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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门新闻是，美国国会居然被抗议人群攻占，美式民主被一部人认为受到质疑。舆论观点之一，认为是特朗普总统行为导致了美式民主的异化。然而，笔者认为，西方的政治极化现象实际上本世纪第二个时代的新趋势，起初在欧洲表现为左翼势力的膨胀和极端思潮的出现，最后演变为美国街头的“美丽风景”。
研究人员在分析趋势原因时，通常把政治经济学中的这种新趋势归因于2008年金融危机，认为危机后迟迟走不出阴影的经济，是带来政治极化的基础。但经济低迷并不一定带来政治极化，两级分化、中产消融，才是带来政治极化的直接原因。
美国社会马克思价值发展规律再现：中产消融
自上世纪90年代，全球经济进入信息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以来，全球化迅速发展，全球化在推动世界经济进入繁荣周期的同时，也带来西方世界贫富差距的扩大；2008全球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贫困差距问题成为经济、社会、政治等各种议题的核心。
马克思曾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过深入而全面的分析，并得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资本积累的同时苦难不断增长。当前西方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似乎表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并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积累规律，各种收入、财富的税收调节制度，以及反托拉斯法等防止资本过度集中的实践，都没有改变资本主义下财富两级分化的规律，上世纪80、90年代西方中产阶级扩大带来社会稳定结构，或许只是一代人时间内的阶段现象，2008年金融危机实际上就是社会两级分化的经济影响表现。
衡量贫富差距或不平等，经济学界习惯上公认和常用的观察指标是收入基尼系数。然而，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决定贫富差距整体格局的并不是收入，而是财富（资产）；曾经一度风靡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法，2014）就认为，资本所有权不平等是造成不平等的重要原因。经济越发达，财富积累越多，资产配置和身份商品市场的运行情况，就越决定社会贫富分化的格局，中外莫不如是。身份商品（positional goods）主要是指存量资产，通常指房地产和股票等股权类金融资产，这类资产的购买不会增加现有实体经济领域的真实投资，仅在特定情况下宏观上对改善资源配置有好处。因此，衡量财富间不平等财富基尼系数，在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比收入基尼系数更为重要的体现社会不平等的观察指标。当今世界各国不平等分布的新特征是——财富占有的不平等；显然，财富分布差距不仅给人以直观感受，而且更能体现真实贫富差距。
从各财富基尼系数的国际对比情况可知，言及美国贫富差距扩大，主要是指财富分布差距。事实上，美国的收入差距并不突出，但财富差距较大；根据瑞信全球财富报告，最新的美国财富基尼系数（2018年）为85.2%，甚至超过了种性制度仍占据社会主流、因而天然具有高不平等特征的印度——2018年印度的财富基尼系数为83.2%，同期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为70.2%、62.6%、60.6%。香港2018年财富基尼系数为77.7%，这个差距已被认为是当地年轻人容易被别有用心人煽动的社会背景，可见社会的分裂已相当严重，高财富基尼系数表明美国社会已不是中产占主流的橄榄形稳定结构。
美国中产消融记
西方后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认为，马克思关于中间阶级消亡规律只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里起作用，20世纪后无约束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已被各种形式的干预资本主义所取代，因而中间阶层不仅不会消亡，而且还会扩大，特别是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及在生产环节的反垄断实践，以及股份制下生产资料的社会分享，都促进了中产阶级壮大，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已变成了稳定的橄榄形结构。实际上，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和苦难增长下中间阶级将消亡的推论，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性趋势，至于具体进程和时间，并没有做进一步的推演。进入21世纪后，贫富扩大的社会发展趋势，再度印证了马克思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
那么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中产阶级在新经济繁荣的时代，又是怎么像夏天冰雪一样，快速消融的呢？深究根源，资本追求无限利润和持续竞争，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仍是决定长期趋势的内在基础。
表面上看，全球化开启了上世纪90年代后西方社会不平衡发展时代。在全球范围内，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民众最受益；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则几乎没有从这轮全球化中受益，20多年来他们的真实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原地踏步；但是发达国家的富豪，即富国中的1%人群，他们也和发展中国家民众一样，享受了全球化受益。也就是说，从现象上看，发展中国家工人抢走了发达国家中产的饭碗，发达国家的富豪获得了资本的收益，发达国家百姓，即过去的中产，则失去了他们曾经的好日子。
然而，全球化带来了效率进步，因此全球化对各国居民收入的不同影响，属于增量分布不均，当前发达国家中产消融主要是财富差距的扩大。发达国家财富集中引起的中产阶层快速缩小进程，主要是发达国家过度放水带来金融周期波动结果。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演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用于制止资本过度“剥削”，即预防收入差距过大和维护中产阶级的政策措施已很成体系，各种税收制度、反托拉斯实践已运行较长时间，工会、协会等工人团体组织的集体力量在国家生活中，占据了不可忽视地位。然而，国家的经济管理——以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现的宏观调控，仍然要为资本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在资本利益最大化的潜在终极目的下，在信用货币时代，货币必然持续放水以减少资本的周期性损失。货币持续放水积累的结果，必然是资产泡沫的持续扩大，最后爆发一次大危机（现实中就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
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使得货币放水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危机的等级也一次比一次提升，每次危机都使中产阶级受到一次打击，使资本集中、社会财富积聚带来的财富两级分化现象，进一步加深。对西方社会来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是一带而过，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紧接相连着的2010年欧债危机，则是伤筋动骨式的危机，并使西方社会至今仍无走出危机阴影的迹象——资本主义发展不可能脱离其固有发展规律，即资本集中的同时贫富愈加两级分化！货币持续放水累积的结果，是金融周期超越实体经济波动周期，成为财富分配的周期性因素；当地西方社会货币扩张已使得信用体系进入负利率时代，低利率意味着资本收益低廉，这必然造成低商品通胀和高资产泡沫并存格局，增加了市场波动，加速了财富集中进程，最终加剧了财富分布不均的程度。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自己跌落出了中产阶层，社会的暴戾之气就逐渐积累上升了。
如何扭转中产消融趋势
首先仍要发挥现有的公平性政策体系，包括税收制度和反托拉斯制度等。税收制度中有利于社会公平发展的收入累进税制、物业税、遗产税等，仍是最有效的针对贫富扩大“刹车闸”，政府要坚决的踩下！这是避免马克思时代“资本集中同时苦难不断增长”现象，维护社会平等发展的基础。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实施货币政策的正常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显然是货币过分充裕的结果，然而危机治理措施是释放更多的货币！货币泛滥使得金融和实体脱节，金融市场波动增加和货币的“脱实向虚”现象。现实中的表现就是，货币一而再的“放水”，然而实体经济一直难有起色，货币扩张只是带来身份商品市场的繁荣，只是增加了虚拟资产的价格。没有实体经济增长支撑的身份商品市场繁荣，最后结果必定是资本的分化和集中，导致社会财富分布的两级分化。
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传统的逆周期管理政策，至少在货币领域，已不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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