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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 – 着名华裔医生放下一切 回国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 | 澳洲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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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燕的父亲,1987年

近日,美国波特兰市的华裔医生、心脏病专家黄晓燕(Xiaoyan
Huang,音译)收到噩耗,她的父亲确诊癌症晚期,但他决定放弃治疗,想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黄晓燕支持父亲的决定,在疫情期间千辛万苦返回中国,要陪父亲走完最后一程。

她将自己的这段心路历程记录下来,发表在《华盛顿邮报》上。

我追逐过美国梦,现在要回去陪父亲

每当我联系不上86岁的父亲时,我都害怕他去世了。我担心他独自过世在公寓里。

那一次,中国深圳已是午夜,我试着用微信、手机、座机联系他,但都没有人接听。我打电话给他的朋友,想让她去帮着看看父亲的情况。她回应说,父亲在家,看上去没什么事。

在她发来的照片里,父亲在微笑,但作为一名心脏病专家,我一看父亲的灰白的脸色,心就沉了下去: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我惴惴不安,一个星期后,父亲住院了,被诊断为转移性结肠癌。

这就像一个轮回,让我想起母亲重病离世时的情况:2003年,我母亲摔了一跤,脑部大出血。同样的公寓,同一家医院。也都在疫情期间,当时是SARS病毒,现在是新冠。

当我赶到她病床边的时候,母亲已经陷入昏迷。住院数月后,她出院回家,仍昏迷不醒。父亲雇人帮忙,靠管饲维持母亲生命,这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

母亲在植物人的状态下又活了5年。

在那个时期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被内疚感所笼罩。我是独生女,34年前,我的父母支持我到美国求学。令我感到痛苦的是,作为一名内科医生,我无法挽救母亲的生命;作为一名美国公民,我也从未给过她向往的美国美好生活。

这一次,我不能再留遗憾,我决心要为父亲做点儿什么。

我利用作为美国知名心脏病专家的关系,让他在国内的当地医院得到了VIP待遇。但父亲拒绝了进一步的诊断测试和治疗,态度很坚决。

父亲是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非常独立,独来独往。他告诉我,他这一生已经够长,够好,他想按自己的意愿离去。

当我小心翼翼地建议他做结肠镜检查、组织活检,或许还可以用先进方法做癌症治疗时,他生气了:”我很好,我可以自己走到火葬场去!”

姑息治疗和临终关怀在中国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可。当亲人生病(绝症)时,配偶和子女往往会表现出更多的奉献精神(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治疗),以避免其他亲属和社会舆论的批评。

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患者本人往往被亲属瞒着(电影《别告诉她》就描述了这种情况)。即使在医学上是徒劳的,家属们也要求更积极的治疗,而且往往盲目乐观。子女花钱越多,越能体现孝顺。由于迷信,一般都会避免患者在家中死亡。

因此,我父亲停止治疗、在家中安然死去的愿望并不被大众理解。

但我想支持他的想法,这意味着我要自己做好他的临终护理。在咨询了一位肿瘤专家朋友后,我的行李箱装满了非处方的安慰性药物。我还必须做出安排,将自己的正常生活无限期地暂停——申请家庭病假、重新安排预约日程、请同事照顾我的病人和行政工作、与丈夫和孩子告别……

我没有确定归期。

几十年前,我幸运地能以全额奖学金在美国上大学。现在,我必须返回中国陪父亲最后一程。我就要失去他了,他是我在国内唯一的牵挂……

疫情期间,回国非常困难:我需要一个特殊的家庭类紧急签证、48小时内双阴证明、以及中国领事馆认可的健康码。

每天往返于中美之间的航班很少,根本无法在网上买到机票。一个儿时朋友的妻子在中国开了一家旅行社,在她的帮助下,我买到了一张机票。落地后,我在厦门的酒店房间里隔离了两个星期。在11次检测呈阴性后,我结束了隔离。

我终于来到父亲的病床边。但中国式的团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克制的。无论我私下里哭过多少次,在他面前,都不会有拥抱,没有握手,也没有眼泪……作为医生,我本能地对关键的体检结果进行了检查:他的颈部静脉是否突起,双腿是否肿胀,是否有心力衰竭的迹象?

但在检查他的腹部之前,我停下了。我给他盖好被子,在爸爸面前,我不再是医生,此刻和今后,我只想做他的女儿。

几天后,我把父亲带回家。我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照顾他:买来或亲手做他最爱吃的饭菜;帮他洗澡和穿衣;喂他吃药……

回到家里,父亲立刻感觉好多了,吃的也多了。我们不说 “癌症
“这个词,也不谈论他的病情。我们专注于当下,珍惜相聚的每时每刻。当他有精力的时候,我就坐在他的床边,听他讲他的生活,谈历史、哲学和科技。我给他讲他的孙子们和女朋友的事儿,还有我在美国的工作和生活……

多年前,我的父母给我自由,为了让我在美国追求新生活做出了牺牲。现在,我回国陪父亲走完最后一段路,是为了让父亲获得“自由”,帮助他按他自己的想法离去。

疫情期间回国的不易,更让我深刻地意识到:对于我和父亲来说,能够一起度过最后的平静时光是多么的重要。在这个时候,爱不能用药片的数量、CT扫描的次数或抢救程度来衡量:

这个时候,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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