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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我爱台湾 爱上这片让我无比痛恨的土地‏

对大陆的八〇后、九〇后,我想说,追求个人的欢乐很好,最壮烈的革命、最伟大的理想,不就是为了让最普通的人得到最寻常的欢乐吗?但是任何一个欢乐派对结束后,总得有几个不醉的人把朋友一个一个送回家。开车的人,决定方向,总得清醒。社会永远需要清醒的人。

——《追求自由和尊严的路上,过程就是目的》

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今晚的言词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我们的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我的台湾意识》

三十年中,台湾的执政党和在野党已经换了几回;有的政治犯竟做了领袖,有的领袖竟进了牢房。庄严的变成嘲讽,琐碎的突然伟大,真诚可能叫做懦弱,虚伪可能叫做务实。每一个文本中简单的细节,都需要十倍的注脚。

——《历史的眼神》

回想台湾自八〇年代走过的路,我觉得不是民主错了,而是知识分子,包括我自己,对于民主的认知理解太浪漫太简单,有一种期待错置。我们都把民主当成一个现成的果实,以为摘下来就能尝到甜美,没想到是酸的。我们应该在更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民主是一个过程,一个不断摔跤再站起来的过程。

——《民主和爱一样,就在屎尿中》

八〇年代,我从台北走到北京,再从莫斯科走到东柏林的大街上,秋色萧萧,已是年代末了。……

那是一个最坏也最好的时代、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因为黑暗,所以人们充满了追求光明的力气和反抗黑暗的激情,而且黑白分明,奋斗的目标多么明确。力气、激情、目标明确——八〇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起云涌的时代。只有在得到“光明”之后,在“光明”中面对个人自我的黑暗,发现那黑暗更深不可测,我们才进入了疑虑不安的九〇年代,世纪之末。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许多事实表明: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八〇年代这样走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色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我拒绝活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

——《生气,没有用吗?》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难局》

令我忧心不已的是,这些“不敢”、“泪眼汪汪”、“没有意见”、“不知道”的大学生,出了学校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公民?什么样的社会中坚?能明辨是非吗?他敢“生气”吗?他会为自己争取权利吗?他知道什么叫社会良知、道德勇气吗?

——《幼稚园大学》

在民智大开、教育普及的今日台湾,封锁消息、控制言论的做法不但达不到安定稳定的目的,而且正收到恶劣的反效果。

“闹事”一文的主旨甚至不在于批评我们的学生,而在于提醒成人——像您这样的成人——不要以“安定”的大帽子因噎废食地去压制下一代革新、创新、独立思考的自然生机。

——《容忍我的火把》

我们的上一代,受战乱和贫穷之苦,期望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我们这一代温饱安定了,但是受威权统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没有恐惧、没有控制的自由环境中成长。

——《新的“野火”,从哪里开始?》

唐人街精选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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