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琦的父母在大陆出生，台湾成长，之后移民美国。戴琦是家族中第一位在美国出生的公民。戴琦能说流利的普通话，90年代末，她还曾在中山大学教授英语。
这样的华裔血源背景，在戴琦成为美国贸易代表后，却可能成为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戴琦对中国的思维方式和利益表述会有更加清晰的判断，能够一定程度避免对中国的误解误读误判。”孙成昊认为，“但另一方面，华裔出身的她将更强调‘政治正确’，更希望在未来的磋商中体现美国利益，对中国的了解将成为其与中国开展竞争的工具，她将成为经贸谈判中更加难缠的对手。”
梳理戴琦此前与中国在贸易问题上打交道的经历，可以一窥其“难缠”。
据BBC报道，2014年以前，戴琦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负责中国事务的贸易执法首席顾问。期间，奥巴马政府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对中国的贸易争端诉讼便由她一手经办。
作为技术型官员，戴琦不仅有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工作履历，她的贸易打法也重视“人权”和国际多边体系，与拜登的执政理念契合。
在众议院任职期间，戴琦推动民主党对所谓“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的支持，该法案禁止进口由中国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强迫劳力生产的产品。
白宫前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克莱特·威廉姆斯（Clete
Willems）对CNBC表示，“戴琦做法最有可能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如何利用WTO体系和盟友向中国施压，让中国做出改变。”克莱特·威廉姆斯提到，“作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中国贸易执行部门的前负责人，戴琦在与欧盟和日本等国家合作的同时，也有向中国提起和赢得WTO联合争端的经验，而且很可能会采取类似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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