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国家，历史一直是黑人的严厉教官，任何地方只要胆敢现出希望，都会被它扑灭。
正如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曾经说过的，美国黑人心中有一种“明智的愿望，不想被太多的希望所背叛”。在某些方面，希望破灭的人比始终没有希望的人更受伤、更危险。那些人胸怀着注定破灭的希望，他们展开翅膀，这让他们曝露于危险之中，翅膀被剪断。痛苦是这种背叛顺理成章的副产品。
在周二对前明尼阿波利斯警官德里克·肖万(Derek Chauvin)杀害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一案作出有罪判决之前，我们很多人都不敢奢望正义会得到伸张。这跟本案的赢面大小或证据的强弱无关；在这个国家，将杀害黑人的警察定罪太过罕见，以至于扳手指头就能数出最近的类似案件……而且还只需要用一只手。
因此，当判决出来的时候，对我来说，有一刻非常令人震惊：司法系统为一个黑人、一个黑人家庭、一个黑人社区、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伸张了正义。我们已经习惯了体制背叛我们，看到它为我们服务真是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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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庆祝吗？我们应该庆祝吗？我们当然应该，而且也这么做了。
但即使在庆祝胜利的时候，也会有悲伤。为什么要把障碍设置到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度？谋杀行为非要是慢动作，并且被不止一个视频拍下，才行吗？
那道“蓝墙”必须裂开才行吗，必须要由你们的警察局长指证你才行吗？必须要让一个孩子走上证人席，来解释凶手的邪恶行为给他们造成了怎样的创伤才行吗？
大多数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的警察都不会具备这些条件。大多数人会拥有警官的陈述和警察局的声明。
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对弗洛伊德之死的最初声明以“在同警方互动中，一名男子因医疗问题而死亡”为题，声明中这样提到弗洛伊德：
“他被命令下车。下车后，他与警官进行了肢体对抗……警察叫来了救护车。他被救护车送往亨内平县医疗中心，不久后死亡。”
如果没有目击者和手机视频，事情就会是这样。真相会在社会上流传，而谎言会在官方记录中留存。
在口述历史中，有许多流传的未决案件就是这样，一直在理发椅或高脚凳上口口相传。对警察、刑事司法和政治人士的敌意、怨恨和蔑视，也是这样不断增长。正因如此，我们刑事司法系统的基础必须被重塑，以便重新赢得人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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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是的，我们庆祝。即使是一场艰苦战斗中装备落后并且习惯了失败的战士，也有机会在意外的胜利中庆祝一下。这样的时刻可以给人充电和恢复精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把取胜的这场战斗同仍在进行中的战争混为一谈。
这场战争包括要在每一级政府与包庇警察、给黑人安罪名的规则开战。包括造成种族隔离、集中性贫困、社区资源匮乏和教育制度失败的种族主义体系。公众认为困扰黑人的问题是一种病态，而所有的警察都是善良勇敢的，这种印象也是问题的一部分。
重要的是，要记住，对德里克·肖万的判决并没有改变警察工会保护警察免于自证其罪的任何一条规则。对于刑法中那些可以使他们免受起诉的规则，也没有改变一个字。它没有改变任何一个联邦或最高法院阻止警察被定罪的先例。
在涉及警官的逮捕、起诉、审判和定罪过程中，有巨大的障碍需要克服。这个案子证明了一种局限——至少是在这个司法管辖区和这些陪审员当中。需要一个如此明显、如此恶劣、如此腐化的案例，才能扫清障碍。
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案件中，乔治·弗洛伊德得到了公正的对待。但是，除非对被国家杀害的黑人的正义不仅存在于非同寻常的案件中，也存在于平凡的生活中，除非一名警官为谋杀负责不再令人震惊，否则这场改革运动将继续下去。我们赢得了一场战斗，但我们仍处于争取平等的战争之中。
Charles Blow自1994年加入时报，2008年开始成为专栏作者。他也是一名电视评论员，主要关注政治、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欢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关注他。
翻译：晋其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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