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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仓健不仅是个人 更是种风范 是一个时代‏

我有一些固执的喜好,比如喜欢北海道、喜欢风衣、喜欢骑马、喜欢七八十年代的日本小说,还曾费尽周折买过一件尺码过大而根本无法穿的M65(美军的短风衣)。如果要为这一切喜好找个源头,这个源头,应该是高仓健。

高仓健本来不属于我的时代,他是比我大10岁那拨人的偶像。80年代初,《追捕》《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在内地上映时,我尚年幼,中国的时髦男青年,为了模仿《追捕》中的矢村警长和杜丘,戴起大墨镜、穿上风衣、留着精心修剪的鬓角时,我还懵懂。倾慕是成年以后开始的,翻看当年的电影资料,赫然觉察出自己的混沌:竟然任由这样一个形象被淡忘和遗漏。

对我而言,他不是演员,也不是某个具体角色,而是一种形象,这个形象包括了勇气、忠诚、坚毅面孔、沉默寡言的性格,以及荒原上骑马奔逐的身影。

他生于1931年,在煤矿小镇长大。1943年进了高中,参加田径队,那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候,他时常看到美军飞机从低空飞过,距离之近,“连飞行员的脸都看得一清二楚”。6年后,他到东京念大学,加入相扑部,那是一个“绝对的封建等级世界,用斯巴达式教学法灌输礼仪,培植奋斗根性。”

毕业后,就业异常困难,何况他的择业标准是“不能成为大企业带式传送机的一部分”,他回到家乡,又再度逃离,最后于万般无奈之下,加入新艺制片厂。

在《隐秘的羞耻》里,高仓健这样写:“生平第一次上妆那天,眼泪夺眶而出。不知怎的,我像是成了小丑。”那时,在家乡人眼中,演员和乞丐是一个阶层,直到80年代,他母亲还劝他别当演员,回家干点正事。但他简化了自己的动机,把目标设定为赚钱,完成了心理建设,热情投身银幕。

高仓健的魅力,和1960年代密不可分。战后日本崛起,但崛起的时代,也往往是泥沙俱下的时代。60年代后半段,日本又发生被称作“过激季节”的左翼学生运动,整个社会风云激荡,复仇和逃亡,成为日本电影的重要主题。

直到现在,看到那时候的日本电影,或者西村寿行和大薮春彦的小说,还会讶异于那里面有那么多的复仇和逃亡,总有一个硬汉,或者因为深陷大企业的阴谋,或者因为妻女受到凌辱,从此走上天涯路,那种萧然远行的背影,是彼时的固定角色。高仓健扮演的侠客、叛逆者、法外之徒,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青年的偶像,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挣脱了“陈腐的戏剧观”,开始用一种无表情的表情面对观众。

他的魅力在这个时候慢慢成型。早年的他,脸部线条过于柔软。30岁以后,那个我们熟悉的高仓健渐渐长成,从一堆冗余无用的影像中脱身,借助那些逃亡奔逐的故事,锤炼出坚毅的形象,成为东方男性气概的符号。

影人村松友视曾回忆那个时代,电影院的屋檐下常有人躲雨,因为伞不算便宜,躲雨的男人互相借火,因为打火机也不便宜。这种场景,既冷淡疏离,又质朴从容,“那句由一生与高级装饰品无缘的男人口中说出的‘能借个火吗?’的对白,大放罗曼蒂克的芳香。”而俯瞰这一切的,是高仓健主演电影的海报。

出演了那么多孤独硬汉角色的高仓健,更是和角色的人格牢牢嵌在一起。导演山田洋次,用孤高形容高仓健,“他身边总是清清爽爽,不让捧场者接近。”丸山健二则赞美他的沉静,认为他是“根据需要做必要动作的男人”,消除了一切冗余繁复的东西,而且在银幕上下都是如此。

所以,《追捕》会有那样一个开头,熙熙攘攘的东京街头,人们忙碌奔走,显得那样苍茫,杜丘的歌声就在人群之上响起,他的出逃,也把我们的视野从嘈杂的东京带到了北方的旷野,他对强大力量的冒犯,将自己置身于孤独的境地,也让我们领略到孤独之美。

孤独,不只意味着减少了人际浓度,还意味着减少了人和人之间的模仿、塑造,让人少了成为类型人的可能,所谓个性,才能得到呈现,这是高仓健让我至今倾慕的原因,他代表了一种今天已经稀有的风范——孤独的风范,象征了一种清寒时代才被珍视的价值——孤独的价值。他的传记,也叫《孤雁行》。而今,“长安城里的一切已经结束,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

唐人街精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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