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武汉回来后在悉尼的隔离酒店里写就此文的。我作为澳洲代表参加世卫组织在武汉调查冠状病毒起源。<br />
关于调查病毒起源有关的政治已经说了很多了。所以很容易忘记这些调查背后都是真实的人。
作为调查任务的一部分我们与2019年12月8日首例Covid-19病人会面；他已经康复了。
我们见了一名死于Covid-19留下年幼孩子的医生的丈夫；我们见了在武汉医院里治疗早期病例的医生们，并且了解到在他们和他们的同事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们见证了Covid-19对很多个人和社区的影响，他们在疫情很早期间受到影响，当时我们对这个病毒知之甚少，它是如何传播的，该怎么治疗，又有着怎样的影响。
我们在中国的四周期间和中国的科学家，流行病学家和医生们交谈。
我们和他们一天开会长达15个小时，所以我们成为同事，甚至朋友。
这让我们建立用Zoom或电邮难以建立的尊重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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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起源，但不一定来自武汉市场
现在叫做SARS-CoV-2的病毒是2019年12月在武汉出现的，开始了1918-19流感疫症以来最大的传染病暴发。
我们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病毒最可能来自动物。它可能从蝙蝠身上，在一个未知的地方，通过一种尚未知的中间宿主传给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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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畜共患病“以前也曾引发过大流行。但是我们仍然在努力证实引发如今大流行的确切的事件链。
湖北省的蝙蝠样本和中国的野生动物身上迄今为止都未找到SARS-CoV-2 。
我们造访了现在已经关闭的在疫情早期被认为是病毒起源的武汉市场。有些摊位还写着出售”驯养”的野生动物产品。
这些动物是养了作为食品的，比如竹鼠，麝香和雪貂。 也有证据表明某些驯养的野生动物可能易感SARS-CoV-2。
但是该市场关闭后的动物产品样本中并没有发现SARS-CoV-2.
我们也知道首批174例早期病例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去过那个市场，包括最早被确诊的那位男子。
然而当我们访问那个被关闭的市场时，很容易见到传染可能在那里传播。它开着时每天有约万人造访，人挤人，通风和排污都差。
任务中对那里的一个传染群发也获得了基因证据。数个市场病例的病毒测序是一样的，表示着曾发生传染群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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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其他基因测序中有一些多样性，意味着有未知的或未取得样本的传播链。
对SARS-CoV-2测序最近共同祖先的建模研究汇总估计疫情是从11月中到12月初开始的。
也有文章表示SARS-CoV-2 早于武汉的首例在各个国家传播，但是这些都有待确认。
最后武汉的那个市场更像是一个事件放大器，而未必是真正的零战场。所以我们得从其他地方去找病毒起源。
冷冻或冷藏食品并未排除传播可能
还有“冷链”假设。这是病毒可能通过农业，捕捉，加工，运输，冷藏或冷冻食品从其他什么地方起源的想法。
那种食品是冰淇淋，鱼类或野生动物的肉？我们不知道。它触发了病毒本身起源的说法是未经证实的。
它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传播呢？ 我们也不知道。
武汉市场上存在的几种“冷链”产品都未经病毒测试。 市场上的环境采样显示病毒表面污染。
这可能表示通过被感染的人，被污染的动物产品和“冷链”产品引入SARS-CoV-2病毒。
关于“冷链”产品的调查以及病毒在低温下的存活性研究仍在进行中。
极不可能病毒从实验室泄露
我们查看的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选项是病毒从实验室泄露。我们的结论是这极不可能。
我们访问了武汉病毒研究所，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机构，看上去运作良好，对员工健康有着应有的谨慎。
我们和那里的科学家交谈。我们听闻经常性采集并储存的科学家的血样进行了测试寻找他们是否被感染的迹象。没有发现病毒抗体。我们查看了他们的生物安全审计。没有证据。
我们查看了他们正在研究的和SARS-CoV-2 最接近的病毒RaTG13，这种病毒是七年前数名矿工死亡的南方的洞中找到的。
但是科学家们所有的不过是该病毒的基因测序。他们没有能成功地培养它。尽管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情况一定是有，但这是罕见的。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武汉发生实验室泄露病毒极不可能。
一个团队的调查者
当我说“我们”的时候，这个任务是世卫和中国卫生委员会的联合项目。共有17名中国和10名国际专家，外加来自各机构的七名其他专家和支持员工。
我们考察了临床流行病学（COVID-19如何在人类间传播），分子流行病学（病毒的遗传组成及其传播）以及动物和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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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临床流行病小组就查看了200多个机构的76000任何可能和Covid-19接近的病例- 诸如像是流感的疾病，肺炎和其他呼吸道疾病等。
他们没有找到在首例病例出现前2019年下半年武汉有COVID-19大量传播的清晰证据。
下一步
我们去中国的任务只是第一步。我们将在未来数周公布正式报告。调查者们会进一步寻找数据，调查病毒比如说2019年早些时候在欧洲传播的证据。
调查者们会继续测试该地区的野生动物和其他动物宣召病毒的迹象。我们会继续从我们的经验学习到如何调查下一次大流行。
不管病毒来自哪里，患有此病的个人是是流行病学数据点的开始，顺序和数字。
患有该疾病的个人是流行病学数据的开始，顺序和数字。
长期生理和心理影响 – 悲伤和焦虑 – 将在武汉以及其他地区持续数十年。
Dominic Dwyer是新州卫生病理学、Westmead医院和悉尼大学的公共卫生病理学主任。
https://www.abc.net.au/news/2021-02-22/australian-doctor-on-the-who-covid-19-mission-china-origin-covid/1318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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