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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 中国拘禁了我的维吾尔老教授,但关不住他的诗 – 澳洲唐人街

Emily Haasch

最后一次见到我的老教授阿不都卡德尔·加拉里丁(Abduqadir Jalalidin),是2016年底在他的乌鲁木齐住所。就着他家自制的拉条子和几瓶中国白酒,我们谈笑风生,从维吾尔文学到美国政治无所不聊。加拉里丁本人也是一位着名诗人,几年前,当我为我的维吾尔诗歌硕士论文做答辩时,他坐在我对面,问了一些尖锐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只是朋友。
那是个难忘的夜晚,自从2018年初得知加拉里丁和其他100多万维吾尔人被送进中国的拘禁营后,我多次想起那个晚上。
就像我的其他朋友和同事一样,他们消失在这个巨大的秘密古拉格集中营里,几个月甚至几年来,加拉里丁音讯全无。然后,在今年夏末,沉默被打破了。我得知即使在拘禁营里,我的老教授还在继续写诗。其他囚犯已将他的新诗铭记于心,并设法将其中一首传送到拘禁营的大门之外。
在这个被遗忘的地方,我没有爱人的抚摸/每个夜晚都有更黑暗的梦,我没有护身符/生命就是我唯一所求,我没有别的渴望/无声的想法折磨着我,我没有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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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是谁,我变成了什么,我不知道/能向谁倾诉我的心愿,我无法诉说/我的爱,命运的心意难测/我渴望走向你,我没有行动的力气
从裂缝和罅隙,我看到季节的变化/为寻找你的消息,我徒劳地寻找花蕾/我从心底渴望和你在一起/有什么道路通往这里,为什么我没有回家的路
加拉里丁的诗,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场仍在进行中的灾难的有力见证。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将越来越多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纳入不断扩大的拘禁营、监狱和强迫劳动设施体系。一场大规模的绝育运动以维吾尔女性为目标,而前段时间发现来自该地区的数吨人发,很可能就源于这些拘禁营,这令人想起人类历史上一些最黑暗的时刻。
但教授的诗也证明,维吾尔人将诗歌作为一种社区生存手段的独特用途。面对铺天盖地的国家暴力,人们可能会觉得诗歌没有什么帮助。然而,对许多维吾尔人来说——包括那些冒着风险分享加拉里丁诗歌的人——诗歌的力量和重要性在美国语境中是无法想象的。
诗歌渗透着维吾尔人的生活。有影响力的文化人物往往是诗人,各种背景的维吾尔人都会写诗。日常对话里充满民谣的节奏——比如“不要忘记自己的根/让你的旧靴子保持光泽”这样通行的民间谚语——社交媒体上也充满各种新作的诗句,内容包括失业到语言保存等各种话题。每个维吾尔人都知道1933年被一名中国军阀杀害的诗人阿卜杜哈利克(Abdukhaliq)的话:“醒醒吧,可怜的维吾尔人,你睡得够久了……”
维吾尔人在欧亚文明的十字路口生活了千年,他们的诗歌汲取了突厥口头诗歌的巧妙简洁,波斯诗歌的复杂韵律,以及来自欧洲、阿拉伯世界和中国的现代主义潮流。口头和书面形式交融在阿迪尔·图尼亚孜(Adil Tuniyaz)等当代维吾尔诗人的作品中;而体裁则从我的教授的古典主义到前卫的反偶像主义虚无派无所不包。(“一首诗与孤独的猫头鹰一同飞翔,给夜晚带来忧郁的美丽,”热情洋溢而高深莫测的《2009年虚无宣言》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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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代人以来,这种充满活力的诗意文化让维吾尔人把诗歌磨练成对抗殖民和压迫的集体力量源泉。比如在19世纪,反清斗士萨迪尔·帕力万(Sadir Palwan)通过口口相传的民间诗歌激发反帝国情绪。萨迪尔一次又一次被关押,在牢房里和多次越狱的过程中,他经常创作诗句,尖刻地讽刺殖民当局。“在去往库尔的路上,你的马车坏了吗,大人?抓到了萨迪尔,你现在心满意足了吗,大人?”
一个世纪后,在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维吾尔作家被监禁,他们的书籍被烧毁,但民间诗人却通过记忆和口口相传来维持他们的艺术。1980年代,他们的作品对维吾尔文化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大量观众再次聚集在一起聆听他们的史诗。
进入21世纪,维吾尔人类学家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开始记录这些集体记忆的文献,为当地历史提供草根视角。例如,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地区,达吾提记录了一段史诗,讲述了17世纪准噶尔蒙古人血腥征服哈密后维吾尔人的起义。“听我讲述过去,”一位着名哈密民间诗人唱道,然后他讲述了亚奇贝格(Yachibeg)的悲惨故事,他领导起义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后来被当地官员出卖。
达吾提赞美维吾尔文化的丰富和活力,同时敏锐地意识到它持续面临的压力。“每次去实地考察,”她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从人们的‘活博物馆’回来,都决心继续收集更多的材料。遗憾的是,等我再回去的时候,这些材料都已经不见了。”因为地方官员阻碍了口头诗歌的表演和传播。达吾提本人现在也已经消失了,自2017年底以来,她和新疆大学的许多其他维吾尔族教授一起遭到拘禁。
如今,在中国政府禁止维吾尔书籍、夷平穆斯林墓地的时候,诗歌仍然是维吾尔人民坚持和抵抗的一种强大形式。世界各地的维吾尔人都在用诗歌来应对家乡的灾难。2018年,身在华盛顿的流亡诗人塔希尔·哈木提·伊兹格尔(Tahir Hamut Izgil)写道:“我额头上的靶子/也无法让我下跪。”
就在流亡海外的维吾尔知识分子记录这些暴行的同时,随着中国消灭维吾尔族身份的运动不断升级,新疆大多数知名的维吾尔知识分子,无论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虔诚的穆斯林还是不可知论者,党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已经消失在拘禁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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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身份是一种顽固的东西,正如维吾尔诗人、小说家帕尔哈特·图尔松(Perhat Tursun)在一首着名的诗中所称的那样:
就像塔里木河的水/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也将在这里结束/我们不是从别处而来/我们也不会到别处去/如果是神创造人类/神也是在这个地方创造我们/如果人类是猿猴进化而来/我们也是这个地方的猿猴进化来的
十多年前,图尔松第一次把这首诗放到网上后的几个月里,我在乌鲁木齐的朋友们都会背诵其中的片段。2018年初,随着中国对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清洗扩大,图尔松被送进了拘禁营。然而,他的声音仍在回荡: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看到一名流亡海外的维吾尔活动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图尔松的诗,它在那里继续广泛流传。
世界可以从一个将艺术作为威权主义解药的文化中学到很多东西。在铁丝网和哨塔之后,我的老教授提醒我们,当这种文化被消灭之时,我们决不能默默地站在那里。

Joshua L. Freeman是一名关注中国和中亚的历史学家,也是普林斯顿学者协会的科特森博士后。想了解他的更多维语诗歌翻译作品,请访问Twitter @jlfreeman6。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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