。
与彭茜茜一家相比，莫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他也是澳大利亚公民，但是澳大利亚外交部决定让急需撤离的人先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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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克是目前仍然滞留武汉的大约100多名澳大利亚公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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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批撤侨名单里都没有我。他们给我的回复是老人、孩子和妇女优先。我理解政府这样做也是有它的难处的。还是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先撤走。目前滞留在武汉的还有100多人[澳大利亚公民]。”
他说一周前有通知说每家每户每三天只有一个人可以外出。但是从15号开始，所有的出行通行证全部作废。这意味着基本上不让外出了。现在遇到的最大问题是生活物资的采购。
“我之前买的肉已经吃完了。现在只有蛋和蔬菜，还有一点水果。如果再有四、五天的话，可能就弹尽粮绝了。现在购买都是通过网上团购，由社区分发。每次去领也只限制在10户，每户派一个人去领。现在非常严，以防止交叉感染，” 莫克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
他透露他酒店所在的社区有四人被确诊了。一例离他最近的也就50米远而已。
“2003年北京发生非典时我就曾在一线。所以对此我不是特别害怕。但是我知道要做好必要的防护。”
“但是现在口罩、消毒酒精都没有了，根本买不到。”
“现在我也是只有支出，没有收入。这也很头疼。现在这些钱是向同事和朋友借的，以求暂渡难关吧。我这次出来也没有带太多的钱。”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自己的衣服不够。原计划来这里工作一周，根本就没想到会待上一个月。”
在1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2月1日，澳大利亚全面禁止来自中国大陆的外籍旅客入境澳大利亚。
医院超负荷运转
2月3日，据称有1000个床位的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使用。2月8日，雷神山医院也投入使用，开始收治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
当局还将一些体育馆和展览馆等临时改造成所谓的“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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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武汉中心医院的护士告诉ABC中文，他们医院超负荷运作，很多医护人员几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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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知情者向ABC透露，武汉的医护人员都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不准向外透露情况，否则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
一位不希望具名的武汉中心医院护士在微信上写道：“现在根本没人管得上我们，物资都不给发，报喜不报忧……感恩的肯定有，更多的是愤怒，从封城那一刻开始。”
从ABC中文掌握的信息显示，直到2月11日，这种情况至少在该医院都没有太大的改善。
“好多人已经崩溃了，我们科已经有好多同事隔离了，被抢救的，插管的，好多是我们医院领导，所以上班的人，看到更心痛，天天哭。”
“实际现在医院自身难保……医院的护工、阿姨、保洁、大叔全部跑了。”
“当逃兵不是我想做的事，但是我也不想当英雄。”
ABC无法独立证实上述指控的真实性。
2月7日凌晨，疫情“吹哨人”、眼科医生李文亮去世，迅速引爆中国社交媒体热点。哀悼他的信息一夜之间刷屏各大社交媒体，关键词#我要言论自由#也开始在微博上受到高度关注。专家表示，李文亮之死引爆了自疫情扩散以来社会上对政府累积已久的不满情绪。
中国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京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猛近日表示，目前全国有3000多名医务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六人死亡。
防疫高于一切？
2月12日，湖北十堰市张湾区发布全国首个“战时管制令”，严格控制居民出入。2月16日，这种严控措施扩大至湖北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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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新华是武汉一位异见人士，他指出封城后的禁足让他回想起了四年监狱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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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武汉异议人士吕新华来说，被逼在家待着是不能接受的。他曾因为在1998年试图组建中国民主党，被以煽动颠覆罪被判入狱四年。
“说实话，禁足和坐牢是一样的感觉。人一旦脚步不能迈开，感觉就特别不好。我以前也有过坐牢的经历。我认为这是侵犯我的人权的。”
“但是对于中国我身边生活的庞大人群来说，他们很少有自我权利的意识。因为经常受到集体主义的洗脑教育，他们会认为自疫情期间，不出门是对祖国做贡献。他们不去反思这是怎么造成的。”
“很多人对于违反人权的事情，例如在外面走被警察抓，甚至还有被打到下跪的人，大家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有想到这是对人权的侵犯，这是十分可悲的。”
然而，澳大利亚公民“瑞”虽然同意这样的封城可能只能在中国执行，但是他却不认为这是侵犯人权。
“起初，政府建议人们待在家中，建议大家戴口罩，而后在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全面封城措施后，每户家庭允许派一个人每两天出去采购。这不像是有人拿着枪在你楼下值班，叫你‘不准出去’。”
封城的“功”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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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封城看来要进入第二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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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被免职，由上海市长应勇接替。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也遭到撤换。澳大利亚政府也连续两次决定对来自中国旅客的入境禁令延长一周，至2月29日。
驯马师“瑞”对ABC中文表示他认为中国政府的封城措施取得了效果。
“如果没有这些措施，没有人可以想象会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
“现在各种数字都在每天下降。我相信这些数字是真实的。”
异见人士吕新华则认为要一分为二。
“最初，政府隐瞒疫情，我要给它打负分。这曾造成病毒的广泛扩散。”
“之后，在情况无法控制下，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手段和隔离管制措施，这些措施当然是有效的，然而这种隔离却可以采取更加人性化的手段。但是对于集权政府，没有这种意识，因此，后期我给它10分里打5分。”
莫克仍然滞留武汉，虽然封城带来了诸多不便，但是他也表示了认可。
“我觉得是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封城最大程度地减少了人员的流动。这样的话，有关部门就可以把精力集中在患者的救治之上。然而，封城的代价是巨大的。但是这对防疫是很有效的。”
“[1月23日]，原先说隔离14天，现在又进入到第二个14天。看样子还有可能要面对第三个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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