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g border="0" src="https://news.china.com.au/wp-content/uploads/2021/01/20210129023151-60137397d1755.jpg" style="margin-left:auto;margin-right:auto"/><br />
北京时间1月2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对蓬佩奥等人实施制裁。（AP）
在拜登（Joe Biden）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后，中国随即宣布对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前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博尔顿（John
Bolton），以及前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Kelly Craft）等28名前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高官实施制裁。禁止这些人及家属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从美、中竞争的战略层次观察，这是中国第一次对美国主动发起的战略攻势，相当强而有力；相对之前的微弱回击，都只能算是响应特朗普政府的攻击而已。选择在北京时间1月21日凌晨的第一时间宣布，显示这是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缜密安排。在拜登政府上任之初就来这招，其意义不能小看。我们从目的与影响两个面向，分析此行动的战略意涵。
就目的来说，中国立场较强硬的《环球时报》引述多位学者表示：中方的制裁既是对前任政府严重破坏中美关系者的合理反制，也是为未来中美关系“定下基调，划清底线”。复旦大学教授沈丁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直言，中国外交部在深夜宣布对前特朗普政府28位官员的制裁，就是要给拜登政府一个“下马威”，也是给新政府官员一个严正的警告。
为什么是“下马威”？
中国以往并没有对外国政府官员宣布类似制裁，顶多只有内部控管不得入境的黑名单。从外观上，这是个报复行动，一方面响应美国在新疆议题上对中国官员的制裁，二方面报复蓬佩奥卸任前对中国发动的疯狂攻势，例如宣布取消台美交往限制，以及任上最后一天还发声明认定中国正对新疆进行种族灭绝。
但从本质上，这制裁行动是种“清算”，是对美国政府官员对待中国的恶意行为在卸任后做一次的总清算，因此有警告意义。潜台词就是告诉美国政府官员：你在任内可以依靠美国国力对中国拳打脚踢，但卸任后就要准备付出代价。
这是件很严重的事情。然而拜登政府或许因上任之初百废待举，无暇顾及此事，仅由国家安全会议（NSC）一位发言人表示中国制裁前特朗普政府官员的举动是“徒劳无益”，并敦促两党一致谴责这一举动。
这回应嫌软了些。共和党参议员科顿（Tom
Cotton）即在参议院会表示，这是中国针对美国对中政策独立性的直接攻击，目的是胁迫拜登政府。呼吁拜登用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并制裁负责这项胁迫行动的中国官员。甚至，如果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涉入，应该立即驱逐。
这反应不仅比拜登政府强烈，也比去年8月中国宣布制裁11名“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美方人士时强烈的多。当时他们是谈笑以对。被制裁的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表示，北京显然被美方吓坏了而在发脾气，并戏称这让他赴中国旅游的计划泡汤。另一位名单内的参议员卢比奥（Marco
Rubio）也推文戏称：“我猜他们应该不喜欢我？”
反应较激烈是因为制裁内涵不同。前次仅宣布制裁，但没有宣布如何制裁的具体内容，美方判断顶多就禁止入境，而不去中国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次则明确宣示，除被制裁者本人还包括其家人、关联企业与机构，除不能入境外还不能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这影响就大了。
美国企业无法忽视中国市场
虽然美、中关系进入竞争阶段后陷入紧张，美国大打贸易战、科技战并寻求脱钩，但多数的美国企业并无意离开中国，反而想更深入，尤其是华尔街。包括摩根大通、高盛在内的美国金融业正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并大举招聘在地员工，以开拓规模达47万亿美元的中国金融市场。
这是因为中国在美国贸易战攻势下并没有闭关自守，反而更敞开大门欢迎各方贸易与投资。开放政策的效果很显着。欧、美、日等先进国家基于人口老化等因素，消费动能已开始放缓，中国市场相较之下格外吸引人。例如通用、大众等国际汽车大厂，2020年在中国卖出的车辆，比在美国卖出的还多。
更多的资金因而进入中国。依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报告，2020年中国吸引1,630亿美元资金流入，超过美国吸引的1,340亿美金。而2019年的数据是：中国1,400亿，美国2,510亿。
即便向中国大打贸易战、科技战，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暴发后甚至发动全方位攻势的特朗普政府，也不是要封杀与中国的贸易，而是增强。美国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的核心概念，就是要中国买更多的美国产品、更开放市场与保护美国智慧财产。
简单来说，美国是要与中国做生意，而不是不要。这就显示中国制裁令“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的威力了。
首先影响的是美国企业。美国政、商间的流动性很高，美国总统经常从企业选才，业者也多半乐于入阁，以增加经历，提高声望与影响力。例如美国波音公司副总裁夏纳翰（Patrick
Shanahan）即曾受邀担任特朗普的国防部副部长，一度还代理部长。这些来自企业的官员卸任后通常会回到业界，如果被制裁，那么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企业，例如一直卖大型客机给中国的波音公司，愿意聘用他吗？
另一个受影响的是智库。美国政党轮替频繁，资深官员在政党轮替后通常会到智库过渡，以等待下次出仕机会。例如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早年在克林顿（William Clinton）政府服务，小布什（George Walker
Bush）总统任内则曾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高级研究员。当政府来往受限或有所不便时，智库可扮演两国非官方交流的“二轨”角色。美国智库不会乐见因某人受制裁，而使整个智库学者都不能入境中国的情况发生。
这对政府官员卸任后的生涯规划影响很大。如果只能从事国内业务，不能到跨国企业或智库服务，那么任内累积的声望与影响力是没有意义的。科顿说的没错，这表面上是制裁前政府高官，真正的作用是胁迫即将执政的新政府官员，“部分官员可能开始思考这对他们未来可能造成的潜在损害，然后开始有点担心。”
虽然无须质疑美国官员的爱国心，但要将个人利益完全抛置脑后，或许陈义过高。中国制裁美国前政府高官的影响不能小觑，它将逐渐发酵而影响到美国对中政策的制定，除非美国能与中国完全脱钩，否则不能避免。这是否会影响到台湾安全与利益，以及是否会用类似招式，对待目前台湾对中强硬的特定政客，还要继续观察。
（本文作者系台湾国际战略学会执行长、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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