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text-align:center"><img border="0" src="https://news.china.com.au/wp-content/uploads/2021/03/20210323035559-605966cf185cf.jpg"/></p>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都接受了这样一种看法：每个人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而克制住干预他人的冲动。
在这种意识下，常说的“少管闲事”似乎已被广泛接受为新的社会准则。日前就看到有人在网上这样说：“扪心自问下，每天如果不是那么闲的话，你哪有那么多时间管人家的烂事？时间除了用在工作上应该就是用在自己身上，做愉悦自己的事。没有什么事比自己更重要。”
在此，常常不为人察觉的是：“管闲事”的意涵其实已经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因为在传统上，“闲事”指的与其说是“别人的事”，不如说是“别人家的事”。这两者有着微妙的差异，因为所谓“闲事”，真正的边界并非“我与他人”，而是以“家”为内外分界的。
细想一下就能明白这一点。因为如果你管的是“自家的事”，那就不算是“闲事”。现在年轻一代看到父母谈到邻里的家长里短，会说“你少管闲事”，但如果父母管自己，却很难这样回嘴，就像这样的对话：
“你头发这么长，还不去剪掉？”
“你管我？”
“我是你妈，我不能管？”
这意味着，在中国社会里，默认的基本单位并不是个体，而是家庭。在家庭内部，家长在理论上拥有着全面的干预权，因而不管是看到你头发太长、浓妆艳抹还是戴耳环，他们都可以看不惯来管你，并且理直气壮。
不难想见，在这样关系紧密的家庭内部，个人很难撑起自己的隐私空间，甚至没有清晰的自我意识和他人权利边界，而“管”往往既是身份与权力使然，又是家人之间的相互照应，一种牵扯不断的彼此关系——就像老人们会担心将来儿女把自己丢开“不管”。
这样，“少管闲事”一词在不同语境下可以有着迥然不同的含义。有时候，你可以扔下这句话来扞卫自己的个人权利；但也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它竟然成了侵犯他人权利的帮凶。
例如看到有男人当街打老婆，旁人看不过劝阻时，他却悍然说：“你少管闲事！”——这么说的理由，正是因为“闲事”以家这个基本单位为边界，因而认为别人无权介入他的家务事。
《用后即弃的人》一书在研究现代奴隶制时发现，泰国文化中将探究别人家的私事看作是严重的冒犯，“不要多管闲事”（yaa
suck）在泰语中是最有力的反驳。但也因此，奴隶持有者获得了剥削、虐待年轻女孩的所有福利，却不会有任何社会反响。
因为和中国一样，泰国人在传统上注意的也不是个体的权利，“闲事”默认的边界是一个个的孤岛般的“家”。在这种情况下，“少管闲事”其实是在维护小单位独断的权力，却不是保障个体权利，这其中有着极大的差异。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牵涉到一个社会如何既保障个人权利，又促成良好的公共生活。所谓“群己权界”，是近代自严复等人提出以来一直反复在讨论的事。虽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最好的状态是不受干预的个人自由，但事情其实并不这么简单。
在很多社区都能看到，“各归各”的结果就是退回到“无公共事务状态”，一个人与人之间缺乏公共交往的社会意味着人们很少共享某些理念和公共生活，这从长远而言无疑是有害的。
在美国，很多学者都对此提出了忧虑。桑内特着《公共人的衰落》就强调，一旦人们变成了“孤独的权利持有人”，变得自我迷恋乃至自我隔绝，社会将不再有积极的公民，这最终将导向严重的危机。
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中也指出，很多人并不是真的忙到无暇参与公共事务，他们只是不感兴趣，这种疏离和冷漠会使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高度信任关系，甚至威胁到整个社会运作。
在此之前的西方传统中，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一直是公民应有的品德，甚至是其义务。英语的idiot现在意为“白痴、傻瓜”，但其古希腊语词源的原意就是“私人”（与参与城邦事务的“公共人”相对应）。
美国社会虽历来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但也同样强调公共参与，甚至“好管闲事”，邻居家打老婆的事，看到了一定会报告警察——这让很多中国人不解，但这恰是因为美国社会注重个人权利，而并不认为“家”就是万能的挡箭牌。
回头来看，这可以表明，完全退回到个人世界其实并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问题并不是不需要公共生活，而在于需要什么样的公共生活，“公”与“私”又如何界定。
由于对这一边界缺乏明确的共识，最终我们在两方面都得到了最坏的结果：对应该介入的社会问题大家明哲保身，但对他人的私事却喜欢指手画脚。
在现实中，仅仅是对“管闲事”的厌恶不足以带来更好的公共生活。任何一个社会其实都需要一定程度上自发、有机的公共活动，也不可能把这些都完全个人化。很多国人之所以“少管闲事”，其实也不是出于对他人权利的尊重，而毋宁说是因为觉得“管闲事”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由此也可以反思我们一贯以来的社会基底：“管闲事”的人积极介入公共事务既是出于对社会公德的维护，也是出于一种社会人格的成就，这原本无可厚非，但问题是这些人往往价值观更传统，对他人的权利缺乏清晰的边界意识，而以为单凭某种公共权威就可以加以惩戒或教化，这就难免引起年轻一代的反感。
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介入自家以外的公共事务，而在于是否尊重他人权利，以及这种对公共事务的投入是否有价值、得到认可。而这最终，不仅牵涉到我们这个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还牵涉到我们对公共生活的重新界定与想像。正是在这样的不断界定中，我们才有可能拥有一个更好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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