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虽然欧盟与美国都采取多层次中国战略，但是美国的原则是：中国越在各种政策包括人权政策上违背基本的普世价值，美国就越要堵住对可能帮助中国军事和高精尖技术强大的各条渠道。而欧盟的多层次战略则没有这样的十分明确的思维。
欧盟在制裁前的考量是基于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欧盟在拜登政府的联络下，确实也想重新协助美国恢复以前那样的全球民主联盟。这样，就产生了三月的一个协调好的对华制裁行动。
其次， 欧盟只打算将通过此制裁传送给中方一个信息，即人权是无国界的。但欧盟并不想因此事而影响其他本已设计好的议程的进行，譬如中欧投资协议的审核批准。 所以，欧盟仅仅是对中国新疆地区的四个官员、一个安全机构进行了制裁，有意避开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总体来说，欧盟此举，根本上是象征性的，是想让中国适应一下的欧盟的三个层次中国政策。
应该说，欧盟在第二次成员国扩大之后，很少在中国问题上有“一个一致的声音”。而这次，按官方说法，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对中国进行制裁，也算难得。然而，即便这样，匈牙利外长在事后便公开抨击欧盟，中国的官方当然最喜欢看这种好戏了。
令欧盟吃惊的是中方在这次反制裁中，采取了“你打我一拳，我回你三拳”的做法。不仅制裁了欧洲议员以及成员国的议员，同时也制裁了欧洲的机构本身。甚至还把欧洲的研究机构以及学者也被拿来做“祭品”。
习近平的考量
以习近平为领导的中国政府如此双倍“反击“的动机，不仅是出于政治的，同时也是对经济各方面的考量。
首先， 习近平与在新疆当党委书记的陈全国的关系不一般。后者是在习的委托下，处理新疆的“三种势力”问题的。中央对此大力拨款支持 （中央财政每年对新疆转移支付近4000亿元，全国19个省市每年投入援疆资金150多亿元）。陈全国自2016年 从西藏调到新疆当一把手后，自称把新疆变成了“中国最成功的人权故事之一”（陈全国语），并正准备向全国推广。正由于他“治疆有功”，陈全国成了习的重要亲信，2017年10月25日，在十九大上，陈全国进入权力核心圈，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明年二十大他晋升政治局常委也可谓十拿九稳。而欧盟如此制裁，把新疆的实验看成是严重违反人权的罪行，在习的眼里就等于否定他一手扶起来的杰作，这当然激怒了这位最高领袖。
习被激怒另一个原因是，习在去年年底还在欢呼跟欧盟签订了“欧中投资协议”——这被中方看成是一个欧盟在中国的“引导下”，跟美国脱轨的亲华之举。 当然，中方为此也咬了咬牙，做出了让步。习近平当然无法理解欧盟的多层次的中国战略。相反，习坚信，欧盟太需要像中国那么大的市场，至于疫情更强化了许多企业对中国的依赖。中方的逻辑是，既然你们的企业有求与我，那欧盟肯定会采取亲华的政策。而正是按照这种思维来宣传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成功的。而当今的欧洲的制裁等于给习在党内下不了台阶。 “既然你开始砸了，我砸的就比你更厉害”。
中国反制裁的余音
那么，中国在对欧盟“双倍制裁”时，肯定考虑过经济后果这些事，比如说，反制裁很可能会使历经七年艰难谈判的《欧中投资协议》前景未卜。但中方的观察是：德国等工业国实际上比中国还着急将《欧中投资协议》早日通过。须知，该协议规定，就是一旦协议通过，外国企业在中国就可以脱离合资企业的魔圈，自己控股和以独资企业存在。在上海的大众汽车厂表示，如果投资协议能够获得迅速批准，大众可能会拿出数十亿欧元在上海新建一座电动汽车工厂，该工厂将与特斯拉在上海的基地相媲美。而另一方面， 那些原来跟大众、宝马、奔驰合资的中方企业，正苦苦说服中国政府保持现状或给它们一个缓冲期，因为正是依靠着合资才能在市场上仗有优势，才能不断汲取对方的技术。 而现在，如果该协议批准程序一旦耽搁，且不正中华企的下怀？
当然，习近平的加倍制裁的重要原因还是在于认定西方国家在走下坡路，而中国则在不久的将来就是世界第一。这种傲慢最明显地体现在所谓战狼外交的升级版。而这种升级是在去年还没有出现的。如果说，去年的战狼外交仅仅是在意识形态的表层的话，那么现在的战狼外交就涉及到在意识形态的内核。所谓表层化，只是舆论上铺天盖地攻击，而并没有改变中国以外的外部环境的企图，如果是，那也大多局限在对海外的中文印刷媒体的影响。 而内核型的意识形态的进攻，就更涉及到对西方国家的学界、法律界的干涉，以至于产生一种对有关人士的威吓以及直接专业运行的破坏作用。 对德国的中国问题的智库Merics便是如此。在英国埃塞克斯园大律师事务所（Essex Court Chambers），由于中方的制裁，导致多人辞职，对该事务所沉重打击。中国发出的信号是明确的：如果你要在你们自己国家做学问、开法律事务所，不得与中国的利益有冲突，多样化、言论自由原则在这里行不通。 否则，后果严重。
这种意识形态内核型的攻击，在中方向欧盟制裁后，也扩展到经济领域。 比如说抵制H&M。这次举国上下的抵制运动，与以前的抵制日本货韩国电器或者家乐福不同，因为抵制它们就是缩小或者取缔它们在中国国内的市场。 而H&M以及Nike等品牌，一部分市场在国内，但也有相当量的产品是销往西方消费者那里。“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也正是在这里起着一个所谓道德标准的作用。为了制造与拥有二千多企业作为会员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不同的标准，中国自己成立了一个名叫”未来棉花“的协会，准备与之对抗。
中国在反制裁后的抵制H&M等一系列运动导致了两种现象出现：一是所谓的在中国外企的“一国两制”，即在中国保持低调，并定期向北京鞠躬礼拜。像“良好棉花发展协会”的网站，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删走了去年的新疆有“强迫劳动”的报道和抵制新疆棉花的声明。尽管其总部依然以其的社会责任性来处理事务。但这种作法在中国是否能持久，是个大问号。 二是本来外部市场的地位重于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在目睹那些抵制H&M的事件后，使它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对中国商业环境，不得不考虑转移产业链的问题。事实上，许多西方企业就因此而推迟了在中国的扩张计划。并已有少数企业正为此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
寻找“体面的降温办法”
应该说，欧盟和中国的相互制裁，已经造成很大的创伤。双方发出的制裁的炮弹，收回已经不可能。双方只能由时间来治愈这个伤口了。由于双方都需要各方，但必须寻找一个体面的出路，而欧盟并不想放弃多层次的中国政策。而实际发展又是如何？
四月七日默克尔与习近平在制裁两个礼拜后通了电话。德国看来也许能在“寻找体面的出路”中起相当的作用。 因为中国给予德国特别是默克尔的莫大的希望。在中国政治精英看来，德法的反美心态早已形成态势，而中国不想正面与欧盟寻找突破，因为习近平并不以为欧盟是成熟的机构。 正因如此， 习让默克尔传达的信息是：在中欧关系面临“各种挑战”之际，希望欧盟能够“独立”做出正确判断。因为习固执地认为是欧盟“顺从”了美国的“干扰”，从而参与了这次制裁集体行动。
自然，电话沟通本身说明了双方显然是希望中欧关系不要继续恶化，但是否真的如此发展，还得看各方面的条件是否存在。换言之，习也许可以跟欧盟交恶，但绝对不能失去德国，德国则是中国在西方世界里没几个能够在技术转移上作重要贡献的国家之一。而对后者来说，中国已是连续5年德国全球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德之间究竟在治理创伤方面能做什么，这还得等到于4月下旬举行的中德政府级磋商会后才能见晓。2011年开始的德中政府级磋商已举行了5轮，但愿这次不是老生常谈。 而中德双方期待的明年中德建交50年的纪念，更能看出默克尔的接班人将如何处理中德关系。
实际上，中国悄悄地也在做努力，缓和气氛。李克强在抵制浪潮期间访问那些H&M、Adidas， Nike供应链的企业，就是这个目的。但中方努力的目的只是要稳住在中国的外国资本，而不在乎欧盟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说了什么。
与此同时，法国也在创造条件，缓和气氛。并在气候变化合作方面给习近平一个面子：4月15日中方宣布，应法国总统马克龙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16日在北京，出席中法德领导人气候视频峰会。马克龙此一做法，一方面体现欧盟的多层次中国政策，另一方面，通过其微妙的时间安排，即刻意地抢在美国之前，与中国先展开一个气候合作的会谈。体现了法国和德国还是“善待“的，从而满足了中方领导人的虚荣心。而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于4月14日抵达上海，与中方会面。他此次中国之行，是为美国总统拜登4月22-23日在美国举行“气候视讯峰会”做准备。但美国气候特使在华期间，颇受冷落，跟中国官方对待德法的态度差别很大。可以说，德法此举，对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也许有一定的作用，但这是否真正能促进中国改变其人权的政策，那可是一个大问号了。
新疆人权问题的可能的出路?
即便如此，中欧双方并没有解决双方在人权问题上价值观和实践的分歧，真正要找到体面的出路，必须在新疆问题上有所突破。如上面所说的，习把新疆的实践看成一个成功的作品，而西方则看成一个罪行。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中国允许独立的调查，不管是联合国还是欧盟的。而 这种想法以前也有人提出， 但在一个主权永远高于人权的意识形态框架的国家， 允许完全独立的调查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另外一个比较有可能创造一些双方理解的方法是：欧盟对新疆问题的起源和结果有一个比较中立的表态。即在明确否定任何新疆独立企图、同时也否定迄今为止的任何恐怖活动的前提下，对中国违反人权的现象提出应有的指责和批评。这样，中国的政治精英对此反应也许会缓和些。 要知道，2006-2018年，欧洲发生的几十起伊斯兰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近400人死亡。而在新疆地区1990-2016期间，按官方公布的数字， 共有615人死于所谓的恐怖事件（估计也包括镇压恐怖组织），其中196人是被官方认定的当地的三种势力（分裂、极端、恐怖）。而据非官方的来源， 其死亡的人数可能远超上面的数字。 同时，确实也应该看到一个国家的“融合”，对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都不容易。而中国当局认定的办法就是用镇压、威吓、灌输、监控、物质主义引诱来解决多民族“现代化”的问题。这跟官方对待汉族中的异见者方法没有什么异样。只是少数民族还有一个文化和宗教而被异化的问题。 很难想象，外界的制裁能改变中国当局的思维和做法。 但是欧盟如果更能强调一定的历史背景，强调欧盟同样也是反对恐怖主义的，坚持不用“大屠杀”和“集中营”的类比，同时，也更注重对西方国家本身的人权保护的建设和批评。这样也许能增加一些中西双方理解的基础。当然，即便这样，很难想象会改变中国既定的新疆政策。
欧盟多层面的中国政策在今后的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比较乐观的：
经过多次碰撞摩擦，中国渐渐适应西方国家的多层次战略。欧盟更趋向于美国的把工业政策与人权问题挂钩。这样，中国在原来把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管到境外”的活动有所收敛。 欧洲与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合作顺当。明年内投资协议在德法的推动下得以通过并能实施。 双方特别是欧盟方面或者说特别是德国工业在得到经济上好处后，缓和对中的关系。 尽管这种缓和并不能保证中国在对待西方先进技术方面不偷、不诈。毕竟从理论上来说，对技术产权的保护似乎有了一定的保障。
但长期地来说，欧盟与其他西方大国一样依然在努力地寻找用一个能替代中国的国家（譬如说印度），因为即便中国市场和供应链在短期和中期内很有吸引力，由于政治稳定性问题、人口结构、技术限制的原因，也有不少未知数。 当然，真正实现这个替代过程至少还需15-20年时间 。
欧盟最终将意识到，中国不会放弃政府补助，也不会放弃把国企做大做强的决心。因为这是中国经济政策一个法宝之一。而中国企业特别是国企正期待着，因为欧中投资协定实施可能会有助于它们在今后获得国家的补贴，尤其涉及到一些关键技术领域的投资。最近西方七国发表声明，宣称要采取共同行动，制止（中国）“有害的工业补贴以及其他有碍市场竞争的商业行为”。欧方反对政府补助，但客观上中方有的是办法来辩护和掩盖其政府补助。
第二种可能性是：
中国政治领袖们公开地或者不公开地抵制或藐视欧盟多层次的中国政策。同时，在外交上，坚持把对方“骂个狗血喷头”，舆论上、法律上坚持“管到境外”即“管”到欧盟所在国以及西方公司。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投资协议无法得到批准。于是乎，中国便自己跟西方公司直接达成协议，以各种“优惠方式”让他们留在中国，同时，也借此来讥讽欧盟的无能。与此同时，在中美政治对立、技术脱钩的情况下，欧洲公司不得不在两种标准、两种市场、两套供应链间做选择，并对中方的技术需求作出妥协。
由于中国的积极的分化政策，欧盟在处理中国问题上的权威将被边缘化。迄今为止，中国对欧盟的蚕食政策已经让欧盟领导尝到足够的辛酸苦辣。从2013年开始，中国在欧盟14个港口买下股份。欧盟的预备成员黑山共和国（Montenegro）则为偿还中国债务喘不过气来。 意大利在2019年与习近平签署加入一带一路协定，这是唯一一个七国集团国家认可了一带一路。塞尔维亚、匈牙利则成了北京的坚定支持者。而中国这种蚕食策略在今后几年可能迅速加剧。尤其是在欧盟国家里没有像默克尔这样一个“中国友好人士”、同时也是欧盟政治圈内的权威人士存在的情况下，中欧的关系最后只剩下中国与欧洲企业以及中国与欧洲成员国的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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