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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是武汉封城一周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因新冠病毒而封城，在周年纪念日来临之前，中国政府加紧努力，展示它在最初的致命疫情中的胜利。
2月，中国武汉，一座会议中心被改造成方舱医院。中国政府自称已经成功抗击新冠病毒，在2020年3月7日到2021年1月8日期间，日新增感染极少超过100例。 CHINATOPIX, VIA ASSOCIATED PRESS
在去年新冠病毒出现的几周内，中国录得确诊病例数量开始大幅下降。随后，它实施“动态清零”政策：哪怕发现一个病例，也会立即触发积极的隔离措施和惩罚性的旅行限制，以及大规模检测和接触者追踪，直到病例数清零。
根据中国政府自己的说法，它做得很好，从2020年3月7日到2021年1月8日，全国每天的感染人数很少超过100。
一些人会怀疑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可靠性，特别是考虑到去年在武汉发现病毒时，当局最初曾经努力隐瞒一些重要事实。但即使这些数字存在某种程度的夸大或扭曲，甚至考虑到最近中国最近一连串令人担忧的新疫情，我们仍然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国在遏制病毒传播方面确实做得比其他主要经济体好得多。例如，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和《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网络开放版上的论文基于去年3月至5月间的广泛抗体检测，证实当时武汉和中国其他城市的感染水平较低。
只是，中国的相对成功现在有伤害国家的风险。大多数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未曾经历大流行，他们仍然容易受到感染，但有些人似乎因为错误的安全感，不愿接种疫苗。此外，中国政府正在过度出口国产疫苗。
去年9月，《财新》杂志发表了一项对中国六个省份近1900人的调查，不到1/4的受访者表示同意或强烈同意自己、亲友有感染新冠风险的说法。当然，这项研究是在两种中国疫苗被批准普遍使用和当前疫情暴发之前进行的，但它们与最近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
武汉的一幅关于大流行的宣传壁画，画中人物是首位在中国官方电视台宣布病毒可以人传人的医生钟南山。周五是武汉封锁一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该市是世界首个被封锁的城市。 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益普索(Ipsos)12月为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进行的一项调查考察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10个国家和五个新兴经济体对新冠疫苗的信心。大约8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如果有疫苗，他们就会接种。在表示不会接种的人当中，约70%的人提到了对副作用的担忧，这一结果与其他受访群体中给出这一答案的比例相一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约有32%对接种犹豫不决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他们不愿接种的主要原因是“新冠风险不够大”，这是所有受访国家中比例最高的。
“除非是强制，否则我不会接种，这里感染的概率很小，”一位住在上海的朋友最近和我谈起接种疫苗的事时说。
经常讨论争议性话题的网上出版物澎湃的一位专栏作家最近写道，随着疫苗的推广，中国人接种疫苗的意愿只会进一步降低，因为他们会觉得更安全。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益普索-世界经济论坛的调查中，对疫苗持怀疑态度的中国受访者中，只有16%的人表示他们对疫苗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这在所有受访群体中的比例是最低的。
这一事实格外值得关注，因为中国多年来一直发生重大食品和健康安全丑闻：大米镉污染、婴儿配方奶粉三聚氰胺污染，以及至少六种劣质疫苗。然而，这些先例似乎并没有影响当前的观点。
此外，微博、微信和哔哩哔哩等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也充斥着各种帖子和文章，兜售有关西方研制疫苗的阴谋论，其中一些是中国官员推动的：这些疫苗含有汞，而且是故意的；它们可能会改变人类的基因。
11月和12月，在沿海省份江苏常州地方政府进行的一项调查中，7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更倾向于使用中国制造的疫苗，只有7%的人表示，他们更青睐外国制造的疫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对中国城市居民进行的一系列在线调查显示，2020年上半年，中国公众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任都有所增加。
人们的安全感似乎受到公共卫生专家的影响和认同。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在12月下旬声称普通民众“感染病毒机会很小”。由于讲话简单易懂而成了网络红人的着名传染病专家张文宏上个月表示，没有推出大规模疫苗接种计划的紧迫性，因为“中国的疫情控制得最好。”
政府最近宣布了一项全国性的运动，将在下个月的农历新年之前——主要的旅行高峰期——向5000万重点人群开展接种，其中包括必要行业工作者、医疗人员和边检人员。此后，计划的设想是为所有“适合接种人群”接种，这一类别不包括孕期、哺乳期女性、免疫功能低下的人以及18岁以下或59岁以上的人。
考虑到新冠病毒对于老年人的致死率较高，暂不考虑为老年人接种的决定看似有些奇怪，但该决定似乎是由于缺乏该年龄段接种该疫苗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的临床数据。然而这样做产生的一部分结果是，即使到了开展接种工作的第二阶段，也要排除掉至少35%的人口。
根据11月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有关病毒传播性的研究以及其他研究，我计算出，为了实现群体免疫，中国将需要为至少66％的人口接种有效率至少为91％的疫苗。由于新冠疫苗通常需要注射两剂，因此中国必须部署18.5亿剂。
但是，例如由科兴生产的疫苗迄今报告的最高有效率是91％（在土耳其进行的一项试验）；巴西的研究人员最近将这一数字定为略高于50％。而且按中国的制造能力今年仅能生产18亿剂。
除此之外，也许是因为本身也认为大规模感染的风险很低，中国政府似乎在过度出口中国制造的疫苗，以扩大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到1月初，中国两家主要的疫苗生产商国药控股和科兴已经向海外销售或获得的国际订单达到了八亿多剂。（中国计划从国外购买一亿剂，但这不足以弥合供需之间的差距。）
在这种背景下，放松零感染政策似乎是不可能的。复旦大学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副主任卢洪洲最近对中国媒体表示，“无论花多大的成本”维持这一政策都是值得的。早在9月，习近平主席曾指示：“决不能让来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果前功尽弃。”
1月15日，北京，人们排队等待接种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可能由于中国政府认为大规模感染的风险较低，因此似乎在过度出口中国制造的疫苗。 ROMAN PILIPEY/EPA, VIA SHUTTERSTOCK
好处是实实在在的：就挽救生命而言当然很好，而且在政治、经济和声望方面也是如此。在某些人看来，中国似乎已经成为“新安全港”。它也是去年唯一出现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但是，这些成果给国家和公众都施加了巨大压力，要求他们维持繁重的新冠病毒控制工作，即使这些努力可能变得越来越难保持。
我认识一个东部城市的卫健委负责人，该市约有30万居民。她最近在微信上说，在执行政府的零容忍政策时，她“如履薄冰、如坐针毡”。
由于该病毒传染性强，并且主要由无症状患者传播，因此只需要一个未被发现的病例就可以迅速引发新一轮爆发。自一年前最初的武汉疫情以来，中国北部几个城市最近暴发的疫情是该国最大的疫情。自本月初以来，政府已对黑龙江省和河北省的约6000万人实施了封锁，几乎相当于意大利的总人口。
如果西方国家在大规模疫苗接种工作上比中国进行更努力的推动（现实中的努力在有些时候是非常蹩脚的），在它之前获得群体免疫，那么对于像我认识的这位中国卫生官员来说，事情可能只会变得更加复杂。这种所谓的免疫差距可能会动摇中国的方法，尤其是在世界其他地区的生活恢复半正常后，政府决定出于公共卫生原因继续关闭边境。
中国在遏制新冠病毒方面取得的相对成功却使它陷入了困境：尽管人们仍然很容易受到感染，并且这种危险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他们并未感觉到应有的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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