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仍然想她，别人我不想，我就想她，小时候她对我最好，最心疼我。”92岁那年接受采访时，陈文英回忆起三姐仍会颤颤巍巍地流眼泪。
4月10日下午，96岁的陈文英离世。纪念馆为她举行了线上“熄灯”仪式，点亮陈文英照片的那盏灯熄灭，照片也由彩色变成黑白。“工作中难过的时候，就是得知幸存者去世的消息。”李雪晴说道。
▲近年来，援助协会工作人员在春节慰问陈文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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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黑白影像里看到的南京城堆满尸体的街道，这在84年前，对12岁的陈文英来说，是“脚底下走过的场景”。
1937年的冬天，日军攻占南京。她躲进了金陵大学。6周的屠杀后，家倒了，死去的三姐躺在地上。
那成了她心口的一道疤，总是想起，疼得直哭。2021年4月10日下午，陈文英去世，享年96岁，是今年去世的第四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20天后，又有一名幸存者去世。截至目前，经“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认证的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剩67位。
永远18岁的三姐
九十多岁的时候，陈文英还在怀念她的三姐。
“我到现在仍然想她，别人我不想，我就想她，小时候她对我最好，最心疼我。”92岁那年接受采访时，陈文英回忆起三姐仍会颤颤巍巍地流眼泪。
“她初中毕业，在剪子巷乌尔堂（音译）里面当医生，当小儿科医生，一个月挣两个钱，给我买各式各样的衣裳。睡觉时（三姐）看我手指甲长，给我剪指甲；她自己睡一点点（空间），让我睡中间，害怕我跌下来。她每天早上给我五个铜板，对我好得不得了，真对我好得不得了，我妈妈我爸爸也没这样子对我。”
陈文英的记忆里，三姐一向讲究又体面，指甲总是修剪得整齐。
直到1937年12月，日军攻进南京，三姐的生命定格在了18岁。“多漂亮的姑娘，多好的姑娘，就给他（日军）糟蹋了，好好的一个人就没有了，就搞没有了。可怜，真是，人家讲她身上连一件布衫都不给她穿，连鞋子什么都没得，可怜死了。”
比起三姐，她是幸运的。那年，12岁的陈文英躲进了金陵大学——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金陵大学设立了最大的难民收容所，收容难民最多时达3万人。“我们躲进金陵大学，那里人很多，我们就睡在地上。有的人手上有老茧、头上有帽箍印子就被日本兵带走，妇女也被抓走。”
她逃过一劫，但心口烙了一道疤——从金陵大学出来，遍地是尸体和流淌的血，三姐躺在土地上。“我们快过年时才回家，街上尸体很多，在新路口，有个大广场，码了很多尸体，像柴堆一样，有好多堆。后来我从难民区回家后，曾去雨花门弄菜，看到尸体被狗猫啃，脸上不像样子。”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陈文英留下了自己的证词。
再后来，被抓差的三姐夫回了家，夜里偷着将三姐尸体埋在地洞里。陈文英家里的三间瓦房被日本兵烧毁，父亲放弃了原本织缎子的生计，改卖小孩玩具，生活很苦。
曾经的陈文英也是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姑娘，爱跳舞，也爱唱“小燕子”。那之后，她一双巧手摸上缝纫机，做针线活，也在厂里做纸箱、糊纸盒。
三十年过去了，五十年过去了，八十年过去了。老伴儿去世了，长子也去世了，她换了住处，但那道疤仍疼得她哭。
▲陈文英生前照片。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方微博
像三姐一样爱干净的老太太
陈文英像三姐一样爱干净。
“她身上一点儿味儿都没有，九十多岁的时候，还每天洗澡、洗头，特别讲究的一个老太太。”长孙女张宇静记得，奶奶有一把粉色塑料边的旧镜子，背面印着图案，陈文英对着已经裂开的镜面，用一把木梳子，梳几把灰白的短发。洗完脸后，拧开“雅霜”的绿盖子，手指蘸一点点，涂在脸上。
“家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虽然不是很大，家具也老了、旧了，但奶奶特别爱收拾，柜子里那些衣服都收拾得整整齐齐。”
张宇静的记忆里，奶奶从不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偏爱深色、方便穿脱的开衫，“她不穿那些鲜艳颜色的衣裳，给她买那样的衣裳她都不穿。”衣服破了，补上布丁再穿，但是一定洗得干干净净。
陈文英认真过自己的日子。没事哼哼小曲、嗑个瓜子儿，再含一颗老上海的话梅糖，还总馋小笼包和红烧肉。以前的家里有个后院，被陈文英种满了花花草草，老伴儿在的时候，两人一起养着一只小猫。
80多岁的时候，她能一个人从新街口走到汉中路，一公里多。哪怕最后两年，腿脚不利索了，陈文英还总想让孙女带她去看看，城南剪子巷那个她原来居住过的地方。
“每次我们去看她，她总是有一种渴望的眼神，就是希望儿女能在她身边的时间多一点。我们到那，她就拉着手不放，每次都叮嘱我们，没事多去陪陪她。”张宇静说，手机通讯录里，陈文英把儿孙的号码都设置成了方便拨出的短号，孤独的时候，能聊聊天。
▲陈文英和长孙女张宇静合影。受访者供图
又一盏灯灭了
“时常有幸存者打电话或者来纪念馆和我聊天拉家常，就像家人一样。我能有机会为幸存者服务是件很幸福的事情。”李雪晴告诉新京报记者。
她是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该协会于2004年成立，以“关注战争受害者，援助历史见证人”为宗旨，为幸存者报销医药费、发放生活补贴及节日慰问金、提供健康呵护服务、组织活动等工作都由他们负责。
李雪晴从事这项工作近9年，多年的相处、服务，让她把这些曾经素不相识的老人当成了自己的爷爷奶奶。她的微信好友列表里，基本都是幸存者家属。
近年来，陈文英身体不好，李雪晴和同事时常给家属打电话或发微信，“随时了解奶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状况。”每逢节日、纪念日，她组织人员上门慰问陈老的同时，还组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健康呵护服务队”的医护人员上门为陈老提供健康呵护服务。
每到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陈文英都会在家看电视新闻。她不理解，“难道他们（日军）没有亲人、没有妻儿吗？为什么这么残忍，为什么要杀无辜的百姓？”偶尔去纪念馆，看到影像资料上的日本兵，陈文英气愤；有记者采访她，触到记忆里的伤口，陈文英又难过；和长孙女张宇静聊起往事和岁月，她“眼泪就哗哗直掉”。
最近几年，看完新闻，陈文英总觉得，三姐就在窗户边走来走去。家人劝她不要乱想，她只说，“三姐在叫我一块过去呢。”
4月10日下午，96岁的陈文英离世。纪念馆为她举行了线上“熄灯”仪式，点亮陈文英照片的那盏灯熄灭，照片也由彩色变成黑白。“工作中难过的时候，就是得知幸存者去世的消息。”李雪晴说道。
截至目前，2021年以来，共有五位幸存者离世。一盏接一盏的灯，灭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面挂满幸存者照片的墙上，只有67盏灯仍在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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