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外交部及一名匿名中方官员列举了北京不满堪培拉的多条“罪状”。
本周,我们在几天之内就看到了两条影响澳中关系的重大新闻。
上周日(11月15日),东盟10国与中、日、韩、澳、新五国经八年磋商,终于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
周二(11月17日),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与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在东京会晤,随后两国领导人就已协商六年之久的《互惠准入协议》(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RAA)达成“原则协议”。
莫里森邀请菅义伟明年访问澳大利亚,届时正式签署该协议。
莫里森与菅义伟在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两国领导人对南海与东海的局势“表示严重关切”,并“再次确认,他们强烈反对任何旨在改变现状、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胁迫性或单边的企图”。
中国方面对上述两件事态度迥异。
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称,澳日领导人在会谈后发表的声明中就有关问题无端指责中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社论中指出:“日本和澳大利亚应当说做了一个坏的示范,它们不仅将各自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定义成‘安全威胁’,并且呼应美国的要求采取行动,搞出亚太地区除美国之外第一个双边准军事同盟的雏形。”
澳中关系自2017年特恩布尔执政时期起就日渐恶化,而且在不少专家看来,这种趋势还在持续当中。
本周的《直播澳洲》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三位嘉宾对目前的澳中关系进行了分析。
RCEP与RAA:“左右逢源”还是“选边站队”?
洛伊研究院(Lowy Institute)中国问题客座研究员蔡源指出,RCEP的签署有逆转“反全球化风潮”的作用。
此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副教授李明江博士在接受ABC中文采访时说,该协议对改善澳中关系不一定有帮助。
虽然蔡源先生也持类似的悲观态度,不过,他认为澳大利亚还是希望能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贸联系。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经表示,亚太国家很想与中国保持密切的经贸往来,当同时也想保持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所以说亚太国家是不希望选边站的。”
“就澳洲而言,美国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在RCEP一事上[澳洲]已经不是第一次与美国作出不同的决定了。
“在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担任总理时,澳大利亚加入亚投行也曾受到美国政府的极力反对,” 蔡先生说。
墨尔本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卓少杰博士认为,在经济利益上,美国能给亚太盟友的帮助与好处不够,在新冠疫情的重大打击下,大家都需要依仗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大家不可能再依靠美国来推动各自的经济发展了。”
在谈到澳日原则上达成的《互惠准入协议》,卓少杰博士认为这一定会让北京感到不快。
“在这个时候,澳日两国达成这一协议肯定与中国脱不了干系,但这是否可以提升到一个可以威胁中国的程度,我觉得还有待探讨。”
相反,卓少杰博士认为澳日提升军事伙伴关系可能会对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起到积极作用。
“这可以保持亚太地区的一个军事平衡。就国际关系的角度讲,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而不是像北京所说的逆向发展。”
卓少杰认为,目前澳中关系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时刻,再加上北京一直把澳大利亚称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急先锋”,因此让这个准军事盟友的《互惠准入协议》带上了一些冷战色彩,这是很难避免的。
澳中关系恶化孰是孰非?
周二晚,澳大利亚Nine Newspapers报业集团收到一位中国使馆官员匿名提供的文件,其中列出了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十几条不满之处。
中国此前对文件中的大部分指责都已表达过不满,包括指控澳大利亚不公平地阻止中国投资、对中国疫情措施的恶意中伤、错误指责中国进行黑客行为、“不断放肆干预”香港、台湾和新疆问题等等。
除此之外,文件还提到澳大利亚禁止华为参与5G网络建设,批评澳大利亚在反外国干预方面的工作,包括“鲁莽”没收中国记者财产,并允许联邦议员进行“对中国执政党过分的谴责”。
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也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强调了其中三项“罪状”。
澳大利亚政府表示,中国这些指责是不合理的,并没有反映实际情况。
联邦政府还表示,这个清单恰恰证明了澳大利亚没有做任何故意破坏与中国关系的行为,仅仅是坚持原则和保护主权。
近来中国政府通过关税及非关税限制措施阻止澳大利亚产品进口,澳洲牛肉、葡萄酒、煤炭和龙虾等出口商品均受影响。澳洲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做法是以大欺小的“霸凌”行为。
“看起来[澳中之间]起初的政治纠纷,现在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经济纠纷,” 蔡源说。
“中国非常清楚[自己]在澳大利亚的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现在,中国政府决定使用经济上的力量来做出惩罚性的行动。”
“当今世界,建立在规则之上的秩序(rule based order)正逐步势弱,超级大国更不愿意去遵守现行的规则。而比较喜欢用单边的经济手段来惩罚自己的贸易伙伴。”
“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霸凌,而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维持全球自由贸易运作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规则逐渐因为大国的不遵守[而受到威胁],” 蔡源说。
“大国利用本身的经济力量,让自由贸易体系受到威胁。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威胁,这曾是维持过去几十年来世界繁荣的基石。”
卓少杰认为,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的说法在习近平治下有些变质。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有种‘杀鸡儆猴’的作用,不仅是对澳大利亚进行打压,而且是给世界各国,包括加拿大、美国、欧盟和东南亚国家的一种警示,意思是说当你要站队的时候,这就是你一定要面对的后果。”
“谈到负责任,大国外交决策的前提就是必须先对自己有利。这是有目共睹的。这不仅发生在中国,在美国你也可以看得到的。大国毕竟是大国,他们有保证自己利益的方式和方法。”
"负责任的前提的是要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
民主中国阵线全球主席秦晋博士认为,北京的一系列做法的真正原因是记恨澳大利亚在疫情爆发后提出独立调查,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的要求。
“这触碰到了北京的痛点。北京虽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与你争辩,但会用其他办法来制裁你。”
“把[澳大利亚]孤立出来,杀鸡儆猴,要压垮你,这样才会对澳大利亚实行了贸易惩罚。要用经济杠杆打击了澳大利亚。”
“中国不敢对美国这样强硬,但是对加拿大就敢,对澳大利亚也敢,” 秦晋博士说。
“现在澳大利亚正在承受着巨大的损失。这就要看澳大利亚是要秉持价值原则,还是要受到利益的蛊惑。”
“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就是‘战狼’外交,北京说堪培拉触碰了中国的核心利益,而真正的核心利益就是中国统治阶层的利益,即政权的稳固可能会受到影响。”
秦晋指出,2017年前,澳大利亚一直在中美之间摇摆,在经济上靠中国,在防卫上靠美国。而就在几年前,澳大利亚不再骑墙头,而是回归价值观、意识形态联盟。
有关澳中关系的辩论是否缺少多元的声音?
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DFAT)常务副部长、前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Frances Adamson)此前警告,中国会抓住机会利用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激烈的(robust)”讨论将澳大利亚塑造成一个“不包容的”国家。
近来堪培拉发生了一系列与种族和外交政策相关的争议性事件。孙芳安在发表上述评论时没有明确指明议会中的任何人,而只强调了澳大利亚对中国“激烈的”讨论。
“我们需要注意,注意我们的表达方式,”孙芳安说。
上个月,自由党参议员艾瑞克·阿贝兹(Eric Abetz)在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要求三名华裔证人公开谴责中国共产党。工党则批评阿贝兹对这三名华裔进行“忠诚度测试”。
此外,工党还批评昆士兰自由国家党议员乔治·克里斯滕森(George Christensen)举办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公开活动,煽动社区内的种族歧视。
有人认为在以言论自由为重要价值观的澳大利亚,有关澳中关系的大辩论似乎出现了“一边倒”的声音。
《南华早报》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澳大利亚“鸽派”的声音不见了,看到和听到的都是“鹰派”的观点。
在问到是否“鸽派”人士担心被贴上亲中、亲共的标签而选择沉默时,秦晋博士表示,一直以来像他这样的支持民主自由的声音因媒体记者的偏好而长期被忽略了。
“媒体上言论自由与否更多地与记者本人政治理念和偏好有关。”
他说他的很多想法也被一些澳大利亚华人媒体给“和谐”掉了。
卓少杰博士也表示,在学术研究领域,学术自由的空间也变得越来越窄。
“不仅仅是中国通过港版《国安法》在全球范围内对学术空间进行控制,在西方,尤其是澳大利亚和美国,学术空间也在逐渐地缩小着。意味着如果你亲中就不会有[学术]地位。你会发现反中的声浪越来越大。”
“这变相地对学术自由的环境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学术已经政治化了。”
“我最担忧的一点就是种族政治化,多元性与言论自由的政治化。”
蔡源先生认为这其实是一个“平衡度”的问题。一方面要保证大家各抒己见,言论自由,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方式方法,让所有人都有发声的空间,而不要因为别人的意见与自己的不一样而阻止别人发表看法,甚至以贴上“亲中,反中”标签的方式控制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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